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侯亮亮：殷土芒芒：先商文化人群的生业及迁移活动研究由

先商文化，是指成汤灭夏以前，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文化，它是商文化的前身。

《诗经》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似乎高度概括了先商文化人群产生、迁移、发展和壮大的历程。

近日，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侯亮亮的专著：殷土芒芒：先商文化人群的生业及迁移活动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主要研究先商文化时期人们的生业经济和迁移活动。

发轫于河北中部地区的先商文化，南迁过程中逐渐与中原当地的考古学文化交流和融合，并不断发展和壮大，最终以先商文化为主体的人群建立了商朝。系统探讨先商文化时期（约相当于成汤灭夏以前，即约距今4000年至距今3600年）人群的生业经济和迁移活动，将有助于探索商族崛起之谜。

本书对豫北冀南地区多处先商文化时期遗址（赞皇南马遗址、邯郸河北村遗址、邯郸滏阳营遗址、邯郸槐树屯遗址、安阳鄣邓遗址、鹤壁刘庄墓地、磁县南城墓地）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进行了多同位素（C、N、Sr、H）研究，并结合磁县南城墓地、磁县白村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多同位素（C、N、S）研究，还原了当时家畜（猪、狗、牛和羊）的饲喂方式，重建了先民的生业经济，讨论了相关先民的迁移活动。同时，分析了殷墟文化时期的辉县孙村遗址的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还原了从先商文化时期到殷墟文化时期长时段内的家畜饲喂方式和生业经济的变迁。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猪、狗和牛的δC13值较高，主要以C4类食物（粟黍及其副产品等）为食；而羊的δ13C均值较低，以C3类（野生草本植物等）为主。同时，家畜的δ15N值显示，部分牛和羊的食物中可能被添加了粟黍等C4类的饲料，部分牛和羊还可能被进行了特殊照顾。显然，不同家畜食物来源的差异，当与先商文化时期先民采取的不同饲养方式密切相关。

第二，先民的δ13C和δ15N值较高，说明先民主要以C4类（粟黍等食物）为食及其饲喂的猪、狗、牛等动物的肉食资源为食。不同葬式的先民的食物结构基本没有差异，说明大多数先民从事的生业经济基本一致。部分先民的食物结构和大多数先民的食物结构明显不同，可能是外来迁移的个体。

第三，先商文化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遗址和不同习俗中先民的家畜饲喂方式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先商文化人群保持了中原地区猪、狗的传统饲养方式，即以粟黍农业为基础来饲喂猪和狗；牛、羊的饲养，虽依然遵循了引入初期所创建的饲养方式，但表现出越来越依赖于旱作农业的趋势，即主要在野外放养羊，但放养牛的同时还大量投喂粟黍等的副产品等食物。

第四，先商文化时期至殷墟文化时期先民和家畜的食物结构基本一致，说明长时段内先民的生业经济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即粟黍农业及在其基础上的家畜饲喂业一直是先民最主要的生业经济。

第五，磁县南城墓地先民牙釉质的Sr及骨胶原中的H同位素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先商文化人群中可能存在着较大比例的迁移个体，相关人群可能来自北方地区、胶东半岛和山西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Sr同位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明显区分本地和外地的人群，但H同位素区分人群迁移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挥。显然，先商文化时期多元化的人群在迁徙过程中，很快地适应了中原当地的生业经济和文化传统，这可能是先商文化充满活力的原因，也可能是商族发展、壮大的原因。该书对商族迁移、发展、壮大的动因提供了物质基础层面的新解释，将有助于商族渊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商族的来源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悬案之一。目前，基于甲骨文、金文与传世文献中有关商王地望记载的考证和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商族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其中“殷人屡迁”已成为基本共识。然而，商族在空间上的分布和迁移范围却缺乏相应的研究。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和积累，辨识、解读和研究商族的实物遗存成为揭示相关问题的突破口。1980年，邹衡首次提出豫北冀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应作为早商文化的前身，称其为先商文化。他认为先商文化绝对年代的上限为“约相当于成汤灭夏以前（约2000 BC ~ 1600 BC）”，并将所发现的先商文化划分为漳河、辉卫和南关外等三个类型（图1a）。

1989年，李伯谦将先商文化定义为“汤灭夏以前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创造和使用的文化”。此后，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先商文化的考古资料被辨识和研究，先商文化的保北和鹿台岗类型被提出。目前，先商文化的文化面貌和时空框架基本明确，但依然难以窥探商族迁移活动的具体状态。所幸，2005年至2008年，刘庄墓地发现先商文化墓葬338座，磁县南城墓地发现先商文化墓葬116座，这些墓葬的布局清楚、排列规律、规模宏大，使得先商文化人群的遗骸得以确认。其中，石棺葬或简化石棺葬、海洋贝敷面（扇贝和宝贝科贝壳）随葬等典型的不同于中原传统文化的丧葬习俗被发现（图1b~图1d）。

同时，两处墓地的陶器以卷沿鼓腹细绳纹陶鬲为主，反映出先商文化在发展进程中融合、吸取了周边各地多元的文化因素。然而，囿于两处墓地骨样保存情况所限，全面的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研究无法开展，仅分析了两处墓地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已发现了个别个体迁移的线索。作为人体最坚硬的组织，牙齿是最容易完整保存下来的部分，特别是牙釉质还具有耐酸碱腐蚀等特性，近来已经成为先商文化人群迁移及其相关活动的重要研究对象。

▲图1 a.先商文化遗址分布图及南城墓地位置示意图（侯亮亮改绘）；b.磁县南城墓地M3局部图（发掘者石磊提供）；c.鹤壁刘庄墓地积石墓局部（发掘者赵新平提供）；d.鹤壁刘庄墓地石棺葬（发掘者赵新平提供）

87Sr由87Rb衰变形成，矿物和岩石的锶同位素比值取决于初始Rb/Sr比值和基岩的年龄。由于质量数大，锶在表生环境中分馏非常小，在风化、成壤过程和生物循环中，87Sr/86Sr值基本保持不变。锶通过摄食和饮水进入生物体内，牙齿和骨骼形成时，锶以类质同象形式替换羟磷灰石中的钙，得以长期保存。牙齿萌出后，牙釉质成分不再发生变化。

对比个体牙釉质87Sr/86Sr值与当地背景值的差异，可以揭示个体迁移行为的信息。作为大质量同位素，Sr同位素从岩石圈到食物链的传递，并替代生物体中的钙元素的过程中，几乎不发生分馏效应，因此生物体的87Sr/86Sr值取决于其生活区域的地质背景。一般认为，家猪牙釉质的87Sr/86Sr均值±2倍方差的范围可以作为当地生物可利用锶同位素的比值范围。因此，分析先民牙齿中的锶同位素可以直接确定他们是否为本地人，进而讨论先民的迁移和交流等问题。

目前，国际上在相关问题上的成果丰硕，国内也开始涌现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例如，赵春燕对石峁后阳湾、喇家、陶寺、瓦店和黑水国遗址先民的Sr同位素研究，尹若春对贾湖遗址先民的Sr同位素研究，Wang等对吉尔赞喀勒墓地先民的Sr同位素研究，Zhang等对鸡公山、红营盘和营子坛遗址及麻玉田遗址先民的Sr同位素研究，Wu等对纱帽山和尹家城遗址先民的Sr同位素研究，房书玉对焦家遗址先民的Sr同位素研究，李雍对吐哈盆地青铜至铁器嬗变期三处遗址先民的Sr同位素研究，均在各个遗址中发现有迁移的个体，这为特定时空框架下社会人群交流和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

南城遗址位于邯郸市磁县南城村西北，处于太行山东麓山地向平原过度的丘陵地带。迄今，南城先商墓地是河北发现数量最多，范围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获取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处先商墓地。其中，M3出现蚌敷面的特殊的葬式（图1b），M70先民的食物结构迥异于大多数个体，都为人群的迁移等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基于陶器及其组合群的研究，该墓地属于先商文化的漳河类型，处于先商文化南北交流的桥梁纽带上，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鉴于此，本文拟对南城墓地先民和家猪的牙齿进行Sr同位素分析，尝试揭示南城墓地先商人群在空间上的分布和迁移范围等问题。

1、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将同一颗牙齿的牙本质和牙釉质都进行Sr同位素的提取和分析。为了区分和辨识同一颗牙齿的牙本质和牙釉质，在实验室编号结尾以d（牙本质）和e（牙釉质）加以区分（表1和表2）。

人不同的牙齿形成的时间不同，其中第二恒臼齿基本都形成于2岁左右，至8岁齿冠完全形成，可以完整地记录整个童年的信息，因此是最为理想的实验材料。同时，同一齿位上下颌牙齿同位素比值和各项化学特征基本相同，因此取样过程没有仔细区分。鉴于此，本文从南城墓地2007~2008年发掘的82座墓葬中随机选择了20例个体的第二恒臼齿（恒M2）作为研究对象（表2）。其中，M91为一个幼年个体。为了挖掘到更多可能的潜信息，同时选取M91的第二乳臼齿（乳M2）和第一恒臼齿（恒M1）（表2）。然而，南城墓地M3的葬式较为独特（图1b），具有更大的研究和展示潜质，被整体打包进行实验室考古和展陈，故无法获取相应的样品。

家猪一般由先民饲喂，且集中在先民区或周边活动，是建立当地锶同位素值范围的最佳材料。灰坑和房址的家猪可能是古人食用后的食物残余，结合C、N、S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先商文化人群食用的重要的对象之一。因此，选取南城墓地灰坑与房址中5例猪的第二臼齿（M2）作为研究对象（表1）。样品的前处理在洁净实验室进行。根据Copeland等文章列出的方法，将牙齿切开后，用牙钻打磨每一个样品的内外表面，除去任何可见的污垢或杂色物质。然后，切割每一个牙齿的牙本质和牙釉质各10~30mg。将样品用Millie-Q纯净水超声清洗3次，捞出加入丙醇清洗，然后过夜晾干。

称取10~30mg样品，在120℃的条件下，加入2ml 65%的HNO3反应1小时，并在此温度烘干8小时，直至晾干样品。将晾干的样品重新溶解在120℃的条件下1ml 3M的HNO3溶液中。将样品转移到预备好的树脂填充柱内，用400μl 3M的HNO3清洗，用1.5ml的Millie-Q纯净水洗脱锶。最后，在120℃条件下8小时烘干样品。在实验过程中SEVA27864d（M55的牙本质）和SEVA27866e（M58的牙釉质）没有提取到足量的Sr同位素（表2）。用1ml 3% HNO3溶解干燥的样品，并用赛默飞Neptune™型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PIMMS）测试。Sr同位素比值所用的标准物质为SRM1486。每测试10个样品中插入一个标样SRM1486（表3）。分析精度小于0.00003。家猪和先民的牙本质和牙釉质测试数据详见表1和表2。

2、结果与讨论

2.1 样品污染讨论锶在生物体内以类质同象形式替换羟磷灰石中的Ca，所以同一个体各个部位的Sr元素含量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值。鉴于此，一般条件下很难区分是由生物作用所产生的Sr，还是由埋藏环境中土壤替代骨骼中的Ca所产生的Sr。

▲图2 南城墓地样本Sr浓度和87Sr/86Sr值散点图

本文拟比较各个样品Sr同位素的浓度和87Sr/86Sr比值的相关性，尤其是Sr同位素浓度高的样品的Sr同位素浓度与锶同位素比值的相关性，来尝试排除Sr同位素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如果Sr同位素浓度高的样品的锶同位素比值都非常接近，则说明它们极可能是吸收了同一外来环境中的Sr同位素。如图2所示，本研究中的Sr浓度和87Sr/86Sr比值之间R2值小于0.1，说明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

同时，Sr同位素的浓度含量高的样品的87Sr/86Sr比值差异较大（表1和表2），说明这些Sr同位素数据不太可能是从外界环境交替到牙齿中的Sr同位素。为了进一步排除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将同一样品的牙本质和牙釉质的87Sr/86Sr比值做散点图进行分析（图3）。如图3所示，无论是牙本质的87Sr/86Sr比值，还是牙釉质的87Sr/86Sr比值，都相对较为分散，没有呈现出相关性或一致性，说明这些样品的Sr同位素应该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

▲图3 南城墓地同一个体牙本质和牙釉质的Sr同位素比值的散点图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有学者使用骨骼和牙本质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但可能存在污染的风险。鉴于本研究没有对当地埋藏人和动物骨骼的土壤做Sr同位素分析，无法进一步做更精确的污染判断，因此本文只使用5例家猪和19例先民牙釉质的Sr同位素比值来进一步研究。

2.2 当地Sr同位素比值范围的确定在确定当地生物可利用Sr同位素比值范围之前，需要对南城墓地及周边的地质背景进行相应的介绍。南城墓地坐落于古涧河主河道南岸台地上，北为古涧河，西部是太行山东麓丘陵、陇岗，东部为太行山前倾斜平原区，倾斜平原与岗地交错分布。该区地貌总体上西高东低，地势由西向东表现为山地、丘陵、平原依次梯降的趋势。南城墓地的地层处于华北平原分区和太行山分区的交接区，该地区出露地层自西向东依次为长城系、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第三系及第四系（图4）。

通过食物链传递并最终在人和动物体内的锶同位素来自于自然界岩石，因此岩石的形成过程及形成时间将直接影响锶同位素比值的高低。南城墓地及其东侧较厚的黄土堆积影响锶同位素的渗出，会导致锶同位素比值较低。同时，南城墓地西侧的地质堆积较为古老，南城墓地及其东侧较为年轻，这会导致锶同位素比值出现相应的差异，也表明该地区地质条件的复杂性或锶同位素比值构成的多样性（图4）。鉴于南城墓地及其周边区域没有更多土壤、植物、地下水等环境的锶同位素比值作为参照，本文主要以活动范围相对较小猪的牙釉质的均值的二倍方差的范围作为当地基准值的参考。

在此基础上，来判断南城墓地人群的迁移情况。5例猪的牙本质和牙釉质（分布范围为0.711682~0.711977，均值为0.711802±0.000087，n=10）的Sr同位素比值基本相近，说明了它们的活动范围较为有限。其中，5例猪牙釉质Sr同位素均值为0.711830±0.000108（n=5）。因此，当地基准值的范围应该是它们的均值±2σ，即0.711614~0.71204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中家猪样品量所限可能会导致当地87Sr/86Sr基准值的范围过窄。因此，后续工作应该更多地测试当地的土壤、植物、蜗牛等的87Sr/86Sr值，进而更真实的还原当地87Sr/86Sr基准值的范围。

2.3 个体迁移现象的辨识如图5所示，仅有M9、M33、M83和M85牙釉质的Sr同位素比值在当地基准值的范围（0.711614~0.712046）之内，其余15例个体的Sr同位素比值均在当地基准值的范围之外。其中，M10、M26、M21、M44、M52、M55、M59、M75、M80、M88和M91高于当地基准值的范围；M28、M51、M56和M70低于当地基准值的范围。这说明南城遗址先商文化人群中存在着较大比例迁移而来的个体，即他们出生至幼年时期一直不在当地，可以证实南城墓地先商文化时期人群来源是多元化的。

▲图5 南城墓地19例个体牙釉质的Sr同位素比值散点图（图中阴影部分为当地Sr同位素的基准值范围）

结合性别差异（表2）初步可知，仅有一男（M33）一女（M80）和两例性别不明的个体（M9和M85）在本地出生并生活。经过统计分析可见，7例男性、6例女性、6例性别不明的个体中分别有6例、5例、4例个体在出生至幼年时期一直不在当地，因此南城墓地人群的迁移行为不存在性别选择。结合年龄差异（表2）可知，3例未成年个体（M9、M26、M91），仅有M9在本地出生；3例（M70、M85、M88）没有年龄信息的个体中，仅有M85在本地出生；20±岁至30±岁的9例个体（M28、M33、M44、M52、M55、M56、M75、M80、M83），只有M33和M83出生至幼年时期在当地活动；35±岁至45±岁的5例个体中的4例（M10、M21、M51、M59）幼年时期都不在当地活动。因此，南城墓地人群的迁移行为也不存在年龄选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M91为幼儿个体，保留有乳臼齿和恒臼齿。由图5所示，不管是恒齿的牙釉质，还是乳齿牙釉质的Sr同位素比值都不在当地Sr稳定同位素值的范围之内，说明M91不是在本地出生，死亡前也长期在外地生活。

食物结构和先民的生存环境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前人对上述个体做过C、N、S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大部分个体的相关值都比较接近，说明他们的食物结构相对一致。然而，M70这一个体的C稳定同位素比值远小于其他个体，S稳定同位素比值则略高于其他个体，说明他可能是外来的个体。由图5所示，M70牙釉质的Sr同位素比值低于当地的基准值，进一步证明了M70在出生至幼年时期不在当地活动，后来才迁移到当地。

综上所述，19例先民中有15例个体牙釉质的Sr同位素比值在当地的87Sr/86Sr基准值范围之外。其中，迁移的个体在性别和年龄方面没有明显的选择。这说明大量个体幼年时未在本地生活，即南城墓地先商文化时期居民中存在着较大比例的迁移个体。

2.4非本地人可能的来源

华北平原基本为黄土的冲积平原，一般认为Sr同位素的比值较为接近，相应的地质图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同时，前人研究显示，黄河干流河水的锶同位素比值为0.70986~0.71139，平均值为0.71118，本研究先民牙齿的锶同位素比值都处于相应的区间内。此外，河北平原地下水的锶同位素比值为0.70800~0.71600，也涵盖了本文的数据范围。然而，太行山区的地质条件极其复杂，各个区域内的Sr同位素比值都有很大的区分（图3）。如果想讨论外来个体具体的来源，就需要更多的背景的基准值。因此，本文拟结合考古学背景知识，仅对部分人群最可能来源进行讨论。

根据考古学的背景知识，南城墓地M3（图1b）出现了用海贝敷面的葬式，为典型的外来文化因素。相关研究表明，早在岳石文化时期，胶东半岛就出现过蚌敷面的丧葬习俗。因此，这一丧葬文化习俗可能来自于胶东半岛。这和商代甲骨文中出现的“东夷”的方位具有一定的重合性，说明相关人群或文化极有可能来自于胶东半岛。

同时，在与南城墓地临近时间相近的刘庄墓地，出现了1例可能吃海鱼的个体，这也为相关个体长期消费或食用海洋产品提供了证据，或为相关个体从滨海地区迁移到内地提供了线索。本研究所有测试的Sr同位素比值都远高于现代海水的Sr同位素比值（0.709200），但部分数据却和山东半岛及其滨海黄土的锶同位素比值接近，这为部分相关人群可能来源于胶东半岛提供了证据。具体而言，本研究的M28、M51、M56和M70的锶同位素比值较低，存在来自胶东半岛的可能性。因此，南城墓地部分个体（M28、M51、M56和M70）有可能从胶东半岛等沿海地区迁入。

在与南城墓地临近时间相近的刘庄墓地，出现了来自于东北地区的石棺葬和积石葬（图1c~图1d），这似乎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北方说”有一定的契合关系。南城墓地作为先商文化遗址南北链接的桥梁，很有可能在石棺和积石丧葬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同时，豫北冀南地区的陶器及其组合群的分析显示，先商文化存在着从北向南发展的趋势。

此外，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朱彦民认为“商族发源于河北燕山以南、今京津唐渤海湾一带，河北唐山大城山可能是商族发展初期的考古学文化”；王震中认为“以商契为标志的商族发祥于冀南的古漳水流域”，“契至成汤八迁的范围不出冀南与豫北地区”。结合相关区域的地质背景，特别是河北平原部分地区的锶同位素比值与本研究的部分数据也出现了重合。因此，有理由认为上述部分个体可能来自于河北燕山以南或今京津唐渤海湾一带，即华北平原北部区。

陶器及其组合群的相关研究显示，先商、早商文化中有很多文化因素来源于今山西地区。有学者认为，早商时期活跃在豫北冀南地区的人群有很大比例是来源于山西地区的羌人。鉴于太行山及山西地区地质条件较为复杂（图4），特别是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遗址的锶同位素与本研究相关数据也有重合，因此也不排除部分个体来自于山西地区的可能性。

尽管南城墓地人群的来源极其多元，但究其具体来源地，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古、今学者对商族起源的研究通过对文献中有关商王的地望进行考证，认为商族起源地是极其多元的。相关学说大致可以划分为: 西方说、山西说、中原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东南说及夏商周同源说等。显然，商族人群来源的多元化已得到多学科证据的证实，特别是锶同位素研究的证实。

南城遗址先商文化墓地人群来源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及文化上的弹性和融合，可能是先商文化持续发展和壮大的动力之一，并使其最终灭夏。

3、结论

对磁县南城墓地人和猪的牙本质和牙釉质的锶同位素研究显示：（1）以家猪的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重建了南城墓地当地的锶同位素基准值范围（0.711614~0.712046）。在此基础上，可以确定分析的19个体中的15个体可能存在迁移的行为，因此南城墓地的人群的来源或构成是多元化的。当然，家猪样品量所限可能会导致当地87Sr/86Sr基准值的范围过窄，这也可能导致南城墓地先商居民表面上出现较大比例的迁移个体，因此期待更多后续工作的验证。（2）根据考古学背景和相关研究，南城墓地部分人群很可能来自北方和/或沿海地区。（3）人群来源的多元化应该是先商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壮大的强大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