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长沙博物馆藏近代醴陵窑彩瓷综述

醴陵被誉为 “湘东门户”，位于湘赣两省交界之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醴陵陶瓷器生产的历史十分悠久，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烧制粗陶。东汉时期，醴陵已有较大规模的陶器作坊。

据《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瓷业始于清雍正年间。201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醴陵窑管理所对沩山周围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南宋晚期至元代的青白瓷窑址，从而推翻醴陵制瓷始于清代的说法。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广东移民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开设瓷厂，产品制作以松柴为燃料，手工拉坯成型，以龙窑烧制。

从1729年到1906年，醴陵瓷沿袭旧法，产品均为粗瓷，即以碗为主的青花瓷器。

1906年，醴陵窑成功烧制釉下五彩瓷，使得醴陵瓷业由粗瓷发展为细瓷，由乡村走向城镇。

近代醴陵瓷业的鹊起，归功于湘籍名士熊希龄。

熊希龄（公元1870~1937年），湖南湘西凤凰人，清光绪年间先中举人，继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维新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后经赵尔巽保举，重被起用，主要从事练兵、办学、办报、办实业和立宪活动。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熊希龄赴日本考察回湘后，立志于振兴湖南瓷业。

在当时湖南巡抚端方的支持下，熊希龄创办了 “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建立了 “湖南瓷业公司”，并不断引进设备，改进制作工艺和烧制技术，成功创烧出釉下五彩瓷，把湖南瓷业推向了继湘阴窑、长沙窑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然而，由于政治动乱、水患天灾加之管理不善等原因，醴陵瓷业日益凋敝，最终倒闭停产，直至1949年后才得以恢复发展。

陶瓷器是长沙博物馆藏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中尤以长沙窑和醴陵窑的藏品最具地域特色。

长沙博物馆馆藏醴陵窑藏品近百件，大部分为博物馆旧藏，还有一部分为近年征集而来。时间跨度从晚清到20世纪80年代，覆盖了醴陵窑从粗瓷发展到细瓷并创烧出釉下五彩瓷的整个过程，基本反映了醴陵窑的发展脉络及风格特色。

一‬、器型

《醴陵乡土志》记载：召集景德镇瓷工教授镇瓷琢器，瓶壶之类谓之琢器，镇工制之；碗盏之类谓之圆器，醴人制之。长沙博物馆馆藏醴陵瓷多为细瓷，器型可分为圆器、琢器；成型方法主要有拉坯和模制。

圆器有碗、盘、杯、碟等；琢器有壶、瓶、坛、罐、缸、炉、盆、盂等 ；其他还有各式的盖杯、直筒杯、痰盂、茶杯等器具和勺、皂盒等日用器皿和瓷塑。

其中，琢器多为精品，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创设之初从景德镇聘请了瓷工教学并制作琢器。

清代粉彩龙纹香炉，直口，直腹，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质润泽光亮，器内光滑无纹，外口沿装饰带由菱形纹组成，其中绘花叶纹四组，外壁绘两条红头绿身的彩龙腾跃于云海之上。底部以红彩书 “湖南磁业公司宣统元年制” 十一字双行竖式楷书款。此香炉无论在器物造型还是装饰图案上都与景德镇的产品相差无几，只是胎质和釉面略有区别。

虽然醴陵窑瓷器的器型受到景德镇的影响，但并非完全拘泥于固定范式，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比如，盘口瓶、葫芦瓶、洗口瓶、枇杷尊等基于传统造型，对口、颈、腹等处进行了改良。

凤尾尊、收肩撇口瓶则综合了传统尊和瓶的特点进行了创新，这也成为醴陵瓷的独特器型。

清代蓝地开光贴花铺首尊，撇口，束颈，溜肩，上饰双兽首衔环，鼓腹，腹下渐收，近底处外撇，瓜棱及底。通体为浅蓝色地，腹部两面塑八瓣花形开窗，窗内白地贴玫瑰花叶图案，底部以红彩书 “湖南磁业公司” 六字双行竖式楷书款。器形敦实大气，线条起伏婉转，悠悠古意中平添几分西式浪漫情趣。

彼时社会正处于新旧杂糅的转型期，醴陵窑这种 “旧” 中有 “新” 的器物亦是时代的投影。

醴陵瓷的釉下五彩工艺决定了其对器形的塑造总是朝着便于装饰绘画的方向进行取舍。

清代釉下蓝彩花鸟纹帽筒，呈圆柱直筒形。通体施白釉，外壁通景以蓝彩绘花鸟图，枝叶繁茂，花卉多姿，一斜枝横逸，枝上驻两燕窃窃细语。底部以蓝彩书 “醴陵公司制”五字篆书印章款。

帽筒最初的功能是放置官帽，避免官帽折损变形，筒身外壁留有海棠孔，可以对官帽熏香除臭。但海棠孔破坏了帽筒器身装饰的整体性，大大削弱了装饰绘画的视觉美感。

因此，醴陵窑在保留帽筒传统器形的基础上，取消外壁的海棠孔，并拉长器身比例，使画面更加完整。

护法运动期间（公元1917~1918年），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醴陵成为当时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战后，醴陵瓷业的生产格局发生改变，官办瓷业公司不再是主角，大量商民自办的瓷业公司涌现，占据着醴陵瓷业的主导地位。

因而，这一时期的产品种类更为庞杂。在署有 “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制” 款识的产品中大量出现了圆形印泥盒、笔筒、瓷印章、水盂等文具及小型器件。

同时，瓷塑也大量出现。这与湖南瓷业公司聘请日籍模型工艺教师有关，其最初生产的瓷塑动物带有东瀛艺术风格，自民国初年起，则以传统戏曲故事、神话传说及民国时装人物形象为主。

二‬、款识

长沙博物馆藏醴陵窑瓷品中有款的共32件，其中年款有“宣统” “洪宪” “民国”，干支款有 “庚戌” “癸酉”，以及反映特殊历史时期的 “大汉湖南瓷业公司” 款。

1911年，清王朝统治被推翻，中华民国尚未建立，瓷业公司用款取消了 “大清宣统” 字样，但由于尚不知新的国号，故以 “大汉” 署之。本馆所藏醴陵窑瓷器中书 “大汉” 款的仅此一件，据了解该款在湖南地区也较为罕见。

学校款有 “湖南瓷业学堂”，公司款有 “湖南瓷业公司” “湖南公司” “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制” “醴陵公司制” “民利瓷厂” 等，地名款有 “渌江”，人名款有“宣统元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黄正秋制”十六字四行竖式款。

据款识可知黄正秋应为湖南瓷业学堂的学生。湖南瓷业学堂创设之初便在瓷校设立试验场，其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便利的实习机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另有带铭文笔筒，腹部墨书仿古篆体 “官城侯第” 四字，字后题写 “庚戌天中后二月馀园书于渌江瓷场” 十五字楷书。庚戌年应为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

从宣统元年到民国四年（公元1909~1915年）间，湖南瓷业公司曾聘请号 “亦园” 的景德镇书家为其书款。笔筒款识出自馀园先生之手，两者的题书风格非常相似，都擅长作古文摹写，馀园先生很有可能同是来自景德镇的书款技师。

还有画师为画作写意点题的落款，常书于器物画面的右上部或左下部。

民国水墨山水亭园图笔筒，腹部墨绘亭园图案，一重檐歇山顶楼阁，周边围以长廊茅屋。园内草木葱郁，园外芭蕉、竹林、山石相映。园后两株梧桐斜出，有山石、草丛分布其旁。图案空隙处题行书七言诗 “盖茅为屋矮檐遮，自掩双扉待客檛。手种芭蕉三百本，绿天清绝静无澕”。诗文之后为 “建安仁弟雅正 左汉川【*】琴作于渌江” 款。款后有 “石仙” 朱色印记。

礼品瓷多为用途款。

洪宪元年（公元1916年）梅竹地开光双鸡诗文瓶以墨彩隶书饰诗文一篇，落款为 “洪宪元年一月上浣敬乞，少黄夫子大人训正，受业，傅道惠、游先理谨赠并志”。

可知诗文为傅道惠、游先理二人写给少黄夫子的赞誉诗。因醴陵瓷在国际上荣获大奖，声誉日盛，士绅权贵纷纷定制瓷器，书绘体现吉祥寓意的诗文或图案于其上，作为礼品相互馈赠。

从馆藏醴陵窑各时期的款识来看，其中存在一些规律和特征。

湖南瓷业公司在光绪年间初创期烧制的产品，款识书写较为草率、随意，还未形成规整统一的格式，但从宣统元年开始至宣统三年间，底款已有一定的范式，格式规整，字体秀美。

比如，有双圈或无圈，款识用色有青花、红彩、绿彩、墨书等。字体多为楷书，也有隶书和行书。

湖南瓷业公司款有 “磁” 和 “瓷” 两种写法，“磁”字款多出现于光绪年间到宣统元年，后来均用 “瓷” 字。

民国时期湖南模范窑业工场的款识多为隶书，基本沿用了瓷业公司的模式，书写工整端庄，但从技法和风格来看，不如宣统年间那样专业。

随着大批民办瓷厂的出现，各类款识也开始出现，但总体而言，款识书写没有定式，十分随意。

二‬、装饰

在装饰艺术方面，我国陶瓷的发展经历了从素瓷到彩瓷，从单彩到多彩，从釉上彩到釉下彩的长期演变过程。明清两代是我国彩瓷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大量新品种彩瓷在这一时期不断出现，特别是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

然而，明清时期的彩瓷技术虽高度发达，但始终处于彩浮于釉上的技术层面，在高火性釉下彩方面并无多少建树。

釉上彩彩料浮在釉层之上，未能与胎体融为一体，色彩虽艳丽但略显浮躁，且时间一长，色彩会逐渐脱落或磨损。

釉下彩由于受到外部釉层的保护，釉下纹饰在日常使用中经久耐磨，同时也隔绝了彩料中毒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

但釉下彩工艺远比釉上彩要复杂，不仅要在素坯上绘画，而且釉下彩所用的颜料经过高温下的化学作用成色，烧制难度较大。

在釉下五彩出现之前，我国仅创烧出高温釉下褐彩、釉下蓝彩和釉下红彩。

直到清末，醴陵瓷突破了这一历史局限，研制出了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并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 “三烧制” 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打破了釉下彩瓷以青花和釉里红为主的局面，丰富了釉下彩的种类和颜色，开创了釉下五彩的先河。

清末到民国初年是醴陵窑釉下五彩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釉下五彩纹饰以花卉为主，也有山水、人物、飞禽走兽等。

清代釉下五彩山水人物纹瓶，口微侈，束颈，折肩，长腹渐收，圈足。装饰为釉下五彩，口外侧有一周由卷叶纹组成纹饰带，颈部一侧为折枝芙蓉花纹，另一侧为折枝芙蓉花和菊花纹，折肩部为青花花卉纹和如意纹并列组成的两圈纹饰带。腹部彩绘纹饰，绘有远山、树木，山间江水蜿蜒，江中一只蓬船，一头戴斗笠的渔人站立船头，向江岸张望，岸边一挑夫，正挑担前行，另有二雅士在指点交谈，旁边一僧人手执尘拂，似在倾听。

画法有工笔、写意及西洋画技法。花卉图案大多色彩艳丽，写实性强，但也不乏淡雅之作。

清代釉下五彩花卉纹瓶，敞口，束颈，折肩，直腹渐收，圈足。通体施白釉，颈部由白至淡蓝渐变晕染至口沿外，折肩处绘一周缠枝芙蓉花，腹部用深绿、浅绿、青蓝绘花卉图。阔叶肆意舒展，花朵上一蜻蜓翩然而至。绘画用笔灵巧而有力，布局疏密有致，画面生动清雅。

装饰画既有釉下五彩，也有单彩，兼工带写，笔墨苍劲秀润，画面灵动清新。

清代墨彩牡丹纹瓷瓶，口微侈，短颈，丰肩，深腹下敛，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肩、腹部饰以釉下墨彩。肩部绘有两只蝴蝶一前一后翩翩飞舞，相互追逐。正面腹部绘有形态各异的牡丹花，其中墨色牡丹花枝高起，白色牡丹娇艳盛开，另两朵则含苞待放。画面黑白分明，清雅简洁。

清代墨彩八仙神兽纹大缸，口折沿，鼓弧腹，腹下渐收，平底内凹，器身里外施白釉，平沿部为折枝竹叶纹，倒沿为梅花纹。瓷缸腹部饰主题纹饰，白地墨彩，绘图手法近似 “白描”。持扇的汉钟离骑着神象，背剑的吕洞宾骑着神狮，执渔鼓的张果老骑着神驴，执云阳板的曹国舅骑着神马，执葫芦的铁拐李骑着神虎，执花篮的蓝采和骑着麒麟，横吹竹笛的韩湘子骑着神犬，执荷花的何仙姑骑着神鹿，他们各自执宝骑兽，神采奕奕。画面纹理细如毛丝，淡雅精致，把中国民间流传的八仙描画得活灵活现，反映了中国民间 “神仙信仰” 的习俗。底部以红彩书 “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 十二字三行竖式楷书款。

八仙纹饰是中国陶瓷装饰的典型图案，特别是明清时期八仙纹饰广为流行，但将八只神兽引入八仙瓷画中却很罕见，且该瓷缸体积较大，在瓷业公司的产品中，如此大的器形甚为少见。

还有单色釉装饰品类，如清代矾红深腹高足杯，直口，直腹略收，高足外撇。外壁通体施单色红釉，釉色温润柔和，色彩鲜艳亮丽。胎体厚实，造型稳重。底部以红彩书 “湖南磁业公司” 六字两列竖式楷书款。

中华民国成立后，醴陵窑陈设瓷的产品仍以花鸟纹为主，山水纹次之，人物纹较少。

民国釉下五彩花鸟纹瓶，侈口，溜肩，长弧腹，腹下渐收，圈足，足脊宽平。通体施白釉，白釉泛青，光洁细润。口沿外一周绘水波纹饰带，颈部一周绘如意花卉纹。腹部绘一竹编提篮，篮中牵牛花、芙蓉花、迎春花竞相开放，恣意伸展，一众花束掩映下，一纯白鹦鹉立于架上，做俯首沉思状。底部以绿彩书 “民国六年湖南公司” 八字四行竖式楷书款。

战后，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因受设备和颜料所限，已较少出现艺术性较高的陈设瓷，其多在一些文具、小器件上绘山水、竹石等图案。釉下彩绘只能以蓝、绿、黑、褐几种颜色为主，尤以绿彩最为常见，玛瑙红则较为少见。

综上所述，我们得以知悉醴陵窑在清末民初时烧制的盛况及工艺水平。醴陵瓷业的崛起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