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有“三大陷阱”，第三陷阱致民族分裂，匈奴并非外族

【倪方六按】这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先生撰写的，是其新出版的《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序的前半部分。

为什么要发表吴先生的《序》文，是因为他在《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一书，提出了颠覆性史学观，质疑“华夏民族”这一传统概念的诞生，质疑“黄帝为华夏民族始祖”这的传统观念……这引起了圈内外的议论，有人批评他在“胡说”，有人批评他是“忘祖”，更有甚者指责他是史学界的“砸锅党”……发表这篇《序》文，可以让大家，特别是关心当下“疑古派”史学研究走向的圈内同行，了解吴先生的研究意图和心路历程。

文章标题为倪方六后加，段落有调整——

（甲骨文“帝”字）

（欧阳询书“帝”字）

中国史学界的“三大陷阱”

文/吴锐

我们常说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但历史究竟是“哪些人民”创造的，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应该说是历史研究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书里有一个特殊的词，就是“帝繫”，字面意思就是帝的世系。帝比王更加神圣，因为他们的后裔崇拜他们，敬若神明。

以此为线索，可以发现这些帝实际就是不同族群的祖先。

《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一书研究的帝繫，包括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帝系，即传说中的远古圣王世系，如黄帝、尧、舜；一种是实际建立过王朝的皇家世系，如夏、商、周、秦、汉、新、魏、晋。本书试图厘清中国上古时代的帝系是如何构造完成的。

（黄帝像）

（尧帝像）

（舜帝像）

讨论的基准是司马迁所撰《史记》第一篇，即《五帝本纪》。它记载的帝王世次，主要根据战国《世本》之《帝系》篇，而《帝系》的形成，处于战国时代民族大混合运动，本来来源不同的族系都被嫁接几个较大的族系之下，最终形成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一系的五帝史观，成为书写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

这种史观可以称之为黄帝一元史观。在清朝末年的排满怒潮中，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提出的黄帝来自巴比伦的西来说通过日本传入中国，革命党人欣然接受，尊奉黄帝是血统高贵的“皇汉民族”的祖先，来自巴比伦。

影响到当今的研究者，仍然相信中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相信黄帝一定在西部。

1923年引发的古史辨运动，之所以公认为是一场史学革命，就是摧毁以三皇五帝为骨干的古史框架。反对古史辨学派的人，相应地就固守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传统古史体系。作为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和中国上古史研究的集大成者，顾颉刚先生（1893－1980）直到晚年仍然在研究族系问题。

（顾颉刚照片）

顾颉刚的《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长文，写于20世纪60年代，2000年才首次发表，专业研究者至今还不知道，因此本书引用较多。感谢刘起釪先生和王煦华先生多年的指导，使我深入到古史辨学派庞大的学术体系。

书中讨论的年代范围从传说中的夏代（公元前1994－前1523年）到三国（220－280），长达2275年，而以汉代以前为主，也就是本书所说的“上古”。这是采纳了顾颉刚先生的意见。他曾经专门讨论过中国古代史下限问题，认为中国之社会形态、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经典、宗教，皆凝结于汉代。故古史期应自邃古至汉止。

顾先生还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固然萌芽于春秋，建立于战国，然其凝固则在西汉，西汉时代的帝王行政与儒者的中心思想，皆在树立封建社会之基础[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四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998页]。

（包山汉墓出土竹简“夏”字）

1975年，吉德煒（David Keightly）教授创办Early China杂志（《早期中国》），至今已经成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重镇。“早期中国”研究的正是汉代灭亡之前（公元220年）的历史，或者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历史。

夏文化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难题，堪称这两个学科共同的哥德巴赫猜想。（考古界说找到了，在河南二里头——倪主六注）

任何人如果要重建上古史而不对夏文化有所突破，也是枉然。目前是考古界在讨论，历史学界已经弃权。本书做出了10万字的研究，认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坠入三个陷阱——

一是仅仅根据东汉许慎“夏，中国之人也”一句话，局限于中原找夏文化，考古学家锁定二里头遗址。

二是受孔子三代“直道而行”的影响，从不怀疑商文化必然以夏文化为基础，在实际操作中，把商文化年代范围以前的统统划入夏文化。

第三个陷阱是认定夏文化代表农耕文明，进而否定匈奴为夏族后裔。（实际上，匈奴是正宗的夏族后裔，而不是“少数民族”———倪方六注）

关于第一个陷阱，春秋时期陈国的公子少西，字夏，郑国的公孙夏，字西。根据古人名、字相照应的规律，春秋人的名、字夏、西对应，说明夏指西部。清人朱骏声已经指出这点。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顾颉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之一的范文澜，先后不约而同强调了这点，但没有产生影响。

关于第二个陷阱，孔子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三代，自古以来解释为夏商周三个朝代无異词。孔子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礼”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因”是因袭、继承的意思。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等于说殷文化以夏文化为基础，周文化以殷文化为基础。在儒家看来，没有夏的创始，当然就没有殷的继承。

其实商国的创立者商族是子姓，发祥于东部，属于“鸟夷”。鸟夷族因以鸟为图腾而得名，在《尚书·禹贡》 有两处记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族系，尧、舜、皋陶、殷人、秦人、赵人都是鸟夷族。鸟夷族发明的文字书写系统成为沟通东亚的纽带。

因此，殷礼以源远流长的鸟夷文化为基础，毋需以夏礼为基础。

（鸟夷）

关于第三个陷阱，与第一个陷阱很有关繫，总是认为夏文化起源于中原。夏族是姒姓，“姒”字的本字是“以”，“允”字在金文中作——

，已经是族名，字形是把人、㠯（以）上下合写，清代王引之已经指出以和允相通。1951年，在山东省黄县出土八件春秋时代铜器，铭文“庆其以臧”，其它的盨作“允臧”，证明以、允通用。

夏族的姒姓实际来自禹的母亲修己，己、以二字相通。

字关键部分就是上半部的

，字形有

、

等变化，是盘蛇的象形。“以”在小篆中作，还保留蛇的象形。由蛇进一步神化为龙，古人将龙归为虫类，认为是智慧的象征（《左传》：“虫莫知于龙”）。

栾调甫已指出允即《左传》的“允姓之奸”之允，允为允人专字，是玁狁的同族。古代注疏家认为玁狁即犬戎，也就是商代的鬼方。到了秦、汉，玁狁的后裔为匈奴，司马迁写入《史记·匈奴列传》。唐代司马贞注释《史记》，说荤粥是匈奴的别名，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

古人认识到熏粥（山戎）－淳维－鬼方－玁狁－北狄－匈奴是一脉相承的关繫，但还不敢把它们和夏族联系起来，这是受了第二个陷阱的影响。

（匈奴与汉族其是“一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