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铭：荀子思想的表理、隐现与古今

2016-08-17 刘又铭、刘芳 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2016年7月9日下午，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刘又铭教授为中山大学2016历史、考古与文明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师生们带了一场关于新荀学思想的讲座。

讲座一开始，刘老师先列举了《荀子》中最核心的几句话：

1.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2.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为）也。

3.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人生于圣人之伪（为），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4. 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

现在大家对荀子思想的讨论都基于这几句话。在普遍认识中，从这几句话里面，推导出一些荀子的思想，如“天人相分”、“人性恶”等等思想。这几句话是我们讨论的基础。

接着老师解释了什么事荀子哲学（A）“表（A1）”与“里（A2）”。荀子思想的表（A1）是荀子的意谓（他自己意识到以及所表述的意思），它不符合华人一般心理倾向，因此后代极少得到称颂，极少有人自觉地跟随。主要是如下几点：天人之分（并非“天人相分”）；性恶；礼义（=中）外在；化性起伪（为）。

荀子思想的里（A2）是十几年来老师对荀子思想的“创谓”（就文本中实质蕴含的思想所做的创造的诠释）。主要是如下的观点：以气为本；天人合中有分；弱性善（或人性向善）；礼义（=中）是欲望情感潜在着的秩序分寸；积善成性。这些思想比较符合华人一般心理倾向，也比较能呈现它孟子哲学的相对差异。从这里，我们可以放心地肯定荀子哲学的正当性。

从荀子的基本哲学观点中，我们可以推导出荀子的实践观点（B）：看重礼乐刑政（礼俗、典章制度、刑罚、具体政务如户口、财政⋯⋯）、看重智、看重知识的建构与更新、看重教导、学习，总之看重人的创造制作。荀子也倡导尊君、重道、以民为本（这三者并不冲突），重视朝臣（大儒、施政团队），法先王（大原则大方向）和法后王（校正、革新、革命的精神）。

老师认为，荀学在实践层面的观点比孟学更贴合现实，更能照顾全体社会，也更真切有效。这正是荀学何以不受推尊却又坚实地存在并且始终作为国家社会的基盘的原因。

这一部份主要讲解的是荀子思想的“表”与“里”。下一部份则是荀子思想在历史上的“显”与“隐”。

老师认为，由于B的具体有效，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儒学基本上都是荀学也就是孔荀之学（当时通称的周孔实质上就是孔荀之学，其中的孔学仍然是荀学立场下所理解的孔学），而不是孟学路线（在那个时期，孟学恐怕无济于事）。综观《史记》以来的历代正史，其中在在表现了荀子在实践层面的主张（Ｂ），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可以说，荀学大致就是历代政治经济社会运作背后的理论基础。但由于A1不符合华人一般心理倾向，所以，历代儒学史里，台面上荀子一向不怎么被崇仰表彰；历代符合荀学性格的儒学也往往没特别标出荀学名号（甚至还出言反对荀子），这便是荀学的“隐”的一面。

老师举出了如下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礼记》全部或大部分是荀学（说孔荀之学更好）。宋明儒特别看重其中的《大学》、《中庸》，从孟学解释它们。不过，单单就着A1已经可以重新读回《大学》的荀学性格（冯友兰，1930；刘又铭，1992，2015）──例如“明明德”是为政者向人民显现光明的德行，以身作则教导人民的意思，“格物致知”是思量天下事物，做出恰当的价值定位的意思。从荀学眼光来看，这样的解释非常值得恢复。

根据A2重读《中庸》，可以把它还原为起初的荀学性格（刘又铭，2012）。于是，“中”就是事物、情感的恰到好处的意思，明朗易懂。这个还原很重要，因为，从孔子、荀子、《礼记．中庸》、魏代徐干的《中论》到唐代王通的《中说》，这个连续不断的“中”的哲学传统就重新浮现了（刘又铭，2013）。它如此鲜明壮阔、厚实饱满。原来，我们向来就是“中”的文化。原来，我们的国家以“中”命名是这么地源远流长（宋明儒却说，中庸思想在孟子之后就中断了）。

扬雄：“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即使扬雄的思想属荀学性格，他还是这样子热烈地推尊孟子。相较之下，历来似乎没人这般地推尊荀子。

“两汉儒者之学多本于（荀）卿，惜皆因其短而没其长，袭其文而讳其名……求其明明著者［著］以美卿者，前汉惟董仲舒，后汉则徐伟长而已。”（徐仁甫，《读中论札迻》）

韩愈认为孟子「醇乎醇」，而荀子只是“大醇而小疵”（读荀）。他又将孟子放进道统，而排除了荀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原道》）。然而，跟一般印象大相径庭的是，他的思想实质上仍然是荀学一路。

扬雄、韩愈这般“孟皮荀骨”的例子，在戴震身上表现得更彻底。由于宋明理学的盛行，戴震在“尊孟抑荀”与“唯独孟学”的风习里长大，他能在孟学的招牌底下寻求自己真正放心的答案已经不简单了。他跳出宋明儒的孟子诠释撰写《孟子字义疏证》，自以为是回归孟子思想本义，而实质上却是荀学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儒学史上「孟皮荀骨」的现象，可说是华人文化生态里某种普遍现象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个现象，放到整个文化生态来看，具有普遍的意义。荀学史上比孟皮荀骨更进一步的，是某种严肃意义的反对儒学的作为。例如民国初年的吴稚晖、胡适，只因现实社会中许多负面因素确实带有儒家印记，他们干脆（跟当时反传统人士一样地）抗拒儒学，跟儒学划清界线。这当然是出于误解，但进入现实脉络来看，这样的作为，以及他们自身的理念，恰恰表现了儒家荀学派的精神。应该说，从荀学涵容性、吸纳性、法后王（革命性）几方面，都可以适当说明上述孟皮荀骨、抗拒儒学的现象。

宋明儒的道统说不承认荀学的正当性，把汉晋隋唐当作道统中断的时代（有点儿类似西方所谓黑暗时代）。当代新儒家孟学派学者牟宗三、杜维明的儒家三期说，也相当地排除荀学的意义与分量。这种道统观和分期说背后是某种普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影响了整个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历史研究），并且今天还某个程度继续发挥作用。

有时候，荀学遭受谴责，而真正的元凶其实可能是孟学。荀学导致“礼教吃人”？按照荀学思维，礼义是情感、事物的“本末相顺，终始相应”的恰当之处（可从明清自然气本论者所谓“理在气中”、“理在情中”、“理在欲中”、“理在事中”的理路来理解），是在具体情境中权衡得到的结果，是可以因

着情况的改变而调整修正的，是所谓的“合乎人性”的。反而是孟学把礼跟天理结合的解释（朱子：“礼者，天理之节文”）会把礼神圣化绝对化从而变成吃人的东西了。

美国社会学学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说，在华人文化圈里，正统儒家思想的确（正如韦伯所说）阻挠了现代化，但「凡俗的儒家思想」（vulgar Confucianism）却有助于现代化。这儿所谓凡俗儒家，金观涛解释成“基于中国传统中常识理性中的东西”。但我认为恰恰是隐性地、不记名地存在于广大民间的荀学思维。晚近的大陆新儒家，仍然或多或少陷在孟学意识型态里，仍然某个程度地“孟皮荀骨”，而不能明朗地、理直气壮地汲取荀学的资源。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历代的荀学总是欠缺正当性，只能寄身在典章制度里，只能潜藏在人们意识的底层。而宋明以来，儒学主流孟学派逐渐跟现实社会的具体运作脱节，形成了理念、信念的空洞化。今天，在多元价值观日益普遍的今天，根据荀子哲学的A2，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赋予荀学正当性，让它化隐为显，让它成为孟学之外另一个更好的选项。

同时，老师也强调，荀学不是绝对与封闭的，荀学是随时重新调整的，荀学是必要时自我否定重新出发的。它没有洁癖，它愿意吸纳各种新的成份来成为新时代的样貌。总之，不用照搬荀子哲学原有的观点（就连上面所谓的A2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要接续历代荀学不断向前走的脚步，发展出适合今天需要的各种型态的新荀学。它可以是，并且也当然是“当代新儒家荀学派”的荀学。

(执笔: 刘芳 /编辑: 江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