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美国文化地理学的奠基者

卡尔·奥特温·索尔（Carl Ortwin Sauer，1889-1975，旧译苏尔），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沃伦顿的一个教师家庭，为德国后裔。索尔小时曾被送到德国学习三年，后回到美国。一九〇八年在家乡沃伦顿的中央卫斯理安学院获学士学位。在研究生阶段，他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一九一五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地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索尔先在麻省师范学校任职，但很快转至密歇根大学地质地理系，一九二二年升为教授。一九二三年，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为地理学教授，同年任地理系主任，自本年至一九五四年，索尔任系主任长达三十一年。一九四〇年他当选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主席，一九五五年，又任该学会荣誉主席。作为教师，索尔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包括三十七名博士，在美国地理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伯克利学派”。索尔于一九五七年退休，退休后研读不止，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怀未竟之志离世。

索尔的学术特色，主要是从历史的、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这在二十世纪前期的美国，是具有首创意义的地理研究，所以很快产生广泛影响。索尔当选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便是这一影响力的反映。索尔的学术道路，是他在思想理论与研究实践上的个人选择，在美国现代地理学已经相当成熟的环境中，仍然开创出一个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学术方向。这给了索尔在学术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土地与生活》是学生约翰·莱利在索尔退休六年之后编辑出版的一部文集，收录索尔十九篇论文，都是体现其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特色、学术风格的代表作。莱利是索尔最早的学生之一，原在密歇根大学，后跟随老师一起来到伯克利继续学习，对老师的治学有切近的了解。这部文集已经成为索尔之学（Sauerian tradition）的经典著作。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索尔的地区实证性研究，第四部分是对远古宏观问题的思考与推断，第五部分是他的理论文章。地理学家所做的实证研究，一般都在本土，是关于自己的地区或自己国家的地理问题。索尔也是同样，他的研究实践，主要在北美地区。

地理学研究的是人地关系，但每一个学者选择的具体内容则不同，索尔选择的是北美早期的开发问题，即北美早期开发者与土地环境的关系，当然这些开发者主要是欧洲移民。相对于旧大陆，美洲的自然环境较少人为改变，或者说，因为人口稀少，很多地方还保留单纯的自然面貌，当时的地理学家认为美洲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实验室”。索尔的研究，关注早期拓荒者在荒原上怎样一步步开创出农业文化景观。他对于欧洲移民的“拓荒”考察十分细致，例如原木小屋、磨坊、小路等。他最感兴趣的是对于一个较小区域进行近距离研究，在这样的区域研究中，事物都是具体的，人可以是活生生的，而不是概念，不是表格中的数字。索尔不断从人类学汲取方法，使这一类研究日益成熟。其中，《上伊利诺伊河谷的拓荒者生活条件》一文是索尔刚刚读完博士学位的第二年发表的，是在密歇根大学期间所作。它作为本书的开篇，有着特别的意义，代表了索尔自己选择的学术方向的重要起点。其后的文章都是转到伯克利之后的作品（伯克利时期是索尔的学术高峰期）。《历史地理学与西部边疆》一文，标题中出现了“历史地理学”，这体现了索尔的一个重要学术特色，即重视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后来，索尔在当选 AAG 主席时所做的主旨演讲就是专门谈历史地理学的问题。

第三部分“人类对有机世界的利用”，充分体现了索尔研究的生态学特色，索尔曾有意向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请教，具有对多种植物的深入的观察力。他认为，在土地与生活的关系中，动植物是很重要的链接环节，动植物生命复杂网络插在人类和地球的无机组成部分之间。《美洲农业起源》讨论的是一个大问题，这让索尔下了很大的功夫，此文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农业起源问题具有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一九五二年，索尔在纪念地理学家鲍曼（Isaiah Bowman）的学术报告中，再次以《农业的起源与传布》（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为题，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第四部分是一组考察更早时代全球范围的人类踪迹与文化的文章，写作时间相对较晚。“深思熟虑的人文地理学者非常关注远古时代和原始族群，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逃避现实之举。”（《美洲早期人类的地理概述》）这些文章代表了索尔的思考，包括对人类早期环境选择的推断，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美洲人类的来源，中石器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意义，前农业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定居问题，是否存在文化阶段的普遍性演进模式，以及海滨地带在人类早期文明史中的积极意义（这是中国文明史叙事中被忽略的），等等。

索尔重视田野考察，他的实证研究大多都有田野考察的基础，这是他曾经就读的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十分注重的事情。不过，索尔的田野考察是另一种田野工作。他不是去进行验证性的观察，而是要有所发现（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家在田野中可以看到更多的现象，提出更多的问题。索尔注意到田野中存在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这两个类型，这两个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后来几乎发展成为索尔学术的轴心问题。索尔强调，地理学以景观中自然元素和文化元素相结合的现实为基础。

第五部分是索尔的理论文章。索尔很看重实证研究，曾抱怨人们只是热读他的理论文章而忽视他的实证研究。虽然索尔的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但索尔的理论贡献的确更受人们重视，这是必然的，因为理论具有更广泛的交流效力。本书收录了四篇理论文章，其中人们讨论最多的是《景观形态学》《历史地理学导言》这两篇。

《景观形态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内容是基于一九二三年索尔担任伯克利大学地理系主任时的一次演说，演说对象不仅是地理系的，也有大学其他科系的同事。这应是美国地理学发展史中最早深入讨论文化地理学理论的文章，对美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在此文中，索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景观研究的学术范式，并以文化景观研究为中心，表述了对地理学的整体看法。索尔的这一理论基于他个人的实践，而其一旦发表，又成为推动文化地理研究发展的动力。正因如此，人们公认索尔为美国文化地理学的奠基者。

索尔认为，科学研究都是从现象开始，确定现象的范围与性质是第一步认识，而地理学的现象就是景观。景观的概念强调了从视觉角度展开的研究程序，从具象（形象）而不是抽象起始，这很有地理学的特色。景观是地理发展的成果，而其他方面，如由地理优势带来的经济发展、军事胜利、政治稳定等都不是地理学本身的成果，地理发展获得的乃是景观。而人类是造成景观的最后一种力量。

景观是一个具有关联性的结构系统，“景观按定义，必然具有一个以可识别的构造、范围以及与其他景观的属种关系为基础的身份，其构造、范围和属种关系构成一个全面的系统”。“景观”（landscape）这个术语被用来表示地理的一类单元概念，以表达事实之间独有的地理关联，它可与“地区”（area）和“区域”（region）并列为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在索尔看来，“文化景观的研究迄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形态）景观的概念不是索尔的发明，但他在地理学研究中大力提倡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系统性的实践与理论阐述，从而产生极大影响。景观终成为地理学中一个有着持久生命力的基础学术概念，一直保持活力，并被不断丰富、发展。

索尔提出著名的“文化景观形态学的图解表述”，他的说明是“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群组从自然景观中塑造出来的。文化是施动者，自然地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施动力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环境，这就解除了环境决定论及其变种的影响。在索尔这里，“地理学的任务被构想为：建立一个包含景观现象学的批判性系统，目的是全方位、全色彩地把握多样的地球场景”。地球的场景包含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两个类别，但二者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地结合于地表，因此具有生态特征，这样，生物生态学转变为文化生态学（或称人类生态学，英文作 human ecology）。一九二二年巴罗斯（Harlan Barrows）已然提倡人类生态学，此时索尔把它发扬光大。

在人与大地环境的关系这个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上，一般的表达是“人地关系”，英文作 man and land relation，但索尔在思想上将 man（人）替换为 culture（文化），这一替换学术意义重大。Man 在英文中是一个单数抽象概念，而 culture 则有具体的多样性，很自然会用作复数 cultures，于是不同文化与大地环境的不同关系被表达出来。这样，人地关系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文化不同，呈现出来的人地关系结果（即景观）也不同，于是文化的能动作用被揭示出来。人不再是被动的一方。在索尔的这一思路中，原来的森普尔的环境“影响”说被淡化，反之，文化“影响”说开始抬头。因为这一思想，索尔被认为是美国批判“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

景观是具体的，具有多种形态的，研究景观可以避免那种只是关注抽象概念的研究方式。那么如何从具体甚至琐碎的现象开始而进入科学性的学术研究？索尔强调，科学性在于研究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研究的结论。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运用形态学方法对现象不断地进行综合，取得最大成功的学科就是人类学。

“这门科学值得大声宣扬研究者的光荣业绩，他们有耐心、有技能，通过对各种形态——从人群的服装、居所和工具等具体材料，到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做出分类，以现象学方式处理社会制度的研究，从而一步步辨识出各种文化的复杂结构。”（《景观形态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伯克利大学的人类学相当不错，索尔与著名人类学教授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路威（Robert Lowie）等都保持着很密切的学术关系，主动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索尔相信，形态是一种“朴素”的证据系统，形态学方法没有先入之见，“只预设最低限度的假说”，因而是客观的，不受价值观左右的（《景观形态学》）。

研究文化景观问题，索尔的主旨是，不只要研究景观的最后结局，还要考察其演进的过程，而且要尽可能从原来的自然景观面貌开始，这实际上是溯源到了文化景观生成历史的起点，具有历史研究的属性，这样的地理学当然也是历史地理学。这是索尔的另一个最大的学术特色。

一九四〇年，在新奥尔良举行的 AAG 年会上，索尔当选为该会新任主席。在致辞时，他以《历史地理学导言》为题，呼吁地理学家们关注地理问题的历史过程。他批评了当时在美国很有影响的哈特向（R. Hartshorne）学派的将时间与空间截然分开的理论，指出缺乏对历史过程的兴趣是以往美国地理学传统的缺陷，强调人文地理学应是一门研究动态问题的科学，要研究起源和过程，研究某一种生活方式是怎样在特定的区域位置上发生、发展，并向其他地方传播的。

值得注意的是，索尔所要研究的发展变化，不是一份表面的、简单的时间表，而是一个内在的过程，一个有机的、前后一体的生长史。美国另一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梅尼（D. W. Meinig）曾评论说，索尔研究的景观变化不是不同时间点之间的差异，而是贯穿时间的过程。用英文表达：不是 change between the times，而是 changing through the time。这其实就是发生学的方法。时间点之间的差异只能显示一个间跃的历史，而过程则意味着一个连续性更强、更紧密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特点，没有长期复杂的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政治疆域变化简单，而不同文化的移民在各地的开发则是吸引人的一段历史，所以美国的历史地理议题与旧大陆不同。这是索尔的历史地理研究的背景特色。索尔在研究中感到很难把文化与历史分开，所以他的历史地理学可以称为文化—历史地理学，索尔在论述中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论证历史性研究的必要性，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美国地理学界，历史地理研究在森普尔、巴罗斯时候就已经成为专门的题目，但评论者认为，索尔的研究与他们的“环境影响”原则方向相反。索尔引导的历史地理研究，例如对于殖民史地的研究，得出了另一种原则：“相同的地域自然条件对于那些对环境持不同态度、抱不同利用目的和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人们来说，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詹姆斯）在评论界，在推动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这件事情上，有人把索尔比为英国的达比（C.Darby），称他们为大西洋两边各自的大师，当然，二人的研究路数很不一样，但这恰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内涵。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成立五十年纪念活动中，曾请一流学者分科讨论地理学的问题，并结集出版。历史地理学排在第三章，撰写者乃是索尔的学生克拉克（A.Clark），那时，克拉克已经成为美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我国侯仁之先生对他曾有介绍。

历史地理这个题目，在索尔心中一直在酝酿，且范围越来越大。在他的遗稿中，有一份写作提纲，题目是《二百周年时的衰退》（Recessional at the Bicentennial），是一部美国历史地理通论性的提纲，包含三部分：一七七六年之前，一七七六至一八七六年，一八七六至一九七六年。从题目与一些注记看，这将是一部批判性的回顾美国耗费自然资源的历史地理著作，可惜这项计划没有完成，是一项未竟之业。

一九五一年，索尔六十二岁，在与学生交流时，总结了自己的学术兴趣：人类历史中大地的历史、人类作为能动者如何改变大地面貌、大地上文化的发展以及新文化的形成。这是索尔的主题特色，是索尔的主观意识，也是基本出发点。但后来的评论者出于不同的角度，又有不同的强调。总之，文化的、生态的、历史的、景观的，这几个关键词结成索尔学术的基本框架，呈现学派特色。

“一战”之后，美国地理学进入转型期，“地理问题的焦点逐步转向社会科学，离开了单纯的地球科学”（詹姆斯）。索尔是这个转型期的重要推进人物之一。研究美国地理学发展史的学者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些学术思想，在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这表明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在索尔早期研究中，有关文化景观、环境变化的问题的确是七十年代逐渐热门的领域。

五十年代，人在环境变化中的能动角色在西方意识形态中日益受到重视，这涉及西方思想史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索尔由于长期研究人类活动对景观的改变，成为这一思想潮流中备受瞩目的人物。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至二十二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举行的学术论坛，主题是“人类在改变大地面貌中的角色”（Man’ 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大会邀请索尔出任大会联合主席〔另外三位主席是：托马斯（William Thomas）、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贝茨（Marston Bates）〕。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经显示了会议的不比寻常。与会议名称相同的文集在第二年出版，影响巨大。

由于八九十年代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关于文化景观的研究获得新的生命力。“伯克利学派”尽管受到“新文化地理学”的挑战，被批评的要点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固化，但其在基础性研究中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文化—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如追踪景观演变的过程）也是不应放弃的。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索尔的名声已经为一些中国地理学家知晓，但由于国内社会形势的特点，地理学界对文化生态一类的研究还不够重视，在借鉴美国地理学的时候，偏于对戴维斯、哈特向等人的介绍。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全面复兴，与国际地理学的发展迅速对接，于是索尔开始被中国地理学家熟悉，知名度迅速提升，特别是在国内文化地理学者、历史地理学者中，名气颇高，获得了与其在西方相应的地位。

原文‬发表‬于‬（《读书》2022年10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