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群：中国石窟寺

一、石窟寺的发展历程

所谓石窟寺，简单来说就是开凿在河畔崖间的宗教寺院，是古代人们进行宗教礼仪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往往将石窟视为寺院的一种表现形式，故称之为“石窟寺”，如云冈石窟（武周山石窟寺，或北台石窟寺）、龙门石窟（南台石窟寺）、响堂山石窟（鼓山石窟寺、滏山石窟寺）。石窟寺以佛教开凿的洞窟为主流，当然还有其他宗教，比如摩尼教、祆教、景教等等，在个别地区晚期石窟寺中亦出现了一些释、道合开的石窟寺以及道教模仿佛教而单独开凿的石窟寺，甚至还有儒家开凿的，但数量极少，无法与佛教信徒开凿的石窟寺院相比拟。

二、石窟寺的区域特色

根据中国石窟寺的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四个区域，即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以及西藏地区。这四个区域的石窟寺都是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和地质条件状况，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进行开凿活动的。各区时代有早有晚，各有自己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01 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石窟寺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第一，古龟兹地区。以新疆库车、拜城为中心，现存主要石窟地点有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千佛洞和克孜尔尕哈石窟等，是新疆地区石窟寺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第二，古焉耆地区。在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七格星一带，主要有七格星石窟。第三，古高昌地区。在新疆吐鲁番附近，主要石窟寺地点有吐峪沟石窟和伯孜克里克石窟等。其中古龟兹的克孜尔石窟开凿年代最早，大约从公元3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13世纪。古高昌地区石窟寺开凿年代略晚，大约从公元5世纪开始，最晚的洞窟可能延续到13世纪。古焉耆地区现存石窟开凿年代较晚，如七格星石窟约开凿于公元7世纪以后，洞窟数量少，破坏严重，洞窟形制与题材更接近于吐鲁番地区。新疆地区的石窟寺洞窟的构造一般采用泥塑和壁画相结合的制作方法，甚至有的还采用土坯垒砌来建造洞窟。洞窟形制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以塔庙窟、大像窟为中心的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塑画题材在公元6世纪以前主要流行小乘佛教的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故事。绘画技法为西域流行的晕染法。公元6世纪以后，绘画题材和技法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大乘佛教题材的千佛、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净土等。

02 中原北方地区

中原北方地区石窟寺数量较多，分布很广，是中国石窟寺的主要部分。按自然区域，可分为四小区。

第一，河西区。主要位于甘肃黄河以西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附近。敦煌附近以莫高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现存洞窟的开凿年代从5世纪一直延续到14世纪，是中国石窟寺发展的一个缩影。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寺地点还有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酒泉附近主要有文殊山石窟、玉门昌马石窟。张掖附近主要有马蹄寺和金塔寺石窟。武威附近有天梯山石窟。这些石窟寺地点亦大多开凿于公元5—6世纪。河西地区的石窟寺一般以泥塑和壁画相结合的方法修造，有的洞窟也采用石胎泥塑的方法。洞窟形制主要流行塔庙窟和佛殿窟，有少量禅窟、僧房窟和大像窟。塑画题材多释迦、交脚弥勒、倚坐佛、三佛、七佛、释迦多宝、千佛，以及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公元6世纪以后敦煌莫高窟流行各种经变画，公元8世纪以后密教题材开始流行。绘画技法，公元5—6世纪初受西域晕染法的影响，公元6世纪中期前后受中原绘画技法的影响。

第二，甘宁黄河以东区。主要有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泾川王母宫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炳灵寺和麦积山石窟以泥塑或石胎泥塑与壁画相结合的方法为主，也有纯石雕者。开凿年代约为公元5世纪初。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6龛有公元420年墨书题记，是中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龛像。南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和须弥山石窟皆为石刻。开凿年代略晚些，大约为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洞窟形制多佛殿窟，也有利用天然洞穴进行雕造者，有少量塔庙窟和禅窟群。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麦积山出现大量仿木式殿堂建筑样式。造像题材流行无量寿佛、维摩文殊、三佛、七佛、千佛等。公元6世纪中期壁画中出现西方净土变、涅槃变等。

第三，陕西区。以西安附近及陕北地区最为集中，石窟寺的规模一般较小。主要有彬县大佛寺、麟游慈善寺石窟、耀县（今铜川耀州区）药王山石窟、宜君福地石窟、安塞大佛寺石窟、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子长钟山石窟、志丹城台石窟等。多为石雕。陕西地区石窟寺开凿年代较晚，安塞大佛寺石窟可早到公元6世纪的北魏晚期。公元7世纪石窟开凿地点增多，公元11—13世纪陕北地区风气较盛。洞窟形制流行大像窟、佛殿窟、佛坛窟等。造像题材为无量寿佛、释迦、弥勒佛、三佛、千佛等，也有佛道合开的洞窟。

第四，晋豫及其以东区。这是石窟寺开凿的中心地区，以皇家经营开凿的石窟寺为主流，主要有公元5—6世纪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鹿野苑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寺；公元6—7世纪开凿的邺城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等，受主流石窟影响而开凿的有河北张家口下花园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河南渑池鸿庆寺石窟、偃师水泉石窟、洛阳吉利万佛洞石窟、安阳宝山石窟、小南海石窟，山东青州驼山、云门石窟。这些石窟的开凿年代在公元5—6世纪。这一地区均以精美的石刻作品闻名于世。洞窟形制多大像窟、塔庙窟和佛殿窟以及成组的双窟，也有少量的禅窟或禅窟群。年代较晚的洞窟出现佛坛窟和摩崖大龛像。洞窟外观较多地模拟佛寺建筑，如云冈、响堂山、天龙山都有仿木式殿堂建筑样式。响堂山石窟则在窟檐之上设置覆钵式顶，构成独特的塔形窟。山东地区多摩崖龛像，以隋代和初唐最盛。公元5世纪至6世纪前期，造像题材主要流行释迦、释迦多宝、三世佛、七佛、交脚弥勒菩萨、交脚佛、维摩文殊以及连环画式的佛传、本生故事画。公元6世纪中期开始流行西方无量寿佛、西方净土变、倚坐弥勒佛、思惟菩萨以及卢舍那、阿弥陀佛、弥勒佛或释迦、阿弥陀和弥勒佛为组合的三佛题材。邺城地区石窟内还刊刻佛经，甚至出现纯刻经洞窟。公元7—8世纪，反映各佛教宗派信仰的题材较为流行，如反映净土信仰的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观世音菩萨，华严信仰的卢舍那佛及华严三圣，密宗供奉的十一面观音、多臂观音等，以及与禅宗有关的罗汉群像等，还有三阶教所奉的地藏菩萨像比较多见。

03 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主要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分布地点较广，江南、四川和云南较为集中。年代较早的是公元5—6世纪开凿的南京栖霞山石窟、浙江新昌大佛。公元6世纪开凿的四川川北的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石窟。公元7世纪开凿的巴中西龛等石窟。公元8世纪以后四川石窟寺的开凿由北向南扩展，梓潼、大足、安岳、资中等地都有大量发现。此外还有公元7—8世纪开凿的广西桂林摩崖石刻、公元9—11世纪云南剑川石窟、公元10—14世纪杭州西湖周围石窟。南方地区石窟主要以摩崖龛像为主，洞窟开凿较少。栖霞山无量寿佛龛和新昌大佛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川北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石窟多佛殿窟和佛殿窟内中央设佛坛的佛坛窟，也有少量的塔庙窟。摩崖龛一般流行双重或三重龛形，有的为屋形龛。各地的造像题材各具特色。栖霞山南朝石窟主要流行无量寿佛、倚坐弥勒佛、三佛等题材。四川地区流行阿弥陀佛、倚坐弥勒佛、菩提瑞像、观世音菩萨像、天龙八部等题材。西方净土变题材较为流行。公元8世纪中期以后密宗题材广为流行，主要有毗卢遮那佛、药师琉璃光佛和药师经变题材、圣观音、如意轮观音、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救苦观世音等。另外北方毗沙门天王和地藏菩萨像也是四川石窟中较为流行的题材，同时出现了刻经洞窟、也有佛道合开或纯道教的窟龛。杭州西湖周围有较多的天然洞穴，所以许多龛像是利用这些溶洞雕造的。吴越国和两宋时期开凿的龛像主要流行阿弥陀佛西方三圣。另有弥勒佛、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像、罗汉群像和手持长柄钺的天王像。入元以后流行毗卢遮那佛、无量寿佛、文殊菩萨、各种佛母、麻曷葛剌佛等藏密题材。云南剑川石窟流行弥勒佛、阿弥陀佛、释迦佛、华严三圣、观音菩萨、毗沙门天王、大黑天神和八大明王以及最具地方特色的帝王窟、阿嵯耶观音、梵僧观音等。

04 西藏地区

西藏地区是中国晚期石窟寺主要区域之一，分布区域较广，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昌都地区以摩崖造像为主。西部阿里地区主要开凿石窟寺。现存年代最早的是拉萨查拉路甫石窟，为一塔庙窟，四面单层开龛式。由吐松赞干布的藏妃茹雍主持开凿。阿里地区石窟寺主要集中在札达县古格故城附近东嘎村和皮央村附近。石窟开凿于公元11—16世纪，主要窟形有佛殿窟、佛坛窟、僧房窟、仓库窟、禅窟等。窟中塑像一般都已不存，但保存了大量色彩鲜艳的壁画。四壁多分层绘制，主要位置都绘各种藏密佛像、菩萨像、曼荼罗、护法神像以及各宗派的高僧像。阿里地区的石窟寺明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壁画的晕染法、对兽纹和环形联珠纹，都是西域及河西一带所流行的。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中国石窟寺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石窟寺考古学是运用考古学方法来研究石窟寺及其相关遗迹的一门学科，是通过其遗迹和遗物的研究来揭示宗教历史发展的轨迹的，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应当包括传统考古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传统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论是地层学和类型学，是通过遗址的发掘，根据地层叠压关系来揭示各种遗迹现象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分类排比，结合地层叠压关系，来确定遗物的组合关系和发展系列。地层学和类型学在石窟寺考古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中亦广泛使用。在石窟寺考古调查时，不仅仅要完成各种测绘图纸（包括每个洞窟的平面、剖面、立面，石窟群的连续平面和立面遗迹等）、详细而完整的洞窟记录、拍摄相关的图片资料。同时还要对与石窟寺相关的遗迹，包括窟前遗迹和寺院遗址等等，进行传统的考古发掘，以获得完整的石窟寺考古资料。这些都是传统考古学的基本要求。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如地层学，在石窟调查中首先必须注意各种遗迹现象，如洞窟群在崖面的分布状况和整体布局（包括洞窟开凿前的斩山遗迹）、洞窟的重修与改建，洞窟间或窟内各造像龛之间的打破关系，壁画的重层叠压关系以及窟前遗址的地层叠压打破关系，以便确定各洞窟开凿的年代次序和组合关系，或者确定某个洞窟内不同龛像的先后开凿关系，即考古学中的相对年代。又如类型学，以典型洞窟作为标尺，按照洞窟使用功能的不同进行分类。每类洞窟按形制的差异分出型和式，型表示共存和共时，即横向的关系；式则相反，表示纵向的关系，结合地层学，就可以从中排比出洞窟形制发展变化的序列来。类型学还可以进行洞窟组合、造像特点、题材内容和装饰纹样的分类排比，确定其相对的年代，从而排比出整个石窟寺发展变化的序列。石窟寺的绝对年代则运用有关古代文献的记载以及有明确开凿纪年或有年代可考的石窟造像作为标尺和判断年代的依据，有条件的还可以运用碳十四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确定大致的年代范围，为石窟寺绝对年代的判定提供参考。然而地层学和类型学仅仅是我们研究石窟寺的手段，是撰写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基础，也是研究工作的起点，但非终极目标。这就涉及石窟寺考古学的另一个层面，即历史学的层面。首先，大型的石窟寺往往见诸古代文献、碑刻铭记或出土文书等等的记载，对于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和研究，有助于我们解释或者解读这些石窟寺遗迹的各种现象，建构起石窟寺发展演变的时空框架。其次，中国有完备的佛教藏经和道藏以及其他宗教的文献资料，如佛教大藏经，包括经律论三藏以及各种僧传，是我们解读石窟寺的形制、题材内容及其演变的重要资料。再者，石窟寺的产生和发展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多或少会对其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如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法、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唐代安史之乱等等，这些重大事件往往改变了石窟寺发展的进程。所以，石窟寺考古最终目的是通过解读石窟寺的发展变化，从另一个侧面来探究和解决中国历史，包括佛教史上的各种问题，这应该是石窟寺考古学的优势所在。因此，传统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应是石窟寺考古最基本的方法。就目前石窟寺考古学科发展而言，大型石窟寺的考古学分期与年代问题，如云冈、龙门、敦煌诸石窟已经基本解决，学术研究重点也应该放在更大的时空框架内进行，比如石窟寺从印度到中土的传播、发展及其流变究竟如何？石窟寺中国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中国石窟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开凿的？开窟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石窟寺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各区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造像题材的演变反映了什么样的信仰和宗教仪规等等问题，这都需要进行深入解读和研究。

摘编自 李裕群 著 《中国石窟寺》一书之绪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