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什么是饕餮？

【编者按】本文选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文中个别符号和插图因技术原因无法加入，有兴趣请直接看原文。

商周礼器有另一类著名的纹饰──饕餮纹，实际上正是由一对夔龙组成的神物。

有些学者认为商代饕餮纹是来自青铜早期石家河及龙山文化的神面纹[1]，也有学者认为是良渚文化的遗产[2]。虽然笔者不否认文化交流互补影响的关系，然而连接到良渚的跨越文化的解释，在考古学上显然是有疑问的。饕餮纹起源于江河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中，与良渚的时空范围有一定的距离。良渚文化在地理范围属长江下游，从地域来看，与江河中原相隔很远，中间有高山，生活环境也不同；在时代上，良渚与早商有约五百年的差距；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普遍使用的器物材质，皆不相同。从构图来看，饕餮纹与良渚神面的结构完全不同，简单地说，良渚崇拜神的造型为全身的人形，且手提似双目的圆圈（图八十：2），而商代饕餮则由双龙组成。

饕餮纹起源的地理范围虽然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盘龙城文化传承石家河的关系亦不存疑，但它们却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而且笔者认为，石家河晚期所出现的神面纹并非本地所产生，而应代表鄂西山林族群（或文献所提及的“三苗”）的精神文化。至于虫龙的崇拜和饕餮纹，反而应是平原农耕区信仰的精神所在，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不宜以“传承”概念去讨论。重点是无论怎么看，饕餮纹和石家河神面的图案根本不相似：石家河玉器上的面像，虽然有些夔型的纹饰，但这主要还是某种神人的面像（图八十：1；六九；一三七；二一八；二一九；二二四）；而商代饕餮并无人形，是以双条夔龙组成的（图八一）[3]。这些形象不同的构图实不宜混为一谈。

图八0 1.石家河、盘龙城文化的神面纹（据台北故宫收藏的玉圭）；2.良渚玉器上的刻纹。

如果更进一步讨论两商文化脉络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早商－－包括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礼器的纹饰中，未见人面神的造型。而到了殷商时期，逐步形成了跨文化区域的文明，农耕平原、狩猎山区、战争草原生活方式愈来愈混合，不同文化的形象互补借用，融合了这些不同精神文化的图样也就渐渐产生。直至西周中晚期，除了增加各地文化混合的趋势，另可见信仰观念人格化的过程，夔龙与人形相结合的造型，在出土文物数量上，逐渐增多（图六八；六九：4）；不过大部分出现在玉器上，青铜器的纹饰基本上还是保留无人形的神兽。

图六八 1.西周晚期晋侯M31墓出土的玉璜；2.西周晚期晋侯M113墓出土的玉璜；3.北京故宫收藏西周晚期的玉璜；4.养德堂收藏西周晚期的玉璜。

回到观察商文明的饕餮纹，其形象未含人形，皆以夔龙神兽形象为基础。如张光直先生所称之夔纹，其实是饕餮纹的半段；所以饕餮（或他所称之“兽头连身图”）只是两条夔龙相对立的构图；而他所谓“兽头纹”，也只是简略化的两条夔相对立的构图而已（图八二）[4]。

图八二 据张光直先生夔龙图和兽头图的类型。

最近许多学者放弃“饕餮”一词，而选择用“兽面”作名称[5]。对此笔者有两项反驳意见。其一，“饕餮”一词是先秦人对商周礼器纹饰的名称，虽然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但战国人与商周的传承远比我们接近得多，我们不宜轻视、否定古人的用语。其二，笔者搜集所有的商代铜器资料，确认饕餮纹都是成对的夔龙图案，且在成对的龙构图中，饕餮都是二龙对首、交首和共首的结构。虽然殷周时期饕餮构图的异化相当丰富，其核心还是离不开此结构。

学者们屡屡重新判定饕餮纹的类型，但既然饕餮纹与成对夔龙交首的图案无异，其构图也不外乎低首、仰首、回首等相对构图。

图八一 史语所收藏礼器上的饕餮纹。

最常见的饕餮纹构图是两条夔龙张口低首对立，这也是殷商时期典范的构图，如现在史语所收藏的羊头贯鼻壶形器：低頭2（图八一：R2074）[6]；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上博59鼎鼎（图八三：1）[7]、戈鼎（图百十三）[8]、乳钉纹簋（图八四：1）[9]、圖187字爵：圖187（图八四：3）[10]、从簋（图八五，另参图六三：1－3）；台北故宫收藏的融尊（图八三：2）[11]、铜簋（图七九：4）等等，大多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上。这些饕餮之半身，即相当于礼器上的夔龙，又相当于殷商玉器常见的夔龙造型（图八四：2）[12]。扁足北京故宮鼎號鼎以及其它殷商扁足圆鼎饕餮的半身，则相当于夔形的扁足（图八六）[13]。

图八三 殷商时期的饕餮纹 1.上海博物馆收藏的 鼎；2.台北故宫收藏的融尊。

图八四 1.上海博物馆收藏殷商时期乳钉纹簋的足纹；2.震旦艺术博物馆收藏殷商时期的玉龙；3.上海博物馆收藏殷商时期爵的器纹。

图八五 上海博物馆收藏西周早期的从簋。

图八六 北京故宫收藏殷商时期的扁足 鼎。

在青铜觚上张口低首的成对夔龙，因器形狭窄，有数种变形的狭窄结构，如龙尾下转：豎立1，或以嘴竖立的构图：豎立饕餮，如参侯家庄1400墓铜觚（图八七：3）[14]；亞丑觚、龙纹觚（图八七：1、2）[15]等。

图八七 殷商时期的饕餮纹 1.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亞丑觚；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龙纹觚；3.殷墟侯家庄1400墓出土、史语所收藏的铜觚R1034。

另一类则是双龙张嘴仰首相对，如殷商时期竹斿卣；西周早期夔纹方器、川鼎、网鼎、乳丁夔纹簋的构图：雙龍（图六三：4－6）；团龙纹簋[16]等等。上海博物馆收藏几件殷商时期的三层饕餮纹铜簋，足部：雙龍2、腰部为双夔低首饕餮纹，而口沿部为双夔仰首饕餮纹（如图八八；八九：1）[17]。

图八八 上海博物馆收藏殷商时期的三层饕餮纹铜簋。

图八九 1.上海博物馆收藏殷商时期的三层饕餮纹铜簋；2上海博物馆收藏殷商时期的鼎。

回头的双夔也是饕餮纹的构图之一（图六三：7—9）等。~hz1鼎腰纹是典型的两条夔龙张口低首对立的饕餮纹，而口沿纹是双夔回头的饕餮纹（图八九：2）[18]

笔者从各博物馆与考古资料中搜集了数百个相关例子，大部分的器物皆可归类为这几种常见的图案；即使有部分特例，也不离成双神兽的母题特征。殷商时期的射女鼎造型则融合了这两种：它的饕餮纹由两对相立的双嘴夔龙构成，双龙的两个大头构成前后正面的双龙低首饕餮纹，而双龙的小型尾首则构成侧面的双龙仰首饕餮纹（图九十）[19]。妇好墓出土中型圆鼎的饕餮结构也相同[20]

图九0 殷商时期的射女鼎（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各藏一件）。

从饕餮的结构来看，如果将其视为兽面纹，无法回答最基本的问题：何以兽面没有下颚的部分，而以鼻子为最下部？此即由于这不是一只兽的面像，而是两条夔龙的侧面对立图，其鼻相对或者合并，而两个张口的下颚分列在左右。所以饕餮与成对夔纹并无不同，或可用河南博物院学者的定义，称为“二龙共首纹”。李济早已指出饕餮为“动物面，自鼻分左右两对称的半面，每半面为一侧面动物纹视景。”[21]另有许多学者，将饕餮视为双兽结构[22]。这种看法无疑是准确的。而且由于饕餮纹也是双嘴龙纹的变形，纵使盘龙城早中期饕餮构图尚未见于礼器上，然而由以上所探讨的从双嘴龙到双龙的发展，我们可以推论，饕餮双龙构图与盘龙城早商的双嘴夔龙交缠饰带确有传衍关联。考古学界对二里头硬陶纹饰所用的“饕餮纹”一词的分类，是有客观资料支持的。既然饕餮造型始终离不开成双夔龙母题，也就不应称为兽面纹。

饕餮纹的大部分是以两条夔龙组成的，但有些龙鬣也以小龙表示，如殷商时期上博121父丁鼎（图九一）[23]以及许多殷商的饕餮纹（图八一；八二）。或者两条主龙左右另有两条竖立的夔龙。也就是说，饕餮是以一对、两对、三对等神龙所组成的神兽，且固守“成双”的特点。最形似神面纹的饕餮见于殷周方彝上，但仔细观察，可见这种“神面”是以四、六、八条夔龙组成的神貌。如殷墟小屯出土的方彝R2067，上层有低首成对夔龙，下层则有以四条夔龙组成的神图，其中两条相当于龙鬣，两条左右竖立，即相于当龙尾的夔首，其嘴部的线条，相当于典型饕餮的双夔张嘴的形状，左右的小钩象征两夔的下唇及颏部（图九二：1）[24]。竹~hz2父戊方彝上层有仰头首成对夔龙，下层则有被解体的饕餮纹，上面左右两条小夔作龙鬣，下面左右有简化的夔爪，嘴巴也是以两条张嘴蘷龙合并组成（图九二：2）[25]。由此可见，饕餮纹与其它成对龙纹类型一样，都揭示“双”的核心概念。

图九二 殷商方彝饕餮纹 1.史语所收藏R2067；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 父戊方彝。

图九三 1.洛阳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方鼎；2.台北故宫收藏西周早期的铜簋。

在殷周礼器上的饕餮纹中，有较少见的构图省略了双龙的身体，不过，此种省略图案左右均有两条竖立的夔龙，每一条夔龙的下颚也在合并的鼻子左右。如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殷墟时期的息鼎[26]、妇好墓出土的夔足方鼎和亞鱼鼎[27]、洛阳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方鼎（图九三：1）[28]、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早期铜卣[29]等等。在台北故宫收藏西周早期的铜簋上，足纹是典型的低首对立的成双夔龙，而腰纹是龙身简化的饕餮，左右以两个夔纹符号象征夔足和夔尾（图九三：2）[30]，其他一些礼器亦可见这类“兽面化”的造型（如参图百四九；百五八至百六一：1—3等），但这却属于变形兽面与饕餮互补的造型，而并非饕餮形象的基础图案。

图一四九 1. 方鼎

图一五九 殷墟1004号大墓的牛方鼎。

此外，从意义上来说，夔龙身体被简化和象征化，而头部的壮大，此一现象代表饕餮崇拜对象的重点就在其张开的口。饕餮纹与其它成对龙纹类型同样揭示“双”和“口”两个核心观念。换言之，除了双嘴龙纹或双夔纹之外，饕餮纹也是成双夔龙图案。据发展历程可知，双龙是自双嘴龙演变而成的崇拜对象，故本身并非是两个神，而仅是一个神。此神既为双龙，亦可谓“饕餮”，两者虽名异而实同。

前文分析饕餮纹有几个必然的特征：成双的夔龙结构，头部特别重要，以致在后人的记忆中只见头而忽略身体的存在，口一定张开。此外，还在双头之间有凸出的鼻形。鼻形的凸出能够表达什么意思？

【注释】

[1]藏于台北故宫的玉圭刻纹，参邓淑苹，《再论神祖面纹玉器》，《东亚玉器》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页45－60。因山东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相近的玉圭，两者被定为山东龙山文化的礼器，但或许更加妥当将者视为石家河大文明的脉络往山东的传播影响。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9，图二一。

[2]如林巳奈夫，《所謂饕餮紋表現的是甚麼》，《日本考古研究者•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東京：東方書局出版社，1990年，頁162－183；LiXueqin. "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Shang dynastyTaotiemotif", in University of London (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Early ChineseRitual Bronzes, pp.56－66.

[3]参史语所收藏的青铜礼器，参李济、万家保，《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殷虚出土伍拾参件青铜容器之研究》，页98－99，插图三十、三十一。

[4]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页134－153。

[5]例如最近出版的岳洪彬先生的博士论文强调“兽面”此一定义。参见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6]史语所收藏，参李济、万家保，《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殷虚出土伍拾参件青铜容器之研究》，页76－78；98，插图三十：1；图版叁贰；伍伍：5a,b。

[7]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126－127，图五九。

[8]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116－117，图五四。

[9]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162－163，图七七。

[10]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186－187，图九〇。

[11]台北故宫收藏，参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页340－343，器号五五。

[12]震旦艺术博物馆收藏，据该馆提供的照片。

[13]北京故宫博收藏，参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页111，图86。

[14]参李济，《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李济总编辑、石璋如、高去寻编辑，《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台北：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4年，页74，插图二十。

[15]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230－231，图一一二；242－243，图一一八。

[16]北京故宫收藏，参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页137，图119。

[17]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154－155，图七三；页157－158，图七五。

[18]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98－99，图四五。

[19]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各藏一件，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104－105，图四八；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页176－179，器号14。

[20]李付强等编，《殷墟》，页74，图07。

[21]李济，《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李济总编辑、石璋如、高去寻编辑，《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pt.XI.

[22]如参J.Rawson."Late Shang bronze desing: Meaning and purpose" in UniversityofLondon(ed.). TheProblemofMeaninginEarlyChineseRitualBronzes.UniversityofLondon, 1990,pp.67－95; 刘敦愿，《论青铜器动物纹饰的对称法则问题》，《故宫文物月刊》，1995年第145期，页32－49；E.Childs-Johnson. "The Ghost Head Mask andMetamorphic ShangImagery." EarlyChina, Vol.XX, July 1996; 原来，《商前期青铜鼎器兽面纹之动物属性论证》等等。

[23]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120－121，图五六。

[24]参李济、万家保，《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殷虚出土伍拾参件青铜容器之研究》，页63－64；97，插图二十九：2；图板壹肆、伍肆：2.

[25]上海博物馆收藏，参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页328－329，图一五九。

[26]河南省博物馆编，《馆藏青铜器选》，图26。

[27]李付强等编，《殷墟》，页71，图02；页84，图19。

[28]据笔者自摄照片。

[29]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页182－183，图二七二。

[30]台北故宫收藏，参陈芳妹，《商周青铜粢盛器特展图录》，页240－241，图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