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

一

1944年秋，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的介绍下，陈梦家先生前往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开设古文字课程。陈夫人赵萝蕤女士在《忆梦家》一文中说：“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有四五人，……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的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在努力奋斗。”赵女士所说的“在美国的三年”，即指1944年11月至1947年9月。期间陈先生曾数十次前往北美各地，遍访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人，然后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内整理、研究这些资料。凡是他可以造访的藏家，他一定要把藏品一一看过，并摄取照片（或者由藏家提供现成的照片），打制拓片，同时记录尺寸，考察其来源等。有些藏家无法拜访、路途遥远或者只有一两件器物的，他就写信与人家沟通，尽量获得照片、拓片及相关的器物资料。

留美期间，陈先生有多部著作问世。《忆梦家》中还写道：“除上述的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商代文化》《一件可以确定年代的早周铜器》《康侯簋》，等等。1946年他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与凯莱合编的《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1946年用英文出版于美国，在本书中该书书名用旧译“柏景寒”作简称，在赵萝蕤先生1979年撰写回忆文章时，全称译作《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2015年1月，时隔近70年后由金城出版社以汉英对照的形式出版，故“柏景寒”全部著录信息可以从该版本中查到。

二

陈先生寻访流散美国的青铜器，大致有三个途径：

1.在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大学或者其它公共机构的，共37处；这37处中，平均有50件左右重要祭器的，约有8家。

2.在私人藏家手中的，共62家；这些藏家手上，重要祭器的数量最多达五六十件。

3.在古董商肆的，共12家。

1947年6月，《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完成，所集录的器物，多数源于上述三个途径。

1948年1月，陈先生曾发表一篇题为《海外中国铜器的收藏与研究》的文章，载于同年2月6日出版的《天津民国日报》上，其中说：“过去四年的工夫所见到重器约两千件左右，车器用器等约数千，尚不计汉以后佛教铜器在内。我个人的感触是悲喜交集。得以看到许多铜器，得以亲自摩挲摄影、拓铭，自然是极愉快的，……但同时，看到无限的重器出国，不得不难过，然别人的保存、展览，以及供众研究，又不得不深自惭愧。”

正是因着这样的情怀，陈先生不断完善自己的计划，尽力搜集材料。这些材料中，收入本书中的，礼器（或称祭器）占了绝大多数，主要包括烹饪器、容食器、温酒器、盛酒器、调挹器、承具等（此分类参见《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中国铜器概述》一文）。还有很多乐器、兵器、车马具、日用器具等，数量也不在少数，并未收入本集。

本集收入的礼器，并未按照年代排布，而是以类别为序。具体来说，每个品类当中，按照其形制分为几个类型，如“鼎一”，每个类型中把花纹相近的排布一处，再按照时代先后展开。这样是为了让研究者便于查对形制、花纹和年代。同时，尽可能提供细部纹饰照片，有些器物图片有数张。铭文方面，除了已经著录的大篇幅铭文外，尽量收入书中。

这些器物中，有些是见于著录的，有些是从未发表过的。见于著录的，有些源自外国的美术史、博物馆刊或者是商品目录，陈先生所在的那个时代，这些数据都是不容易见到的，尤其在中国国内。还有一些器物，刊载于国外的图录上，但很多记录不详实，或者根本不记录铭文信息；还有一些器物，刊载于国内的图录，但很多是石印本，没有器物照片，有的铭文虽已著录，但却缺少铭文拓片或图片等。陈先生集录的这些器物、铭文拓片（照片）成为难得的、第一手的全面资料。

约在1947年6月，本书编成，但直到1956年底，本书才得以重新编订。重编的时候，陈先生加入了回国之前在纽约见到的一批资料，并将原来编入的不太重要的做了删减，成稿共计编入845器。原编中的拓片为R.1-445，编排顺序没有变动，新加入的，接着上述序号，排其后。删去原来图像的，其拓本在R.1-445之内的，当年的记录仍保留其中（见本书附录五）。再则，本集中西周时期的较为重要的器物铭文，陈先生自行放到了《西周铜器断代》与《东周铜器断代》中。后来，《西周铜器断代》刊行于世，但《东周铜器断代》并未最终完成。

1962年，本集得以出版，但未署陈梦家先生的名字，书名曰《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在那个特定年代里，面对如此情势，陈先生内心必是极其复杂的。

三

收入本集的845件器物，有着各自迥异的身世，如今，这些器物与书中所记的器物名称、收藏地点（或藏家）已经有了很多不同，读者查阅时需注意。比如本书1737页A714命瓜壶，原是中国近代文物商人、卢吴公司的卢芹斋所藏，后入藏清华大学。现在该器定名为令狐君嗣子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该器的身世浮沉，源于1947年春，陈梦家先生决定回到祖国。回国之前，他曾多次与时任清华大学国文系的朱自清先生通信往来。1949年秋天，陈先生回到清华大学，并在同年主持成立了“文物陈列室”，这是陈先生回国之前即有的计划。为此，他曾动员卢芹斋捐赠重器。期间周折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卢芹斋捐出的却是一件响当当的重器——令狐君嗣子壶。

陈先生在《洛阳出土嗣子壶归国记》中写到：“三十六年（即1947年）8月初，我由纽约飞往欧洲。旅行之际，我向卢先生告别并希望他对于我回清华筹备博物馆有所赞助，他一口答应了。他并且说凡有铭文的重要铜器，他很愿意它们回国。我当时即指名要嗣子壶，他说一等我们的博物馆稍有眉下，他即邮寄来。我于10月间归国，11月间清华大学设立美术史研究委员会，筹备博物馆（后来定名为文物陈列室）和美术系。今年春天我写信告诉他壶可以寄来了，我们自己也有了上百件的铜器。因为接洽运输，此壶于8月初由纽约航空运来，8月底到了北平，在海关存了达2月之久。卢先生在运物单上估了5千美金的价值，海关要这件回国的铜器付税。10月间叶公超先生过北平小游，我们拜托他疏通，11月间我们听说可以免税提取。一直到12月初，这件铜器才到了清华大学。我们几乎费了一年的功夫接洽捐赠、运输与提取。”

综上，梦家先生费尽心力所著的这部《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历经七十载后，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出版了，书名也恢复到了陈先生最初的定名。幸哉！

今年是陈梦家先生诞辰105周年，赵萝蕤女士诞辰104周年，谨以此书的出版纪念两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