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可疑？“黄帝不是华夏始祖”一说遭反疑古学者否定

【倪方六按】最近，国内史界疑古与反疑古学术倾向再起，对“华夏民族”，对“三皇五帝”，对“黄帝族籍

”等传统的定案史观，史学界又出现的存在与不存在和一元与多元的争议。

3月18日，我在“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中，公开了当下疑古派新军领袖、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吴否定了传统的“三代”同源的史学观，质疑“黄帝一元”的说法是“统战史学模式”。

吴进一步指出，“华夏”与正统的中原夏族没有关系，华夏并不代表中国人；而传统说法中的华夏始祖黄帝起初也不是汉族的始祖，而是少数民族首领（见《黄帝并不是华夏人文始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专家提出颠覆性观点》一文）。

（三皇五帝群图）

在吴锐看来，所谓的“三皇五帝”也是可疑的。显然这样的颠覆性观点很难被正统的史学家接受！不只如此，颇爱“我的国”的普通网友们也不接受，以歹毒的语言在我文章后跟帖骂“小编”。

其实，学术观点是可以不同的，如果都是一样，就没有必要去研究，也没有必要公开辩论。

近日，我接到国内“反疑古”历史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国安先生的电子邮件，他便否定了吴锐的观点，且直指疑古派领袖、民国史学大家胡适、顾颉刚等人。张观点收集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终结“疑古”》一书中。

这里，摘录书中一段《古帝研究的再审视》，看看“反疑古”是如何解释说“三皇五帝”的。

古帝研究的再审视

文/张国安

对传说时期的古帝（主要是五帝）问题进行研究的，可谓史家成群，巨擘如林（如顾颉刚、蒙文通、缪凤林、傅斯年、吕思勉、徐旭生、杨宽、孙作云、刘起釪等先生）。其中以顾、蒙、傅、徐四人最有影响，颇具代表性。

（民国学者、疑古派领袖顾颉刚）

顾颉刚先生是问题的提出者，主要起自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论证中，更多注重的是对典籍成书早晚时间的判断，而基本轻忽了对书籍性质的考虑，轻忽了在古史的结构与功能中探讨古帝问题，成为一股错误的学术思潮和一种有害的研究方法。由此也否定了五帝三代统出一元的古史体系，否定了五帝时代存在过一统的政治共同体，这种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历史体系可以由人任意编造就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

国内学术界对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三家的说法是交口称赞的。蒙文通先生的理路来自于今古文经学的结合，他对自己使用资料的做法是从今古文的角度有过说明的，只是科学性有待提高；蒙文通先生提出的三集团说：

——有“江汉民族”（炎帝、神农、三苗、共工、祝融、蚩尤为代表，以姜姓为主）；

——“河洛民族”(黄帝、颛顼、帝喾、帝尧为代表，以姬姓为主)，活动在河洛地区，故又可称为；

——“海岱民族”（燧人、伏羲、女娲、太皞和少皞、帝舜、皋陶为代表，以风、偃、嬴姓为主）。

（黄帝像，汉画像石拓片）

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主要起自实证主义，对于史料的运用未予详细说明。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本说为：

——“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强。”

傅先生结论从历史学、文献、考古学、人类学和地理等角度综合而来，可惜的是傅先生受当时思潮、风气影响，仍认为“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庚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

《左传》中所谓才子与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时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只是夷夏列国列族的世望尚不尽失，所以我们在今日尚可从哲学家的综合系统中，分析出部族的多元状态来。”

（傅斯年，民国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徐旭生的方法主要是科学史学，徐旭生、苏秉琦先生是提出一套对待文献的系统说法，对文献的处理后出转精，其成功的基础——处理材料的做法却未得后来者重视，而实际上，无论赞成还是否定，这都是不容忽视的。

徐先生得出的华夏（黄帝、炎帝、颛顼、有虞氏（舜）、商人、祝融等族）、东夷（太昊、少昊、蚩尤）、苗蛮（三苗、伏羲、女娲、驩兜）三集团说。

杨宽先生结合神话学与傅先生的夷夏东西说进行了阐述。

其中值得注意也是最被忽视的是缪凤林的意见：“夏商前有此五王，当春秋时说已固定，特无‘五帝’之称耳。……实原始之‘五帝’说……固先秦之古义也。……近人谓世益晚而古史益繁，弟则谓世益晚而古史之义益晦。”又说：“《大戴》《太史公书》识其义者已绝无仅有（惟马端临《通考·帝系考》中首列《五帝本纪》之‘五帝’，宋以后书盖仅见者），何论先秦旧纪!世益晚而古义益晦，古史益繁乱而不可理也。”

（舜，五帝之一，传位于禹）

其他前辈多局限在五帝的组合，而少有注目其间的顺序及其种族与文化之差异。因为他们先验地觉得并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顺序和一个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各依己见己识，将传说时代的人物（或神灵）重组为不同的集团，即使对同一种文献也化为不同的集团或阶段，而并未交待依据、进行论证。揆诸文献，此论欠妥，正是本文欲修正、发展处。

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帝的时代是否存在？帝字在文字学上有多种解释，笔者不拟重复。

从人类历史发展看，各个发展到文明社会的民族都经历过将无文字时代的内容记录成文字的过程，其中最早的史前部分都是神圣的神话时代，如科林伍德“神权历史学和神话”一节指出：“神是仿照人间的君主进行类推而设想出来的，神指挥着国王和领袖的行动，就像国王和领袖指挥他们的人间下属一样；政府的等级制度是以一种外化作用而朝上推的。……政府是以神权来构思的。这种历史学我建议称之为神权历史学……是指对已知事实的一种陈述，以供那些不知道这些事实的人参考；但他们作为对于所谈的神的崇拜者，是应该知道神借之使自己得以显现的那类事迹的。”

（尧，五帝之一，传位于舜）

在中国国内“疑古”狂飙之时，倒是一些外国学者的头脑更冷静，如拉铁摩尔说：“在中国历史最古老的边际上，有一些模糊的人物出现，或者似乎出现。其中有‘创世传说’的盘古、‘畜牧时代’的伏羲、‘农业时代’的神农。这里所说的畜牧和农业自然是习惯的说法。其后还有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接下就是中国黄金时代的尧和舜……禹。”“如果可以合理利用一切有关商朝早期帝王的传说、关于他们以前的夏朝的传说，以及夏朝以前更古老更模糊的‘帝王’，那么就应当认可，这些传说可一直上溯到真正的新石器时代，也许还可以达到更早的时代。”

三皇五帝时代，很多学者忽视其中内含的史实素地，觉得神话时代虚无缥缈甚至胡编乱造，因而难以言说，顾先生就是其中极端者的代表。

对古代之帝，近代史学界在解释上有一个悖论，既要打破一元的体系，又非要将所有典籍中的帝排成一个系列，而从文献中排不出来后，就硬说这些帝是编造出来，然后得出五帝就是挑选出来的。

（伏羲与女娲，新疆出土帛画）

神话学界有神话历史学派和历史神话学派，他们都注意到其中变的部分，无论主张神话历史化还是历史神话化的学者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其情节、细节叙事虽可大变乃至面目全非，但其中的专有名词——无论是神名（人名）还是地名却极少变，其主要结构也是不变的，其蕴含的内在伦理是共通的。

路新生说：“上古时代的巫史，因为敬畏‘天罚’，他们以极虔诚的‘宗教心理’对于史实‘秉笔直书’，而不敢有丝毫的‘作假’乃至于‘造伪’，正是从这种‘职业道德’中培养出了史家的‘求真精神’，这一精神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大，数千年来它成为学者立身处世之大本所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求真’这一治学的根本出发点在以‘政治’为第一要务的长时期压迫下不断地受到侵蚀遭到破坏而日渐萎缩。这种状况至今依然如故，令人堪忧。”

（禹，夏朝始祖，古中国进入“家天下”时代，舜汉画像石拓片）

可以想见的是，现在可见的文献是华夏成长过程的记录，主要以华夏为主，兼及东夷等族群，对各族之酋领或其神灵以帝称之，在黄帝之前，各族之帝不知凡几，一统之后，华夷两大族群对此名号未必如秦始皇般加以限制，非一统之酋领仍有以帝称之者。犹如今日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元首以总统称之，而其下的联邦组成单位如自治共和国等也有称总统的，我们当然不能将他们排成一条线，排不出就说这些人物是编造的。

大禹之后，一统之首脑虽改以夏后、商王称之，但仍有一些族群或以帝称其酋领，华夏等在祭祀及谈论历史仍以帝称之。

轻易否定我们偶见的帝是不应该的。

（夏，王羲之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