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美国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之来源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大门。1868年在日本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人主动“脱亚入欧”，投入了西方的怀抱。从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去遥远的东方探险的热潮。他们不仅在其国内兴起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热，还认为在古代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上蕴藏着巨大的古代文化宝藏。于是，西方的探险家们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纷纷踏上了中国这片东方神秘的国土，在那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在那剩下残垣断壁的佛寺之中，在那无人问津的山崖间的石窟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的文化宝藏。在前往中国的探险活动中，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一次次被西方列强用武力击败，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中国文物的外流之始，也就与丧权辱国画了等号。

这些西方探险家的所谓壮举，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的极大兴趣。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而中国的古董商也抓紧这些商机而不甘落后。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国本土的破落贵族的败家子们、穷途末路的不法之徒、为图暴利的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就在这些中外人士的合作谋利的活动中，为了满足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喜爱，数百万件文物流往外国的大小博物馆与个人收藏之中。美国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便是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美国的许多博物馆已收藏着不计其数的中国古代文物。不论是在美国居住的华人，还是前往美国参观访问的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博物馆里展示的中国古代文物之后，第一个反应便是：这肯定是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时从中国抢去的。当笔者在国内的一些大学演讲时，学生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这样。而笔者自1999年来到美国至今，曾在六所大小博物馆工作过，深知美国收藏的中国文物主要来源渠道。中国古代艺术品销往国外并进入一个公共或私人的收藏过程，一般需要以下三种人的努力：中国文物的出售者或获得者、中国与西方古董市场中的古董商、西方的收藏家或博物馆中的策展人。

中国文物的出售者可以是某个家传收藏的继承者，在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不得不出卖家传收藏以获取生活费用。还有一类文物的出售者不一定是家传收藏的继承者，笔者称他们为文物的获得者，即为了谋求古董市场之利润而特意去搜求古董之人，获得之后再将它们卖给古董商。这些文物获得者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文物二道贩子，也可以是主动去历史遗址盗窃文物的盗墓贼等。古董商是这个文物流散渠道的中间环节：经他们之手收购文物，再由他们之手出售文物，从中谋取差价。在当代，拍卖行也起着古董商的沟通卖家与买家的桥梁作用。而西方的文物购买者则是这个流通领域的最后一个环节。

绝大多数文物购买者是私人收藏家，他们出于对古代艺术品的热爱与兴趣而购买文物加以收藏，放在自己家里欣赏。但随着他们的年老或离开人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将其收藏捐赠给了博物馆，或自建博物馆以向公众展出自己的毕生藏品。策展人则是代表博物馆的文物购买者，他们可以在某个基金的资助下直接从卖家、古董商、拍卖行或私人收藏家手中为博物馆购买艺术品，在馆内收藏与展出。这三种流通渠道是造就美国大小博物馆内艺术品收藏的主要来源。

本文拟从这三种文物外流渠道的关键人物着手，来谈谈美国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的来源。

一、活跃在中国和美国的古董商

在不计其数的大小古董商中，卢吴公司与山中商会便是在建立美国各大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品收藏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两大古董商行。

卢吴公司的创建人是卢芹斋（Ching Tsai Loo，1880—1957）。他是一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古董界的知名人物（图1）。卢芹斋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卢家渡，祖上是连续十六代拥有巨业的富裕家庭。19世纪末，卢芹斋被家族送到法国寻找商业机会。1902年，在清政府驻巴黎的大使馆，他结识了一位年轻人张静江（1877—1950）。张静江也是浙江湖州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是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1866—1925）的密友，并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那时的张静江正在使馆做商务工作。

他建议卢芹斋做法中贸易，开一个古董行，张表示愿意参股协助。于是，张静江父出资30万，张静江与卢芹斋合作在巴黎设立了通运古玩公司，主要经营茶叶、丝绸和古玩，生意兴隆。之后又设来远公司，在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国内开设分号。C.T.Loo便是其公司和卢芹斋的英文缩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芹斋明白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古董市场的中心，便决定和上海人吴启周在纽约麦迪逊和第57街的街角，开了一间美国最大的古董店——卢吴公司，专门从事向美国人出售中国古董的生意（图2、图3）。此时的卢芹斋和北京、上海古董行的大买卖人已结成了一个圈子，类似现在的商会。卢芹斋驻巴黎，英语好的姚叔来驻纽约，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给他们进货，运往上海，再由吴启周往巴黎或纽约发出。这是一家最早、最大、时间最长的中国文物出口公司。卢芹斋精通英语、法语，他以娴熟地鉴别中国文物的本领和不俗的商业眼光收购了大量的高质量中国文物，逐渐得到欧美收藏界的认可。他的名气和人脉很快使他成为许多私人博物馆的供货商和顾问，前往他的古董行访问的客人不是商业巨子，就是活跃于文物与美术界的专家。他所参与买卖的中国古董有许多都价值连城，包括精美的雕塑（包括佛教造像）、壁画、青铜器、玉器等。1926年至1928年在巴黎市中心建成的红楼，是他展览自己收藏文物的中心。

总之，自1915年起，卢吴公司向美国出口文物长达三十年之久，不计其数的国宝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卢芹斋古董生意的高峰期，正是中国多灾多难之秋。清政府的垮台造成了大批清朝遗老遗少们的破产，昔日贵族家庭的败家子们为了自身的生活而不得不将祖传的宝物出售。北洋军阀的混战，日本人的入侵，使得国民政府无睱顾及历史文物。这些都给卢芹斋以低价收购古稀珍品带来了机会，再将它们一本万利地推销到欧美市场。卢芹斋逐渐成为中国古董鉴赏家与欧洲华人中的知名人物。经他手出售的中国古董最为收藏者所信服。所以，每次卢芹斋有新货从中国运来，马上就有收藏爱好者赶来先睹为快，以抢购自己最中意的古董。

经他之手贩卖到美国的国宝级文物包括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二浮雕作品（图4），出售给了费城宾州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卢芹斋在纽约向美国人出售他的古董时，经常是先举办一个展览，还出版有展品图录，边展边售。从他的展览图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与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的石雕像，还有大量的来自中国佛教寺院的单体石像与造像碑。 这些佛教雕刻精品后被多个美国著名的博物馆收藏，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City）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有的则被私人收藏。有人说，在20世纪上半叶，从中国流往海外的一半古董是经卢芹斋之手。此言虽有夸张，但可说明卢在当时的美国古董界的重要地位。

对卢芹斋的评价，中国与西方观点截然对立。在西方人的眼里，卢是20世纪上半叶卓越的中国艺术品古董商，他用一己之力将中国早期艺术介绍到了欧洲与美国。卢芹斋于是被赞誉为让西方认识中国古董的启蒙者，让欧美收藏者欣赏到了中国文物之美。他的文物专业知识与眼光征服了欧美收藏者。没有卢的贡献，便没有许多美国大博物馆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基础。此外，他还造就了一批西方大收藏家或家族收藏，如J. P. Morgan、Samuel Peters、Alfred Pillsbury，以及Henry Clay Frick。晚年的卢芹斋则以些许内疚的心情评价自己的一生。

他说：“作为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我感到羞耻。唯一能让我们辩解的是：没有一件艺术品直接出自我们之手，都是在公共市场与其他买家竞争获得的。中国失去了她的国宝，但唯一令我们安慰的是：艺术无国界，这些被学者及公众欣赏的流往世界各地的雕塑也许能比任何活着的大使令中国更多地获益。通过这些艺术品，中国能在其外面的世界里更加闻名。由于中国的战乱与巨变，我们的历史丰碑也许会在别的国家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失去的国宝将作为真正的信使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古代文明、文化，从而服务于创造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更好的了解。”而中国人则更愿意从卢芹斋古董公司对中国古代文物造成的客观后果来评价他。尽管他声称没有直接参与对中国历史遗迹与文物的破坏，包括盗凿石窟中的佛教造像等，但这些艺术品毕竟是经过他之手流失了。没有买者就没有卖者，而他正是这个行业里最重要的沟通买家与卖家的桥梁。

另一大出售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古董商行是由日本人建立的山中商会（Yamanaka & Company）。山中商会的实际发展人是山中定次郎（1866—1936），创建地是日本大阪（图5）。山中定次郎原名安达定次郎，出生在大阪古董商家庭，有家传经营古董商铺的背景。因此，他从幼年起便随其父在家庭古董店中学习古董知识，引起了他对古董行浓厚的兴趣。安达定次郎在十三岁时进入了当时大阪颇有名气的山中吉兵卫古董商店当学徒，正式开始了他的古董商生涯。通过学习与钻研，他积累了相当的经商经验和鉴定文物的知识，同时也接触了很多来自欧美的学者和收藏家，打开了一扇通向西方古董界的大门，意识到了东方艺术品在西方古董市场上的巨大商机。

23岁那年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时期。他所当学徒的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卫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为妻，他便入赘山中家族，改姓山中，名山中定次郎，开始努力将山中商会的古董生意引入欧美市场。1894年，他在美国纽约开设了山中商会的古董店（图6），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等地陆续开设分店。1900年在伦敦、1905年在巴黎也开设了代理店。于是，山中商会在欧美的古董界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销售东方艺术品网络，尽力去满足欧洲上流社会对于东方文化与艺术品的需求。所以，毫无疑问，有了山中定次郎的参与，山中商会才得以在欧美建立了市场，他本人也与美国巨商客户建立了良好关系，如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1937）等。

山中商会的主要古董来源之一就是历史悠久、文物与艺术品珍藏丰富、古董市场交易最活跃的中国。山中商会的主要宗旨就是收购东方文物，再将它们销售到欧美以从中营利。为了更好地在中国收购古代艺术品，1894年，山中商会的掌门人山中定次郎在北京的崇文门开设了日本古董界在中国的第一个古董分店，专门致力于收购中国文物。通过三十多年在中国的经营，山中商会从中国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艺术品，致使无数中国国宝流失海外。山中商会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当时历史、社会的转折与发展。当时的北京正处于民国建立之初、朝代更替之际，古董市场也处于活跃时期。

1900年5月，敦煌莫高窟的管理者、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中古时期的图书馆的藏经洞，这是20世纪中国考古文物界的第一大发现。可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数万件写本文物、数百件佛画中的大部分流失到了海外，震惊了西方学术界与文物收藏界，极大地刺激了古董市场，也吸引来了众多的西方探险家、学者、收藏家、古董商。民国初年，河南安阳小屯的商代遗址发掘出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等；陕西周原的西周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洛阳北面邙山众多的历代古墓被盗掘，埋藏地下的不计其数的文物如陶俑、青铜器、玉器等纷纷流入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物古董市场；原清朝皇室收藏的许多古董与字画也随着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的变卖流入了市场。1928年，军阀孙殿英（1889—1947）盗掘了清西陵，再次使大量清朝的奇珍异宝流入了古董市场。可以说，在民国初期，中国古董市场异常活跃，是西方收藏者与古董商在中国大量购买古代艺术品的时期，为山中商会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在20世纪上半叶，山中商会从中国购得了不可计数的文物与艺术品，包括铜器、陶瓷器、玉器、佛教造像、书画、家具等，再转手并贩卖到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或个人收藏中。经山中商会之手流失的中国文物中，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一大批凿自石窟的石雕作品。石窟，就是开凿在河畔山崖的佛教寺院，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身的艺术形式。石窟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石窟寺艺术自4世纪起在中国逐渐兴起，以现存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然而，在20世纪初期，在西方探险家们前往中国搜寻宝藏之时，在西方古董商、收藏家前往中国收购古代艺术品之时，中国的石窟寺艺术遭遇到了极大的人为破坏。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的很多壁画、泥塑像被欧洲人搬走。

在中原北方，云冈石窟被盗凿和破坏的佛教造像达1400余躯，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河南巩县大力山石窟也都遇到了盗凿，致使大批精美的石雕作品流失，许多至今下落不明。山中商会就是使这些石窟造像流失海外的主要推手。破坏最为严重的当属位于山西省太原的天龙山石窟。1924年与1926年，山中定次郎访问了天龙山石窟，被那里精美的佛教雕刻所吸引（图7）。于是，在1927年以后，山中商会参与了对天龙山石窟造像的盗凿，在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的25座洞窟里，有150多件精美的雕刻被盗凿，可以说基本毁了整个石窟群（图8）。笔者不敢说这些盗凿事件均出自山中商会之手，但至少大部分被凿下的雕刻是经他们之手流散到了国外，进入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Kansas City）等处。美国著名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及其美术馆就从山中商会购得了来自巩县大力山、龙门、响堂山石窟的石雕作品。除了石窟雕像之外，山中商会还收购、出售了大量的中国单体造像与造像碑。山中商会在当年出版的展览图录，记录了这些国宝在从山中商会的手中流往各博物馆与私人收藏时的最后状态。

承担沟通中西方古董市场桥梁作用的古董商还有很多，他们在美国各地开设着自己的古董店收购文物，再出售。卢芹斋的公司与山中商会只是这个庞大的西方古董商网络中最大与最知名的两个公司。

二、策展人与美国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

与中国当代博物馆不同，美国及西方国家博物馆的策展人（Curator）的一项职责便是为他们服务的博物馆收购文物与艺术品。策展人为博物馆收购的艺术品来源于古董商、拍卖行、私人收藏家，以及艺术品的原产地。而对博物馆来说，没有策展人用其艺术品鉴定知识进行的努力，纵有文物的来源也是枉然。

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是美国考古学家与东亚艺术史学家。他于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05年又重返母校进修考古学一年。1906年后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1916年来到中国，为新成立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收集中国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任教授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东方艺术策展人，开始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考察丝绸之路。华尔纳一行于1923年7月到达北京，当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1874—1939）为他们在中国的探险行动提供了方便。他们考察了西安与黑水城，但收获不大。

华尔纳于1924年1月到达敦煌莫高窟，他的原始目标可能是藏经洞内的古代写本与绘画（图9）。但那时的藏经洞已经空了，再没有什么文书可取了。于是，他就把目标转移到了那些窟内的塑像与壁画上。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统计，华尔纳在莫高窟用胶布粘去并毁损了初唐石窟壁画，其中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画26方，共计32006平方厘米。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遣博望侯张骞（？—前114）出使西域迎金佛的故事画，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等。华尔纳在敦煌剥离壁画时，由于保护技术的水平低下，造成了人为的破坏。另外，经过道士王圆箓的同意，华尔纳搬走了唐代（618—907）开凿的第328窟中高120厘米的半跪式彩塑菩萨像一尊（图10）。他还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当时由于气温寒冷，华尔纳于1924年4月返回兰州，经北京回国。这批珍贵的敦煌艺术品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华尔纳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另一位前往中国收购文物的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策展人普爱伦（Alan Priest，1898—1969）。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普爱伦来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在为数众多的佛雕之中，他唯独喜爱北魏宣武帝（499—515年在位）为其父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及其皇后造功德而开凿的宾阳中洞。在这所洞窟的前壁有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与《皇后礼佛图》，展示孝文帝与他的皇后在随从簇拥之下礼佛的场面。普爱伦想要凿下《皇帝礼佛图》，运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与展出。但普爱伦靠一己之力显然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在1934年，他前往北京，与琉璃厂的古玩商人岳彬（？—1954）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他愿付14000银元从岳彬手中买下此浮雕（图11）。

但岳彬与他的公司也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岳彬便请洛阳的古玩商人马龙图帮助，愿付马5000银元。接着，马龙图请龙门石窟对面偃师县杨沟村保甲长王梦林与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帮助，付给他们2000银元。王梦林等人便持枪胁迫同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三人去宾阳中洞盗凿《皇帝礼佛图》与《皇后礼佛图》。当时的龙门石窟不仅无人管理，窟前还是车水马龙的公路。三名石匠只能在夜间潜入洞中来盗凿。他们先凿下众浮雕像的头部，再凿下众像的身子。王梦林仅付了三石匠很少的费用。这些被凿下的碎片则被运往了北京岳彬的公司。于是，普爱伦如愿地得到了《皇帝礼佛图》，其于1935年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12）。

这只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购中国佛教艺术品的一个案例。这所美国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其“远东艺术部”成立于1915年，在1986年改名为“亚洲艺术部”，拥有64500平方英尺的展厅。经过历任策展人的努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收藏亚洲艺术品60000件以上，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21世纪，包括书法、绘画、版画、雕塑、金属器物、陶瓷品、漆器、丝织品等。而这个博物馆的大部分中国佛教造像是在20世纪20—50年代获得的，文物的来源主要是私人收藏者。

其中包括闻名于世的制作于524年的北魏（386—534）鎏金铜造释迦佛会造像，稀有的隋代（581—618）夹纻干漆佛坐像，来自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的北齐与唐代佛教雕刻，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主殿的元代大型《药师佛经变》壁画（图13），还有大量的无纪年的从北魏至明代（1368—1644）的单体石造像、木雕像、金铜造像、泥塑像、造像碑等，都是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皇后礼佛图》最后被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图14）。岳彬在当年得到这幅大型浮雕之后，也许是无人能以重价购买整件浮雕，因此他并没有将其整件出售给某人，而是分成了许多小块出售，都于1934—1935年间流散到了欧洲。让《皇后礼佛图》复合之功应推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首任东方艺术策展人与第二任馆长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图15）。

史克曼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经过多年的努力搜寻，收集到了大部分被凿下的数百片《皇后礼佛图》碎石块，经过两年的修复，最终复原了这幅浮雕，于1941年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新开的中国雕塑展厅展出。当代中国人十分痛恨那些在古董交易中使中国国宝流失的中国古玩商人与外国策展人、学者或收藏家，但中国政府及人民却十分敬重史克曼，并感谢他使这件国宝得以复原，虽然它仍然保存在美国。至于岳彬，根据中国学者们的证明，中国政府在1952年将其逮捕下狱。他于1954年病死北京狱中。

史克曼是美国现代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与汉学家。早在其高中时代，他就对日本与中国艺术十分感兴趣。1930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精通汉语。随后，在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资助下，他访问了中国许多历史遗迹。当史克曼访问中国时，他遇到了昔日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华尔纳，成了他一生事业的转机。华尔纳当时是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并受该馆之托，为博物馆建立东方艺术品收藏。1931年，史克曼进入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工作，成为华尔纳的助手。

1935年，他成为该馆东方艺术策展人。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的时间为1933年，因《堪萨斯城之星》（The Kansas City Star）报社的创建者纳尔逊（William Rockhill Nelson，1841—1915）的赞助而得名。之后，在纳尔逊基金会的1100万美元的赞助下，史克曼负责为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购买了许多中国绘画、雕塑、青铜器、陶瓷器、家具等，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清代，并在该博物馆研究这些中国艺术品。在史克曼的努力下，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成为世界闻名的收藏与展出中国艺术品的博物馆之一。如今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有7500件以上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就是在史克曼建立的收藏基础上形成的。在它的中国佛教艺术藏品中，有著名的来自山西的宋代（960—1279）木雕水月观音像，有凿自龙门与天龙山石窟的佛教雕刻，有来自中国佛寺的单体造像与造像碑，有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主殿的元代精美的大型壁画《炽盛光佛经变》，有中国佛寺的奇珍之一——北京智化寺大殿的天花板。二战时期，史克曼入伍，并在美军占领日本后在东京工作过一段时间。这对他了解日本艺术史很有帮助。战后，史克曼返回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在1953—1977年任该馆馆长。当他在日本东京时，有一位叫谢尔曼·李的学者曾与他一起工作过。

谢尔曼·李（Sherman Lee，1918—2008）是美国另一位享有盛誉的亚洲艺术史学家（图16）。1939—1941年，李作为一名研究助理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工作，以完成他在克利夫兰市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今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学习的博士论文。他于1941年成为底特律美术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的远东艺术策展人，直至1946年。1948年，李加入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Seattle Museum of Art），成为该馆的助理馆长，并于1951年成为该馆副馆长。其间，他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讲授亚洲艺术史。1952年，李又回到了克利夫兰，成为该馆的东方艺术策展人。1957年为助理馆长，1958年为副馆长与馆长，直至1983年退休。

李在长期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工作期间，为该馆收购了大量的亚洲艺术品，包括数量巨大的高质量的中国文物，种类有佛教造像、青铜器、金银器、书画等，使这所博物馆一跃成为美国著名的亚洲艺术收藏之一（图17）。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佛教艺术品有435年制作的来自甘肃的北凉（397—439）小石塔、北齐（550—577）大理石立佛五尊雕像、形体巨大的唐代石雕十一面观音像、唐代做工精细的夹纻干漆坐菩萨像、宋代木雕彩绘立菩萨像等。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收藏还在书画界极为有名，这也是由于李。李还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为他们购买亚洲艺术品，这个收藏的大部分后来捐赠给了纽约亚洲社团（Asia Society）的博物馆。

1983年，李退休，于第二年移居北卡罗莱那州（North Carolina）的教堂山市（Chapel Hill），被北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聘为客座教授，讲授亚洲艺术史。此后，他帮助北卡大学的亚克兰艺术博物馆（Ackland Art Museum）收藏亚洲艺术品，并把自己收藏的100多件亚洲艺术品捐赠给了这所博物馆，其中包括中国佛教造像。笔者于2006—2008年在亚克兰艺术博物馆工作时，曾见到李及其家人四次。2008年，李逝世，终年90岁。第二年，在李原来工作过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无尽山水（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艺术展，亚克兰艺术博物馆也同时举办了“竹林之贤（Sage in the Bamboo Grove）”艺术展，以纪念这位亚洲艺术史学家。李于1964年出版的《远东艺术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已修订再版五次，至今仍是许多大学学习亚洲艺术史的必用教材。

上述亚洲艺术策展人仅是美国为数众多的策展人中知名的几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背景、工作性质、主要成就，以及对一所博物馆的亚洲艺术品收藏的特殊作用。

三、收藏家对美国博物馆的贡献

策展人虽也为博物馆的收藏主动出击收购文物，但美国各大博物馆所藏艺术的主要来源还是私人收藏之捐赠。与欧洲相似，美国是一个全民族热爱艺术的国家，研究艺术的学者、教授在美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受人尊敬。美国的工商业巨子以及以各种渠道致富了的人们多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也没有将财产传给后人的社会风俗（美国孩子18岁以后父母便没有抚养的义务，而孩子们也以那时以后向父母伸手要钱为耻），而是将他们的钱建立慈善基金会，或将财产捐赠给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包括教育与博物馆。

因此，美国的大小博物馆基本都是通过私人捐赠建立的，馆内的藏品也多来自私人捐赠，或用私人捐赠得来的钱购买。这种私人捐赠的目的一是为了回报社会，二是为了使自己永世留名。于是，私人捐赠的博物馆或展厅往往以捐赠者的名字来命名，如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北卡大学的亚克兰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等。另外，在每个展览的展品说明牌上，都要写明展品的出资购买者或捐赠者的名字。在上百年的私人收藏捐赠之下，美国涌现了几所世界闻名的亚洲艺术品（包括中国艺术品）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如前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等。下面再介绍几位大收藏家对美国的几个著名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的贡献。

波士顿（Boston）是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首府，新英格兰地区最大港口城市，始建于1630年，被称为美国“最古老的城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建成于1870年，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博物馆（图18）。它的亚洲艺术的收藏基础是收藏家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奠定的（图19）。费诺罗萨曾是一位在日本东京讲授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美国教授。那时的他酷爱东方艺术，收藏了许多日本传统艺术品。1886年，他将自己的收藏卖给了波士顿的医生Charles Goddard Weld (1857—1911)，但条件是：这个收藏必须最后进入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1890年，费诺罗萨返回了波士顿，成为该博物馆东方艺术部的策展人。1894年，他举办了波士顿的第一个中国绘画展览。他在任策展人期间，还为该馆收购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1897年，他又返回日本，成为东京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在后任策展人的继续努力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成为西方世界最佳博物馆之一。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收藏的重点是日本、中国、印度的绘画与雕塑。其中中国的艺术品时代跨度很大，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现代艺术，有陶瓷器、青铜器、绘画、书法、丝织品、雕塑、玉器、漆器等种类。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中国佛教艺术品收藏中，有身高2.49米的雕刻精美的隋代石雕立菩萨像，有593年制作的极为罕见的位于坛上的一组鎏金铜造佛与其侍从说法像等，多次见于中外论著。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来自著名东方艺术收藏家弗利尔的捐赠（图20）。1856年2月25日，弗利尔出生于纽约州的肯斯顿（Kingston）。1873年，弗利尔开始了自己的铁路事业生涯，致力于火车制造公司的工作。1900年，弗利尔从他活跃的生意场中退休了，时年44岁。在其生命的后19年里，弗利尔以极大的兴趣专心致力于他的艺术品收藏的研究与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弗利尔开始了他的艺术品收藏。

1888年起，他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艺术，并由此将他的收藏方向转向了中国古典艺术。弗利尔于1895、1907、1909、1910—1911年共四次访问东亚国家和中国。在这些旅行与访问之中，弗利尔对一些公共与私人艺术品收藏进行了研究，与当地学者、收藏家们探讨有关问题，同时购买他感兴趣的艺术品以丰富其收藏。弗利尔的日记与信件展现了他从这些访问中学到的知识，以及他对自己学识的谦虚。就是在他成为的重要收藏家之后，他仍以谦恭待人。弗利尔最重要的中国之行是他于1910—1911年的最后一次访问。

在此旅行期间，弗利尔访问了北京、开封、巩县、洛阳、杭州（图21）、沈阳等地的名胜古迹，以及上海的收藏家，购买了大量的古代艺术品。弗利尔不仅将自己毕生收藏的艺术品捐赠给了史密森博物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并提供资金修建收藏、展出他的艺术品的美术馆，还用自己的钱设立了一个基金，以基金的收入来为美术馆在将来购买更多的东方艺术品以及资助东方文明研究项目。

他还立下了自己的遗嘱，使任何学习东方艺术的学者或学生都可以进入美术馆的库房去研究他没有在展厅中展出的艺术品。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规定，给无数学者、学生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弗利尔为东方艺术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对晚辈学者所寄予的期望。1923年5月2日，弗利尔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弗利尔将约9000件艺术品遗赠给了国家，之后又有约2000件艺术品加入了他的收藏之中。在20世纪中期与晚期，弗利尔美术馆的藏品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在质量上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图22）。

另一所收藏中国传统艺术品的世界闻名的博物馆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旧金山是19世纪华人苦力淘金的所在地。这个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藏品基础的奠基人是收藏家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图23）。布伦戴奇是第十五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1952—1972）。他出生于底特律（Detroit）一个工人家庭。他对亚洲艺术的兴趣来自他在1936年年初的德国加尔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冬季奥运会之后参观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的一个中国艺术展览。但他真正开始收藏亚洲艺术品则是在其于1939年两个星期的日本访问之后。后来他又访问了中国的上海与香港。

与弗利尔相似，他拥有良好的亚洲艺术知识，因此，他具有购买一流艺术品的能力，很少被那些不良古董商人所欺骗。他的良好的玉器收藏有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当代的作品，他还收藏了数百件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铜器与佛教造像，包括凿自龙门石窟的雕刻。最惊人之举是：他从卢芹斋的手中购得了闻名于世的铸造于后赵（319—351）建武四年（338）的鎏金铜坐佛像（图24），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纪年的中国佛教造像，被无数的书籍与论文谈及与发表，因为凡是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史的专著都无法避开此像。 这尊金铜佛像也使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闻名于世。他还收藏有来自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的佛教雕刻，以及来自河南安阳修定寺著名的唐代亭阁式塔的砖模浮雕数件等。在一篇1948年发表于《生活》（Life）杂志的关于布伦戴奇的文章中，历史学者与记者Roger Butterfield（？—1981）说：“他的收藏被认为是这个国家最大与最重要的收藏之一。”

1959年，布伦戴奇同意将其部分收藏捐赠给旧金山市。第二年，旧金山市民投票通过了一项2725000美元的债券发行，用以安置布伦戴奇的捐赠品。这就是位于旧金山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于1966年向公众开放。2003年，该馆迁入位于市民中心（Civic Center）的新址（图25）。1969年，布伦戴奇又将他的收藏的一部分捐赠给了这所博物馆，并立下遗嘱，在他死后将所有剩下的藏品捐赠给亚洲艺术博物馆。今天，该馆拥有约7700件布伦戴奇的藏品，而整个博物馆的亚洲艺术藏品是17000多件，包括许多中国玉器、陶瓷器、漆器、丝织品、家具、兵器、佛教单体造像与造像碑，非常系统地展示着亚洲的艺术史。

赛克勒（Arthur Mitchell Sackler，1913—1987）是另一位对美国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与展览作出过特殊贡献的收藏家（图26）。赛克勒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专家、企业家与慈善家。他毕业于纽约大学医学院，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1960年，赛克勒开始发行他的《医学论坛》（Medical Tribune）周刊，随后建立了他的健康治疗研究实验室（Laboratories for Therapeutic Research）。他还编辑出版《临床实验精神病理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sychopathology）。他的致富来自他的医学广告业、医学治疗出版物、柜台上出售的非处方药产品。他出资建立了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学研究所，如1972年成立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赛克勒医学院（Sackler School of Medicine）等。他被誉为“当代制药广告业之父”。

但同时，赛克勒还是一位研究艺术的学者与收藏家，于1950年开始购买艺术品。他常常买下他所认为的好收藏家的全部藏品。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已收藏了数千件中国与古代近东艺术品，包括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艺术品，有些文物是直接来自山中商会与卢芹斋之手。他还捐赠了许多艺术博物馆，如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 at Harvard University）、北京大学赛克勒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华盛顿史密森博物学院的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以及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吉利安赛克勒翼（Jillian & Arthur M. Sackler Wing）。

他还给一些博物馆捐赠展厅，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他在捐赠博物馆或展厅时，往往伴随着他的一大批收藏的捐赠，如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他的捐赠中不乏中国佛教艺术品，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大殿的宏伟巨大的元代《药师佛经变》壁画。他还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一批中国文物，但该大学没有校博物馆，所以，他捐赠的艺术品长期被存放在该校的图书馆地下室内，其中有许多来自龙门石窟与响堂山石窟的精美佛教雕像作品。[16] 赛克勒的女儿伊丽莎白·赛克勒继承其父之志，也是一位艺术捐赠者。她资助建立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伊丽莎白·赛克勒女权艺术中心（Elizabeth A. Sackler Center for Feminist Art at the Brooklyn Museum），于2007年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下哈佛大学与华盛顿的赛克勒博物馆（图27）。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于1985年向公众开放，凡过去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全部转入该馆收藏并展出。该馆藏有大量的古代欧洲、亚洲、伊斯兰、印度艺术品，包括极佳的中国玉器、青铜器、兵器、佛教雕塑，还有来自日本与朝鲜半岛的陶瓷器、漆器与版画作品。华尔纳在中国掘取的敦煌壁画与彩塑就在那里展出，还有制作于十六国（304—439）时期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坐佛像、来自天龙山石窟的石雕佛像等。位于华盛顿市中心国家大广场上的赛克勒美术馆紧靠着弗利尔美术馆，于1987年对公众开放。这所博物馆内收藏着赛克勒捐赠的1000余件亚洲艺术品，其中就有中国佛教单体造像与造像碑，如来自龙门石窟的唐代石雕佛头像。华盛顿的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为相邻与相通的两所美术馆，但却拥有同一支行政与研究班子。

除上述博物馆外，收藏有中国佛教艺术品的美国博物馆还有许多，如芝加哥艺术研究所（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加州斯坦福市的斯坦福大学视觉艺术中心（The Iris & B. Gerald Cantor Center for Visual Arts at Stanford University）、费城宾州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Saint Louis Art Museum, Missouri）、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Cincinnati Art Museum）、夏威夷的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Honolulu Museum of Art）等。

美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型艺术博物馆，许多这种小博物馆中也或多或少地收藏着一些中国佛教艺术作品。同样位于北美洲的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Toronto）也收藏了大量的中国佛教艺术品，包括壁画、金铜造像、单体石雕像、造像碑等。其实，在整个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公共博物馆中总共收藏着约16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但这只是总共流失的中国文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海外中国文物则收藏在私人手中，且多没有公开过，如长期居住在纽约的华裔女收藏家黄蕙英（Dora Wong）就藏有不少中国佛教石雕像，包括来自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雕刻作品。那么，在所有西方私人收藏家手中，又有多少中国佛教艺术品呢？这是一个无尽的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宝藏！

结语

美国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主要得力于三种人的贡献：博物馆的策展人、古董商、收藏家。策展人的一项职责，便是给博物馆扩大收藏，他们是直接为博物馆策划购买艺术品的一线人物。古董商游走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沟通中国的文物市场和美国需求者之间的桥梁。私人收藏家是美国收藏界的中坚力量，博物馆的大部分收藏都是来自他们。这三种人在发展美国的大小公私收藏时，途经的渠道大多数是合法的，但也有利用中国的战乱或动荡而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艺术品之例。总体来说，美国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来源于三种人，即古董商、策展人、收藏家。

该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8期第18页~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