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玦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序二

这本书是中国考古学正在进行的研究范式转变的一部分。如今，经过几代发掘者的辛勤耕耘，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文化分区和以陶器为基础的年代序列已经牢牢确立，考古学家们可以自由地拓展到古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特定方面的考察。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近年来对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中，可以观察到对都邑手工业作坊探讨的兴趣日益浓厚。孙周勇研究员对周原遗址齐家石器作坊的研究是这种新型研究的一个开创性例子，其目的不仅在于重建古代生产技术，还在于借助科学的统计方法探索生产活动的定量维度。事实上，这是首个基于西周时期手工业作坊遗址材料并有意识地探讨上述问题的重要研究。

通过对齐家制玦生产废弃遗存的详细分析，周勇博士观察到了西周时期近三个世纪的石玦生产活动的重大变化过程: 从西周早期到晚期，齐家石器作坊的石玦产量大幅增加，并伴随着形制和原料的日益标准化和生产工序的简化。这些趋势似乎与西周时期的整体经济发展相一致，如青铜、制骨、陶器生产等行业也普遍存在。然而，他对这一问题的呈现是基于准确的量化分析的，这一点是对同时期其他任何遗址的分析所无法比拟的。同样，从国际角度来看，周勇博士的发现也是对经济考古学乃至整个考古学极其有价值的贡献。我希望他的研究能成为未来许多类似研究项目的典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

诚然，关于齐家作坊研究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首先，845 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只是原本规模较大的生产作坊的一部分；尽管发掘区域集中在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文化堆积最为密集的那部分场地，但从理论上来说，报告的资料可能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然而，很有可能，未来对作坊剩余部分的考古发掘并不会显著地改变整体认识。其次，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对这里生产的数以万计的石玦的功能一无所知。就它们的形制而言，它们非常类似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被用作耳环的玉石玦。但是，用当地容易获取的石料（如泥灰岩、页岩和石灰石）制成的石玦，如果有人试图将它们戴在耳朵上，几乎肯定会破碎。它们一定还有其他用途——但用作什么呢？令人费解的是，在同时代的考古资料中几乎没有发现这种石玦的标本——无论是在墓葬中还是在居址中（唯一的几处例外来自齐家作坊范围内的一些生产者墓葬）。我怀疑这些小而廉价的大批量生产的物品可能注定了短暂的使用寿命。我甚至曾经推测过，由于齐家村就在云塘大型制骨作坊附近，它们可能是附着在某类骨器上的用品。但这仍然是一个疯狂的猜测，因为尚未发现此类复合品。

基于 2002 年进行的田野工作，孙周勇研究员对齐家作坊材料的研究是其 2007 年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的核心部分。该论文于次年以英文出版（Craft Produc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a Jue earrings Workshop at the Predynastic Capital Site），其部分研究成果也被收录于2010年正式出版的齐家制玦作坊考古发掘报告。自此，报告材料被广泛引用。例如，它们是马赛开展的一项重要研究的研究对象，我在撰写《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关于中国前帝国时代晚期经济研究这一章的时候，也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在我们欢迎周勇博士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它已经大幅更新，以反映过去二十年来在周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新发现，并增加了大量以前未发表的图像资料，拓展了有关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的综合研究。考古学者非常感谢孙周勇在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期间，能够在繁忙公务中抽出时间完成了这个新的中文增强版。

尤其是，本书的读者一定会佩服周勇博士为得出他的发现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耐心地对齐家作坊灰坑中的上百万块石质废弃遗存进行辨认、分类、称重和测量；正是这种密切和耐心的接触，使他最终能够从中提取出关于经济发展的真正新的、前所未有的准确信息。周勇博士的研究与非专业人士经常误认为是考古学目标的对精美文物的追求相去甚远。相反，它提醒我们，就像在任何科学中一样，考古学最辉煌的成就，是精心构思并执行良好的研究设计，及其研究结果——这项任务既涉及人类的才智，又涉及大量艰苦且往往乏味的数据处理。作为这项工作的成功成果，《玦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一书正体现了考古学在产生关于古代历史和社会的真正新知识方面的非凡潜力。随着研究方向的转变，将来可以期待更多这种性质的进一步发现。

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西北大学）伊克塞尔202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