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走向田野的历史学

2016-09-09 刘志伟、孟凡祺 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历史学者为何要向考古学、人类学者学习？从田野里认识历史，是如何实现的？带着这两个问题，2016年7月12日晚上，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开始了他精彩的讲座，这也是中山大学2016历史、考古与文明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压轴戏。现将有关内容摘记如下：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头就说：“我民族国家以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明确指出历史的主体是民族国家。然而如今历史学家们追求的历史与中国传统国家历史的观点是有区别的，历史的主体是人，首先是人的活动。梁启超先生《新史学》即已开始强调历史的主体是人，到了顾颉刚先生在“民俗学运动”中呼吁各界学者需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认识民众，需要探求民众的需求和生活才能够了解社会……需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刘老师说，虽然距顾先生提出口号已过了百余年，但这仍旧是历史学家们坚持的信念。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存在着以下区别：首先，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不仅仅是英雄创造的；其次，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不仅仅是帝王将相创造的；同时，历史需要眼光向下，而不仅仅是象以往那样眼光向上；最后，历史也包括民间社会的历史，而不仅仅总是王朝国家的历史。总而言之，二者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在于历史是人（能动者）的历史还是国家（集体行动者）的历史。历史认识论上的逻辑应当是从人出发的，而这就是人类学一直在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为了进一步展现这两种新旧历史观的不同，刘老师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经济结构，最初是由千百万个在不同程度上能自给自足的村落所组成的，这些村落一般都是为了行政管理与军事行动上的需要，而编制成的一种较大的组织形式。这种表述与人类学的视野十分相似，将目光从国家收缩到具体的村落，虽然这种思路已经突破了国家历史的概念，但本质上仍未完全脱离。而G.W.施坚雅所强调的地方体系的层级结构与区域历史的周期，则是另外一种历史观，从标准市镇到中心都会，将中国分成九大区，将人类学的方法拉入了历史学领域。“这是一个地方和区域历史中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an internested hierarchy)，这些地方和区域的范围分别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the spatial patterning of human interaction)为依据。”（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如果人的行为和互动抽出上述的层叠体系，进而形构整个中国，正是顾先生所倡导的“从普通人的生活极其欲求了解社会”。

在中国历史学界中，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出现了学术的转向，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目标在于研究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科学的取向使得研究很容易受到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影响。因为做社会经济史，在历史资料的扩充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传统史学材料，而是打开眼界，开创了历史人类学“走进田野、民间文献、地域社会、历史解构”的学科风格。

历史学者走向田野，并非仅限于收集资料，而是追求史学研究的革命。历史学者的田野研究，在搜集资料（民间文献、现实生活中的文字、空间与符号、仪式与行为等）之余，希望在田野中跨越“学科”的藩篱、培养“同情”的理解；同时，要回到文字记录的历史现场，体会文本的语境，在真实中寻找历史；另外，文字传统以外的世界需要被历史学者所重视，探索文字记录与老百姓之间的历史记忆的关系；最后，“历史”是如何被“现在”制造的，也是可以在田野中看到的。

(执笔： 孟凡祺/编辑：江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