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华：浙江古代青瓷综论

浙江是青瓷故乡，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所谓“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视角在此。肇始于夏商之际的原始青瓷，绵延至明清时期的龙泉窑青瓷，三千余年，在几乎贯穿古代中国历史时期的维度内，在大体相同的地理空间，浙江地区的瓷业生产，始终以同一瓷系产品——青瓷为主流，名窑辈出，官民两系，蔚为奇观。

一、历史分期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历史，可以概括为三个“代表”时期，两个“主导”时期。从瓷业文化体系看，可分为原始青瓷代表时期、越窑代表时期和龙泉窑代表时期。从青釉类型看，前两个时期以钙釉（薄釉）为主导，后一时期以钙碱釉（厚釉）为主导。具体说来，又可划分为五大历史时期，其间，工艺技术形成了四个高峰（图一），生产中心经历了三次地理转移（图二）。

（一）滥觞期

夏商之际到东汉早中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实际上也是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瓷器生产的滥觞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先民们率先在浙北的东苕溪流域成功烧制出原始瓷，因为施青色釉，一般称为原始青瓷。

从普通陶器以易熔粘土作原料到原始青瓷使用较纯的瓷石质粘土作原料，从陶器一般在1000。C以下烧成，到原始青瓷多在1100。C以上烧成，从陶器的表面无釉到原始青瓷施有钙釉，这是陶瓷工艺史的一次大跨越。原始青瓷是在印纹硬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常常与印纹硬陶同窑合烧。

夏商周原始青瓷窑址见于长江以南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域，从这个角度讲，瓷器的发明当属百越民族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原始青瓷的烧制，首先于夏商之际在浙江取得突破。不仅如此，从那时起，直到东汉中期前后成熟青瓷出现，浙江境内各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均有发现，不仅数量甚众，且各时期均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生产中心。经过夏商之际到西周早中期的初步发展，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进步提高，春秋末至战国早中期，原始青瓷生产工艺达到巅峰，形成了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图三）。

从夏商之际到秦汉时期，浙江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生产，从钱塘江以北的东苕溪流域向钱塘江以南的绍兴一带扩散.总体上，与于越的活动范围在北方势力的挤压下的不断南移，过程是一致的，而原始青瓷生产工艺的巅峰时期——春秋末到战国早中期，正是越国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二）成长期

东汉中晚期到初盛唐时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成长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成熟青瓷成功烧制，以此为发端，逐渐形成了以越窑为代表的早期青瓷生产体系，生产中心完成了第一次地理转移——从浙北的东苕溪流域转移到了浙东上虞的曹娥江流域。

虽然在浙江之外的江西、福建和岭南等地区均有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窑址发现，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东汉时期的青瓷窑址也有发现，但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唯有浙江境内，从夏商之际的原始青瓷到东汉中晚期的成熟青瓷，无论是胎釉制备，还是烧成工艺，都一脉相承，窑业技术传承脉络最清晰，生产体系最完备。可以说，完整的瓷器发明历程，始于浙江，成于浙江。从这个角度看，浙江作为瓷器的发明地，实至名归。

成熟青瓷在以浙江为代表的南方地区首先烧制成功不是偶然的。这既与我国南方盛产高硅低铝的制瓷原料——瓷石有关，更与南方地区长期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工艺积累密不可分。在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过程中，先民们对龙窑的结构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使得烧成温度的提高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釉的制备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摆脱了原始瓷釉那种初创性，胎釉结合更好，剥落和开裂等现象大幅减少。

在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境内窑场广布，除以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核心的早期越窑外，浙北（德清窑）、浙西金衢盆地（婺州窑）和浙南(瓯窑)等地域，均生产青瓷。其它地域出产的青瓷，基本面貌与越窑相似，但程度不同地各具特色，其中德清窑的黑釉瓷占比较高。大体在同一时期，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也分别形成了洪州窑和岳州窑。但从窑场的数量和密集程度看，这一时期最具规模的青瓷生产中心无疑还是在浙江。从工艺成就看，浙江的青瓷生产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段也处于领先水平，其中，三国两晋时期的工艺技术水平最高，这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二个高峰期（图四）。

（三）发展期

盛唐至两宋之际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越窑青瓷生产达到鼎盛，龙泉窑在浙西南地区崛起。生产中心完成了第二次地理转移——从上虞曹娥江流域转移到了慈溪上林湖地区，从浙东到浙西南的第三次转移进程也于这一时期启动。

在此时期，越窑进入中期发展阶段，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形成了以慈溪上林湖为核心，以宁波东钱湖和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次核心，窑场遍布宁绍及其周边地区的庞大窑业体系。其青瓷生产工艺在汉六朝积淀的基础上，迅速提高，胎釉制备更加精良，器物成型更加端巧，匣钵装烧方式普遍采用，至晚唐时，烧制出了高端青瓷的代表作——秘色瓷。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三个高峰期——晚唐至北宋早期，正是越窑秘色瓷生产的黄金时期（图五）。

同一时期，浙江境内其它区域包括浙南（瓯窑）、浙西南（龙泉窑）、浙西（婺州窑）的青瓷生产，无不受到越窑的辐射和影响。越窑的工艺技术影响超出今天的浙江地域，波及闽北、赣东北、皖南，远在北方地区的河南和陕西等地，青瓷生产也程度不同地借鉴了越窑的部分工艺技术。甚至境外的朝鲜半岛，也出现了青瓷窑场，采用与越窑相同或相似的工艺技术，烧造类似的青瓷产品。在“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中，越窑牢牢地占据了“南青”的主导地位。

北宋中晚期，越窑开始逐渐衰落，但是，这种衰落，并非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急转直下，而是伴随着生产中心从上林湖地区向周边和更广阔区域扩散、转移，逐步衰退。这种转移的主要走向是，从浙东的宁绍地区转向浙西南的瓯江上游。在此过程中，居于两大地理区域之间的台州地区，作为地理上的中间跳板，充当了产业转移的主要中转地，在窑业技术交流融合方面担当了关键性角色。继越窑之后在浙西南崛起的龙泉窑，其青瓷产品面貌与越窑“和而不同”，正是因为并非拿来主义、直接继承，而是在继承本土工艺传统的同时，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因素、推陈出新的结果。

（四）鼎盛期

南宋至明代早中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鼎盛期，也是最富活力的时期。在继承本土的越窑技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来的乳浊釉青瓷工艺，龙泉窑和南宋官窑均烧制出了工艺水平登峰造极、富有特色的乳浊釉青瓷，其中，多次施釉的薄胎厚釉青瓷工艺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粉青釉青瓷继秘色瓷之后，成了又一种高端青瓷的代表作。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中心的第三次地理转移，于这一时期最终完成。

南宋早期，越窑步入晚期阶段，经历低岭头类型短暂的复兴以后，生产历史迅速终结。龙泉窑在续接越窑的辉煌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生产规模快速扩大，并在元代达到顶峰。以大窑为中心的龙泉南区和紧水滩水库一带的龙泉东区，构成了双核格局；围绕双核，众多窑场在其毗邻的浙西南、浙南瓯江流域以及更加广阔的浙西、闽北等地区，广泛分布。由低岭头类型承接的、来自中原地区的乳浊釉青瓷工艺，除被南宋官窑吸纳之外，在龙泉窑系统更是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加之紫金土制胎技术的采用，使得龙泉窑青瓷产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既有传统文化因素为主的厚胎薄釉青瓷，也有面目一新的薄胎厚釉青瓷；既有白胎青瓷，也有黑胎青瓷；精品青瓷的釉色既有素雅的粉青，也有青翠的梅子青。虽然南宋官窑的工艺技术高超，在乳浊釉青瓷烧制方面占有无可匹敌的崇高地位（图六），但因为它是朝廷直接组织管理的特殊窑场，在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上发挥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及龙泉窑。从这个角度看，铸就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第四个高峰的主要是南宋中晚期到元代早期的龙泉窑（图七）。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南北各地的历史名窑，烧制出了品类繁多的各种瓷系产品，宛若五彩缤纷的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龙泉窑作为青瓷窑系的杰出代表，独占鳌头。在浙江境内，龙泉窑工艺技术系统可谓一统天下。在浙江地域之外，闽南、广东乃至明早中期瓷业中心景德镇所在的江西地区，都出现了仿制龙泉窑青瓷的窑场。境外的日本、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对龙泉窑青瓷的仿制也有所见。影响所及，龙泉窑几乎成了中国青瓷的代名词。

（五）衰落期

明中期至清代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衰落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境内硕果仅存的青瓷窑体系——龙泉窑谢幕。

这一时期的龙泉窑，生产规模急剧萎缩。窑场分布不仅偏于龙泉及其附近的一隅之地，数量也迅速减少。中心产区的窑场，多数已经停烧，龙泉南区的大窑和龙泉东区，仅剩零星窑场，生产中心逐渐转移到庆元竹口溪流域。产品质量几乎呈断崖式下降，胎体厚重，胎质粗糙，渐成常态。虽然釉层较厚的器物也部分有产，但多数产品釉层薄，玻璃质感强，晚期有些产品的釉层甚至到了又薄又透的地步。釉色青绿或灰绿，前者多数色泽暗淡，后者多较浅淡（图八）。总而言之，此时的龙泉窑已是昨日黄花，浙江古代青瓷的辉煌，不复往昔。

浙江境内的瓷窑遗址，分布十分广泛。目前已知，除未见于地处平原水乡的嘉兴，鲜见于海岛地域舟山外，其余9个设区的市及其所辖多数县（市、区）均有发现。青瓷之外，还生产过青白瓷、黑釉瓷、彩绘瓷、窑变釉（乳浊釉）瓷、青花瓷等多种瓷系产品。

二、民窑、贡窑与官窑

从产品的供给对象看，浙江古代青瓷存在官、民两系。

毋庸置疑，浙江古代青瓷窑场大多为民营性质，产品主要满足市场需求。早在商周时期，浙江原始青瓷的流布范围，就已经到达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秦汉时期的流布范围更为广阔。汉六朝时期，早期越窑青瓷的流布，遍及大江南北，建康（建业，今南京）城及其周边地区尤为密集。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在国内的流布，以晚唐至北宋早期的范围最为辽阔。浙江古代青瓷在国内的流布，以龙泉窑青瓷最为广泛，其中，元代又是高峰期。诚然，流布各地，特别是统治中枢所在地区的浙江古代青瓷，有一部分可能属于贡瓷，但多数应该还是商品瓷性质。

图片采自（韩国）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

除满足国内需求外，浙江古代青瓷还曾远输海外。两晋时期，越窑青瓷已经现身朝鲜半岛（图九）。至迟唐代，中国瓷器开始作为商品大量向海外输出，浙江青瓷跻身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黄河流域瓷器生产主要满足境内需求不同，与福建和岭南地区宋元及其以后的大量窑场主要生产外销瓷也不同，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代表的浙江古代青瓷生产，总体上兼顾境内和境外两种市场。越窑青瓷的外销在五代北宋之际达到顶峰（图一0），龙泉窑青瓷元代时登峰造极（图一一）。杭州老虎洞窑的产品也见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

随着产品的不断输出，浙江古代青瓷制作技艺广泛传播，影响了境内外许多地区的瓷器生产。与此同时，也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外来工艺技术和文化元素，通过消化、吸收、创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浙江古代青瓷的贡瓷历史，可能早在商周的原始青瓷时期就已经开始，六朝时期的早期越窑也很有可能曾经烧制贡瓷。制度性贡瓷，唐代已有，确凿无疑。浙江古代贡瓷主要通过贡赋体系，由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主的民营窑场烧制。从唐代起，烧制贡瓷的窑场就有“贡窑”之称（图一二）。贡瓷的烧制，存在来自官方的不同形式的监管，但多数情况下，贡瓷不是监管的主要或唯一目的。

图片采自厉祖浩《吴越时期“省瓷窑务”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3期

图片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南宋官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并非所有烧制贡瓷的窑场都是纯粹的民窑。至少在吴越国时期（图一三）和南宋早期（图一四），存在割据政权、地方官府直接或参与管理的官窑制瓷贡进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窑场具备官窑和贡窑的双重身份。不仅如此，在这些官窑中，采取“官民合作”方式的部分窑场，实际上同时具备官窑、贡窑和民窑三重属性。除贡瓷外，朝廷用瓷的来源还有自行设置的官窑。古代浙江地域由朝廷直接管理运营、产品完全供朝廷使用的官窑，确定的只有位于临安城（杭州）的南宋官窑（图一五、一六）。明代龙泉御器厂（图一七、一八），可能采取的是“央地”共管方式，产品也并非全供朝廷使用。当然，贡瓷和官窑瓷器并非朝廷用瓷的全部来源，也未涵盖所有的官方用瓷。此外，古代浙江还存在以仿制宋官窑为“己任”的哥窑（图一九），惟其窑场性质应该是民窑。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工艺水平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提高，无疑与市场需求的刺激密不可分，而来自官方需求的直接推动作用更是不可小觑。至少从越窑和龙泉窑的发展历程看，凡是官方需求强劲的时期，都是产品质量高、生产规模大的时期，这绝不能视为历史偶然。

三、窑系与文化结构和文化圈

基于考古学文化分析的窑和窑系，如何与历史上以行政地域命名的瓷窑概念（如越州窑、龙泉窑）相衔接，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考虑到窑业及其产品反映的仅仅是古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个侧面，采用考古学文化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窑业遗存时，势必要考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因为过往的古陶瓷研究成果必须继承，若完全与传统上基于地域的窑口概念相割裂，也不足取。有鉴于此，在以窑业遗存为主要对象的浙江古代青瓷研究领域，引入文化结构（文化分层）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研究方法，很有必要。

瓷业文化结构可以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和浅表层三个层次。（图二0）胎、釉特征处于核心层。古代瓷器的生产，胎、釉原料普遍就地取材，其选择与配制受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制约，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旦发生变化，就是革命性的。比如，胎料由单一的瓷石到瓷石加紫金土，釉料由钙釉到钙碱釉，都是涉及到核心层的革命性变化。

烧成工艺处于中间层。窑炉类型的选择与建造，坯件的装盛与入窑装烧方式、温度与气氛的控制等，一般来说，会受到工艺传统的强烈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窑炉类型的稳定性最强。诸如明火裸烧到匣钵装烧、垫圈支垫到垫饼支垫、M性匣钵到漏斗形匣钵等，都属于中间层的变化。

产品器类、造型和装饰等属于外化的文化要素，一般通过模仿就能实现跨地域甚至跨时代的传播，与核心层和中间层相比，稳定性最弱，对外部需求和刺激的反应最敏感，变化最快，这个层次属于浅表层。

作瓷业文化分析时，最敏感、变化最快的浅表层，自然是首先要关注的对象，但三个层次要系统分析，由浅入深，只有这样，才能梳理、总结出瓷业文化的演变规律和不同瓷业文化系统的特征。

某一窑系的形成，自有其时空范围。这种时间范围，不会是短暂的时段，常常纵跨若干个历史时期。一个窑系的空间范围，往往包括中心区和外围区，有时还有辐射区。而中心区内，必定有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区。（图二一）中心区尤其是核心区的瓷业文化特色往往比较单一，保持着较强的“纯正性”。从核心区向外，中心区到外围区，该窑系瓷业文化的纯正性依次递减，离核心区越远，纯正性越弱。外围区，除了窑址数量和密集度往往低于中心区之外，产品质量一般也要稍逊一筹，有时还会与其它窑系甚至瓷系的窑场形成交叉或重叠。在这种交叉或重叠区域，该窑系的文化因素会逐渐被外来瓷业文化抵消或吸收。如果该窑系的文化传播力强劲，还会产生“边际效应”，在远离中心区的区域，出现产品与其相似的窑场，是为辐射区。

从浙江的实践看，在界定某一窑系的时空范围时，还应在瓷业文化结构和文化传播分析的基础上，将时间跨度、自然和人文地理、历史背景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古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克服自然地理空间限制的能力，与当今世界不可同日而语。瓷器的生产和输出，又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秉赋和山河水系条件。自然地理因素天然地对窑场集群的形成会产生强大的约束力。中国古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往往顺应山形水势和自然地理边界，年代越早越是如此。而在长期以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来自官方与上层社会的有形和无形管控，对某一地域、特别是某一行政区域内的生业发展和人文传统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经过一定时期的积淀，不同的地域会形成不同的人文地理特色。一般来说，行政区划、特别是州府一级的行政区划，保持基本稳定的时间越长，该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会越鲜明。某一窑业体系的兴起，必定是在某种历史背景下，发生在合适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而伴随其发展历程的瓷业文化特色的形成，自然会有来自民间和官方需求的影响，受到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制约，但发挥打底和绘形的关键性作用的，主要还是该地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

中国古代以州冠名瓷窑的做法，始于唐代。我们今天对古代瓷业遗存进行考古学研究时，自然不必拘泥于该时间上限，也不能完全以州界划定窑系的边界。但以浙江古代瓷业发展历程观照，越窑和龙泉窑的中心区，倒是分别与历史上越州和处州的地域基本吻合。

早期越窑以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核心区（图二二），中期越窑以慈溪上林湖一带为主核心，以宁波东钱湖和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次核心（图二三）。这些区域都在曹娥江、余姚江、甬江水系范围内的浙东地区，唐开元年间明州析置以前，均属越州地域范围。中心区的瓷业文化面貌纯正，堪称“青一色”。在中心区附近和周边，同时期的青瓷生产，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中心区的影响，形成了外围区。外围区的瓷业产品特征与中心区程度不同地存在差异，其中有些地域的青瓷窑场还与其它瓷业系统的窑场重叠或杂处。

龙泉窑的情形与越窑类似。龙泉南区和龙泉东区为双核心，地域涉及龙泉、庆元和云和三县（市），均分布于浙西南瓯江流域上游，历史上都为处州所辖。中心区的瓷业文化也可谓“青一色”，只不过南宋时偶有黑釉瓷点缀，明清时期，龙泉窑烧制历史即将谢幕时，青花瓷的文化影响已经抵达。由于龙泉窑的文化传播力更加强劲，外围区的范围更加广大，该区域内青瓷文化的同一性更加明显，与中心区的趋同性也更加突出。但在外围区内，龙泉窑系青瓷窑场与其它瓷窑系窑场重叠或杂处的现象同样存在。（图二四）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在原始青瓷阶段以后，分别被越窑和龙泉窑两大瓷业文化系统主宰。其它的，如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等，都曾经受到过这两大系统或其中之一的影响和辐射。虽然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各自在一定的地域内（图二五）、某些历史时期，生产过具有一定特色的产品，但是，均未像越窑和龙泉窑那样，形成一以贯之的主流瓷业文化特色。实际上，它们各自所在的浙南、浙西和浙北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被强势的越窑或龙泉窑的外围区和辐射区部分覆盖，只不过，覆盖时间长短不一，覆盖范围大小不一而已。

总之，从浙江的研究实践看，窑系核心区的边界比较明晰；中心区的范围虽然与历史上的州府界划大体相合，但边界没有核心区那么清晰；外围区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或者与其它的文化圈犬牙交错。至于辐射区，不仅瓷业文化面貌与中心区一般都存在明显差异，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上亦无关联，往往是远离中心区的飞地。不仅如此，不同的瓷业文化圈可能相互交叉重叠，外围区更是如此。而某一窑系的瓷业兴起，也不一定发端于核心区。在某些历史时期，浙江部分地域为本土瓷业文化与外来瓷业文化的交叉重叠区，宋元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主要在南宋至元代，浙江、江西和福建的毗邻区域，曾经形成青瓷、青白瓷和黑釉瓷三大瓷业文化圈交叉重叠的壮观景象。（图二六）@经世千年的瓷器要经历过多少风霜雨雪呢?

本文为《浙江古代青瓷》（郑建华、谢西营、张馨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