荐书：栾丰实：《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动物考古研究》序

有意识地收集考古遗址各种堆积中的动物骨骼，并对其进行种属鉴定、数量统计、具体分析和综合研究，是动物考古学的基本内容。收集动物骨骼的行为在考古学中产生较早，特别是在年代较早的旧石器时代，通过动物骨骼不仅可以了解古人类社会经济基本构成的狩猎和捕捞活动，而且在没有研究出测定地质时期绝对年代的自然科学方法之前，动物群的组合变化和绝灭种属、现生种属的所占比例，还是判定遗址相对年代和划分地层的重要依据。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定居聚落的出现和普及，由驯养动物逐渐形成的家畜饲养业，是构成农业经济的两大重要支柱之一。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历史时期。同时在很长的时期之内，狩猎和捕捞作业仍然是人类生业经济的重要来源。

动物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营养充足的肉食和奶制品等食物，它们的皮毛、骨角牙壳还可以用来制作衣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等，从而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同时，因为动物的分布区域和生存方式受制于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等环境因素，反过来，动物遗存又是研究人类不同时期生存环境不可或缺的资料。

基于上述，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初期就开始注意动物类遗存的收集和鉴定。例如：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过程中采集的动物骨骼，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1934年）中，虽然所用的篇幅不长，但是特地将出土动物骨骼单独辟为一章（第七章）予以公布。大体同时（1936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德日进，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哺乳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分析和研究，并根据动物的来源将殷墟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区分为本地野生、家畜和外地搬迁而来等三组。

20世纪50年代，影响深远并经过大面积发掘的陕西西安半坡和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也发现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半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由李有恒和韩德芬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在鉴定分类的基础上，将半坡的动物骨骼分为驯养及可能是驯养动物、狩猎获取动物、可能是较晚时期侵入动物等三大类别，并据此探讨了半坡时期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家畜饲养等问题。这一研究作为附录置于《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的报告之后，开把相关遗存的鉴定、分析和研究等内容以附录的形式置于考古发掘报告正文之后的先河。

此后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虽然多数也注意到各类动物遗存的收集，但总体上因为其与当时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关联度不大，各种动物遗存的收集手段和重视程度都明显不足，效果也不甚理想。除了个别遗址，绝大多数似乎仍然延续了考古学诞生以来的做法和水平。这一时期出版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基本上是采用附录的形式，将动物类遗存与其他相关内容，如人体骨骼、玉石器原料、植物类遗存以及其他特殊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报告等，一起置于考古发掘报告的正文之后，如《大汶口》（1974年）、《临潼姜寨》（1988年）、《淅川下王岗》（1989年）、《兖州西吴寺》（1990年）、《山东王因》（2000年）、《蒙城尉迟寺》（2001年）等。

1980年代，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国外研习考古学的部分访问和留学学者归来之后，将西方考古学界关于动物考古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带回了中国。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祁国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在这一时期分别结合国外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先后系统阐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和具体方法，并选择个别遗址(如姜寨)进行了个案研究，对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1990年代中期至新旧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在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主要地区基本建立起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文化发展谱系，从而促使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史向古代社会转移；另一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考古工作管理办法》于1991年的发布实施，在中国的遗址上开展中外合作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国外考古学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被引入到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中，如围绕古代社会研究开展的聚落考古，以及为获取更多研究古代社会的信息和资料而开展的多学科合作研究等。在对这些外来因素的理解、消化、改造和不断创新并使之适应中国考古学实际的过程之中，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学术之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新的形势之下，作为多学科合作研究重要内容之一的动物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的理念、方法、田野和实验室操作技术迅速与国际接轨，并获取许多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于1995年冬开始，在以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地区，合作开展了长时期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聚落考古研究工作。1998～2001年，在前四年系统调查的基础上，联合考古队选择该地区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两城镇遗址进行重点发掘。为期三年的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从发掘前的课题设计，发掘中的多学科采样、记录，到实验室的鉴定、检测、统计和分析，全面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实践。这一发掘工作不仅获取了大量过去未曾发现的新资料，而且对于不同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如何在考古学研究的完整流程中予以实施和操作，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考古学实际的操作程序。

随后，多学科合作研究工作在海岱地区得到积极响应。最近十几年以来，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多数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无论是主动性发掘，还是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工作，多通过筛选和水洗等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开始主动地收集动物、植物、人类骨骼以及石骨器制作等手工业废料等遗存，并从点到面、由浅及深地开展系统的后续检测、分析和研究，逐渐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资料。

为了适应中国考古学研究转型这一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转型之后极大地增加了考古工作的容量，客观上要求有更多的不同学科专业人员加入考古研究的队伍中来。于是， 2002年我们正式组建成立了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按中心之发展规划，第一步先设立了动物、植物、陶器和玉石器等四个考古实验室。宋艳波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应聘到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并主持动物考古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从而使山东大学的动物考古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也逐渐走向正规。

在动物遗存的研究方面，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即初期多是对一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种属鉴定、最小个体数统计、各类动物比例的统计分析等，逐渐上升到与生业关系密切的家畜饲养和狩猎活动、人类的肉食来源以及环境变迁等，甚至某一类动物研究如家猪的驯养和某一时期动物遗存的综合研究等。随着出土资料的积累和关于动物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跨度内，动物对人类的影响和人类对动物遗存的利用及区域差异和演变过程，便逐渐提上了考古研究工作的日程。

地处黄河和淮河下游的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特征、文化的源流关系、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等考古学基础研究开展得相对较为充分，各时期考古遗存的分期和年代清晰而明确。十几年来，宋艳波亲自收集、鉴定、统计和分析了海岱地区绝大多数遗址发掘出土的不同时期的动物遗存资料，在这一基础上，她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遗存。研究的中心是动物遗存所反映的海岱地区史前社会。

主要内容包括各时期动物群反映的古环境变迁、以家猪为主的六畜的出现和利用、动物资源的利用及其反映的生业经济等方面，探讨自后李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动物资源利用模式的发展演变以及特殊动物埋藏所反映的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等，认为海岱地区先民动物资源利用及生业经济选择方面的重大变化发生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而精神文化现象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可能要晚至龙山文化时期。此外，在整体上分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五个大的时期进行纵向演变分析的基础上，还对海岱地区内部不同区域动物群所反映的古环境进行了空间差异的比较和探讨，从而对不同时期人类的聚落选址和生业经济活动有了更为立体的了解和认识。

宋艳波在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工作的近二十年中，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上进心和责任感，学术目标明确，并能坚持不懈。她学习勤奋努力，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关于动物考古的文献资料，了解和掌握了国外动物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新的发展趋势，奠定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她对工作兢兢业业，较早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个人田野考古领队资质，担负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堂教学任务，多次作为领队和辅导老师指导考古专业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她的研究工作认真扎实，精益求精，从普通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分类、鉴定和统计分析做起，脚步遍及海岱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归纳出对考古学文化甚至更大区域和更长时段动物遗存的分布和演变规律，并上升到社会层面进行探索和研究。

基于上述，我愿意向业内同行推荐宋艳波精心撰写的这一研究成果。

栾丰实

202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