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饕餮纹鼻形是用来强调饕餮神与天皇的连接

【编者按】本文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页107-113.，原文中有较多甲金文字因技术原因无法贴出，有兴趣者请直接看原文。

观察饕餮纹的结构，我们可注意到两条夔纹之间突显出来的鼻形。因此，笔者乃参考古代文明与鼻形相关的信仰，推论如下。

（1）甲骨文以鼻为象形意义的“自”字

甲骨文中鼻的象形字乃是“自”字。在甲骨文中“自”字的意思范围如下：

甲、鼻：

贞：有疾自，隹（唯）有蛇？

贞：有疾自，不隹（唯）有蛇？ 《合集》11506[1]

《说文解字•自部•自》言：“自，鼻也，象鼻形。”[2]表达“鼻”为“自”字的本义。

乙、自从：

壬寅卜，贞：兴方以羌用，自上甲至下乙？《合集》270

贞:〔兴〕方以羌自上甲用至下乙？

 ……用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271

贞:勿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419

辛酉卜，贞：自今五日雨？ 《合集》1086

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以下略］ 《合集》21021

先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用法，如《孟子•公孙丑下》：“自天子达于庶人。”[3]

在商代之后“自从”发展出“缘故”、“由于”等用义，如《易•需》：“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朱熹注：“自，由也。”[4]同时也发展出“始”、“自来”、“自出”、“原本”之义，如《韩非子•心度》：“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松皋圆《韩非子纂闻》云：“谓爱民之道，自此生也自……山曰：‘自，宜作首’。”[5]都是与“自从”相关的涵义。

丙、商王的自我自称：

王自飨？ 《合集》5239、5240、5244－5246、6234、6394、39854

贞：（惟）王自往西？ 《合集》6928

己未卜，争贞：勿隹（唯）王自从望乘呼…… 《合集》7528－7530

……河珏，（惟）王自正？十月 《合集》24951

庚戌，（惟）王自征刀方？ 《合集》33035、33036

乙未卜贞勿隹（唯）王自征 合集39928？

贞：我勿伐合集39928？ 《合集》33928

先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用意，如《诗•小雅•节南山》：“不自为政，卒劳百姓。”[6]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原始社会中，这类独一的自称是与庶民相对的，仅限于表达“王的自我”，不具神权身份者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代名词。唯有神圣权力的国王才是独一的“自我”，而且被视为天王的体现。[7]

既然，在“自”字的意义中，鼻子系该字象形义所反映的本义，所以“自从”、“自来”、“缘故”、“原始”与王的“自我”都是衍生出来的涵义。据此可以推论，王“自我”的本义出于鼻子的形象，并含有“本始”之义。以笔者浅见，“自”字的这种意义表达了颇为关键的文化观点。呼吸，是表示人活着的重要生物性指标，故呼吸器官自然被当作人活着的标志：生命实始自呼吸。正因为如此，故古人一方面以鼻指出王的自我，另一方面又将鼻子视为一切事物的开始。从后世的用意来看，“自然”观念或许也源自古代“自”的概念。“自然”观念与“天然”有异，表达了非从天而来，而是从自己而来，以自己呼吸的元气体现由我亲自呼吸的生活。

不过，回到商代，“自”的涵义不仅表达这类生物概念或者呼气观。对古人而言，“自”并非指所有生物的自我，而是唯一之天子的自我。因此，古代“皇”字就是从“自”。《说文解字•王部•皇》言：“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8]

仔细参照甲骨文的“”、“”字形，可见有两个明显的鼻孔；至于上面三竖画的意义何在，将于下文再论。

（2）文化信仰中“自”与天皇观念的结合

观察古代礼器形状，可以发现，河姆渡、良渚、石家河龙山礼器上常见三叉形的上盖，如河姆渡陶钵上的刻纹（图九四：1）[9]、良渚墓葬中放在头部玉器的典型形状（图九四：3）、良渚璧和琮上的符号（图九四：2）[10]、石家河虎面饰[11]和龙山玉圭刻纹[12]（图九四：4—7）等。基本上，笔者赞成冯时先生的意见，这些三叉形的上盖应为天盖的象征。[13]然而，上述几个例子的时代文化属性与商周不同，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商代观念。可是在商周礼器上，也常见有类似的上盖，且其正好与鼻形结合（比较图九四：7—9）。或许可以思考为，上盖符号从新石器时代起便存在于长江流域文化中，它表达与天上的关系，如收纳天上的神祕精华、旨命、恩惠等，这种思想奠基了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并影响到后期商周文明的精神文化[14]；而从商周时期，再经过千余年的演化，继续见于汉代神祕造型中，如马王堆帛画双龙上的天盖形状亦如此（圖六五）。在这一大文化脉络中，商文明提出了独特的观念：把天盖与生物吸收天之气的呼吸器官作连接。

鼻形与天盖形状的结合，恰好符合“自”字的结构。商代玉质兽面除了两个角之外，中间也常有某种竖形，如殷墟墓葬出土兽面形饰（图九五：1－3）[15]。妇好墓出土的玉匙上蝉纹便有此种构图，其中间有鼻嘴，往上有抽象的两翼与中尾，此一结构，似石家河玉刻构图，又像甲骨文的“”或金文的“”（自）字形（图九五：4）[16]。这种结构与良渚的典型玉器颇为相似（图九四：10）[17]。江汉地区青铜早期石家河玉器中有这种形状，并且其传播的范围甚广，如青铜早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22墓，也出土了石家河类型的兽面玉饰（图九四：6）[18]。这种种现象表示，在当时的长江流域，前商文化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长江文化体系与殷商的天盖形状，或许有某种文化交流及传承关系，使“天盖”成为古代通用的观念。

其实，殷商人对“自”形的崇拜，以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最明显。由上所列的青铜器纹饰可见，饕餮构图的中心都有凸形的鼻子，在两条夔龙间形成大鼻状，并常以扉棱作为强调（图九四：8）。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收藏的亞丑方彝的彝盖耳上的符号（图九六：1）。此处通常有龙首纹或明纹（明纹的定义，详见下编第三章），但亞丑方彝盖耳上却以“自”字形符号（）来代替。且此符号刻在礼器最高的地方，以表达其崇高的意义。在其他商周时期的器盖耳上，亦常见龙鼻的造型，如山西出土西周早期的方彝盖（图九六：2）等。

直至东周时期，仍可见双龙与大鼻形的构图。如曾侯乙铜镬鼎饰带，即为典型的双龙饕餮构图，在双龙间有独立的鼻形令牌形状，鼻下两个圆圈应是象征鼻孔，全图符合殷商时的饕餮鼻形（图九四：9）[19]。殷商时期的饕餮结构也常见有独立于夔龙外的鼻形（如参图五七；六三；七六：2；八二；八五；八八；八九：2；九二；九三：2；百零六：1；百四二；百四五：1；百四六；百六二；皕十七：2；皕卅三：4等）。

对照“自”的字形、字义以及礼器构图，笔者推论“”（、、、、、、）为呼吸器官的形状，加上天盖之类的象征，表达源头的概念。古代的“皇”字形可以补证此一观点。殷商皇爵铭文的“皇”字作“”[20]，与饕餮纹的大鼻形状颇为相似；西周早期尊作“”[21]结构相同。另有殷商时期的皇鬲作“”[22]；皇戈卣及皇戈尊作“”[23]；亞皇卣作“”[24]、皇戈及皇钺作“”[25]，为从五竖异体字。信阳罗山天湖商周墓里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铭文上有“”字，应也读为“皇”的意思，如十二号墓铜爵铭文为“皇己”；八号墓铜爵铭文为“辛皇”，而铜觚铭文为“乙皇”；六号墓铜鼎铭文为“皇父乙”；二十八号墓一件铜鼎铭文为“父辛皇”（图九六：3），而另两件鼎和爵只有“皇”一个字。[26]

西周早期作册大方鼎[27]、小臣鼎[28]、史兽鼎[29]、召器[30]、皇鼎[31]皆作“”；耳侯簋作“”[32]；伯簋作“”[33]；作册令簋作“”[34]。此外西周早中期的鼎作“”[35]；农簋作“”[36]。西周中晚期多数铭文作“”字形。春秋早期秦公簋作“”[37]；春秋晚期齐鲍氏孙□钟作“”[38]；徐王义楚觯等铭文作“”[39]。战国早期齐陈曼簠[40]、陈侯因錞皆作“”。说文》小篆的“”形从“自”，亦反映了将“自”与“皇”字联系的概念。

上述分析启发我们，像鼻形的“自”字不仅用以表达天子的自我，也涉及皇天的源头，所以在礼器上的饕餮纹鼻形可能用来强调饕餮神与天皇的连接。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后引简作《合集》）。

[2]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136。

[3]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页193。

[4]参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页1366。

[5]参战国韩‧韩非著、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页813－814。

[6]竹添光鸿（日）撰，《毛诗会笺》，册六，卷十二，页五－六。

[7]细参陈炜湛，《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陈炜湛著：《甲骨文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77－82；郭静云，《论中西古代个人像艺术及其观念》，《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页275－280。

[8]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9下－10上。

[9]河姆渡遗址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10]良渚址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11]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79－80，图51；页94，图62。

[12]据台北故宫收藏，参邓淑苹，《再论神祖面纹玉器》，页49，图6.2:7；页46，图6.1:8。

[13]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4]关于天盖思想的起源、演进与文化内涵，涉及一个庞大的主题，此处受主题和篇幅限制，笔者拟日后另以专文论述。

[15]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博物馆，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出土玉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36、37；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页153，图七九。

[16]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页142，图五一。

[17]所谓“叉形器”，以笔者浅件应名为“翼形器”，是奠基钱塘江、长江下游深入传统的形状，盖形状的意思，笔者拟另文专门探讨。

[18]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硏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彩图IIM22:135；宋建忠，《龙现中国：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61、99。

[19]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据笔者自摄照片。

[20]《集成》器号7732，现藏于河南新乡市博物馆。

[21]《集成》器号5908，现藏于北京故宫。

[22]《集成》器号443，藏处不明。

[23]《集成》器号4869、5582，藏处不明。

[24]《集成》器号5100，江西遂川县泉江镇洪门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遂川县博物馆。

[25]《集成》器号10670，河南安阳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集成》器号11724，现藏于北京故宫。

[26]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欧潭生，《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页173，图二二：1－16、20。

[27]《集成》器号2758－2761，河南洛阳市邙山马坡出土，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博物馆、台北故宫、美国诺褔克赫美地基金会（汇编）。

[28]《集成》器号2581，现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

[29]《集成》器号2778，现藏于台北故宫。

[30]《集成》器号10360，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1]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参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保利藏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页55－56。

[32]《集成》器号3826，藏处不明。

[33]《集成》器号4073，藏处不明。

[34]《集成》器号4300－4301，河南洛阳西工区邙山镇马坡村出土，现藏于法国巴黎基美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Paris, France）。

[35]《集成》器号2063，藏处不明。

[36]《集成》器号3575，现藏于台北故宫。

[37]《集成》器号4315，出土甘肃礼县红河乡西垂村王家东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8]《集成》器号142，藏处不明。

[39]《集成》器号6513，清光绪戊子（1888年）出土自江西樟树市义城镇临泉村，现藏于台北故宫。

[40]《集成》器号4595，现藏于台北故宫。

[41]《集成》器号4649，藏处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