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的错误也许就在于其完成了在很多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编者按】2016-9-26《经济观察报》书评版发表维舟先生关于郭静云教授《天神与天地之道》一书的书评《重构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其后作者又将该书评的完整版转贴于豆瓣《天神与天地之道》书评区，其后网友“历史的天空”在该书评后跟贴，对书评进行评论。现摘发如下（加下划线者为网友“历史的天空”所引维舟书评，黑色字体为网友“历史的天空“所作评论）：

维舟1.“在此一个学者务必留意：我们后人只是运用语文分析、器物比对等手段，尽力重现某些意义和局部景象，但不必急于拼接成一幅过于连贯而完整的画面。”

历史的天空：

是在专业范围内做有限的观察，还是做整体式复原研究，取决于研究者所在的时代氛围以及研究者本人的能力等。如果整个时代缺少细节的研究和知识，当然无法作整体式复原研究而只能通过分工多做解剖分析和个案的研究；如果在时代已经累积起足够多的细节知识，在此情况下，整体性研究呼之欲出，亦很自然。由于近百年来学术分工造成专科知识的累积，当前已经到了重新呼唤整体性研究的时代。毕竟，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所欲探究和理解的是人类社会这个整体，而不是某个器官或碎片。就历史研究而言，人类历史是一条长流不息的大河，而不是仅由那些零碎的片断（即所谓的专业知识）构成的。如果一味只是强调局剖解剖，并不会增加新的知识。

当然，原创性的整体性研究之艰难，非一般人所能从事。当今由于学科分工日积月累，知识爆炸，整体性研究者需要具备超人一般的能力和智慧，知识和经验，还有无比的勤奋，方始有可能融汇贯通，探得要领。

评论人同时亦引用陈寅恪先生一段话，认为“我们如果仅凭己意去立论，则一套看起来很能自洽的立论体系，也许满满的只是“己意”而非古人“原意”。”依笔者理解，陈先生的话，除了强调历史复原的艰难之外，也反对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以今释古，强行整合。但是，并不能因为历史复原研究的艰难而拒绝或通盘否定整体性研究的必要性。事实上，郭静云在在书中末尾有表达其研究方法，极力反对那种以今释古的玄想式考证，她所主张的是分清各种不同来源的证据的效力与限度，通考所有的材料和证据，在不同层面进行严谨的整合分析。《天神》一书可以说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与系统化，惟因如此，此书写作之难度，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可知也！

评论人引陈公之语，斥郭氏完成了既使陈公也认为非常难的工作，实失公道也！指责一本书没有“尽力重现某些意义和局部景象”，而是将历史“拼接成一幅过于连贯而完整的画面”，显然是批错了方向。若按评论人的逻辑，郭氏的错误也许就在于，其完成了在很多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维舟2.“的确，与希伯来-希腊文明那种内在的时间性不同，中国文明在源头上就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空间结构和空间整合的取向。那种对“中”与“天地上下”、“四方”的界定，对乾坤、阴阳的分别，都具有某种轴心对称的空间特征，而对生活在这一世界中的人而言，唯一的时间性存在便只是循环性、甚至同样空间化的“生死”、“四时”、“四季”。郭静云在书中并未讨论这种空间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过花了极多的笔墨来试图复原这一神圣化的空间。”

这几句话不知所谓。评论人怎么知道“中国文明在源头上就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空间结构和空间整合的取向”？又怎么知道“那种对“中”与“天地上下”、“四方”的界定，对乾坤、阴阳的分别，都具有某种轴心对称的空间特征？而对生活在这一世界中的人而言，唯一的时间性存在便只是循环性、甚至同样空间化的“生死”、“四时”、“四季”？

这些所谓的规律都只是评论人的臆想和脑海里固有的教条而已，并不是郭静云在书中所表达的。郭静云在《天神与天地之道》一书中所表达的信仰是动态的、历史的，一切结构都需要放到具体的时间、空间和情景中加以思考。至于那种超越具体时空，空泛讨论的做法，郭静云在书中多次表达反对意见。正因为如此，郭静云在书中疏理出来的龙、凤、虎等形象与内涵，也必须放在具体的时空来讨论。神龙虽然最初源自于能够自羽化生的昆虫，但随着时空转换，逐渐脱离作为原型的昆虫形象而变身为双嘴龙，其意义和内涵逐渐转换成能够管理生死的“神”；后来又因信仰变迁的大背景下，其形象和意义再次涵化，如从管理生死的双嘴龙和饕餮，变成为雌雄双龙和可怕的贪吃怪兽等。

评论人举新罗、东夷的之类的例子，显然是混淆了时空。这一类时空错乱的例子，在这篇书评中屡屡可见，如将商时期中原地区有无老虎与宋代武松打虎作链接，用历史时期刘氏“豢龙”的二手文献记载去质疑郭书中考证出来的二千多年前的昆虫信仰（其实在郭书中表达得很清楚，龙的原型虽然为昆虫，但到商时期龙已不再被视为昆虫而被视为管理死生的“神”），等等。

书评另还有诸多知识性错误，如评论人自以为殷商时期河南气候温暖，“河南正是因为上古有大象才被简称为“豫”。殷商至西周时期是一个相对寒冷的时期，这在气候史研究中已属常识。

维舟 3.“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此说是否更接近“历史真相”，因为无人能真正验证这一点，而在于：如果你接受了这一套自洽的说法，就会认为它进而具备分析更多现象的解释力；但风险也在于：越是有条理，可能反倒离真相越远。为避免这一陷阱，正确之道不是争论“解构中原”的对错，而是从方法论上检验她有无问题。此外，正如当时考古学家许宏在就此的一篇长评中所说的，有必要确认“任何古史解释方案，其实都是有待验证甚至无法验证的假说”，而不必为求新而刻意立论，否则或许就会出现当年约翰逊博士所曾讥讽的那样，“此书既好且新，但凡好处皆不新，凡新处皆不好”。”

历史的天空：

此言怪哉！难道历史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历史真相？难道评价历史复原研究不是以最接近历史真相作为最高标准来衡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