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 :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专家评论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荣新江

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这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姚大力

◆ 媒体评论

王先生绝非传统的书斋型学者，他的理论背后有着大量的田野调查作为支撑。——澎湃

他（王明珂）从“华夏边缘”出发，在田野和文献之间切换，横跨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多种学科，透过常人习焉不察的现象揭示人类社会的本相，对大陆学术界有着深刻且广泛的影响。——腾讯大家

序

多年来，王明珂先生屡次前去四川北部羌族地区调查，根据田野访谈与当地调查，提出具有卓见的报告，久已为同行钦佩。尤其他论述族群之间的关系时，常以“英雄”“兄弟”之类的故事，传达了隐喻的信息，王先生的报告，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也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

本书则是王明珂先生写作生涯中的又一新尝试。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陈述草原与高山两种游牧文化，列举中国北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地形地势及其生态条件，决定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放牧经济与由此衍生的社会形态。因为这种差异，而有了两种牧业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王明珂先生的贡献，实已由田野报告，提升到比较研究的理论。他的造诣，又出现了一次跃升！

忝为王明珂先生在史语所的老同事，我当然为王先生的学业精进十分欣喜！欣喜之余，也愿为本书陈述的许多现象，添上读后的感想，聊备本书的附语。

中国北方草原的族群，历史上即与其南方的中国农民，有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一次又一次，北族组织了强大的草原联盟，挑战南方的大帝国，而且还多次征服了中原的一部分，甚至两度君临中原。在这一类的斗争过程中，北族人口少，掌握的资源也不多，却不仅使中原疲于奔命，更能击败广土众民的中原帝国。在人类历史上，除中国的个案外，波斯帝国与印度也曾遭遇草原族群的冲击，情形并不完全相同，欧亚大陆的印欧语民族，一波又一波，侵入印度与欧洲各处，殖民建国，终于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种成分，也在欧洲发展了高加索族群的文化。

亚欧大草原游牧族群的动能如此强大，是不是意味游牧族群独具特色？我们不妨观察别处游牧族群的情形，作为比较。在非洲东部山谷的马赛人，他们牧养非洲牛，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马赛人的牧群里只有数十人的亲属团体，他们移动的范围并不大，星罗棋布，分散在各处，自古以来，未曾结合为大型的复杂组织，也未曾成为农耕族群严重的威胁。

阿拉伯的贝都因人，自古以来就在这一片干热的沙漠牧养羊群，沙漠中有水源之处，就有贝都因的部落，一个部落，也不过数十家，数百个部落，彼此独立，不相隶属，各有设克为其首领。贝都因人，能征善战，但也不过劫掠商旅，似乎未曾联合为部落联盟，像匈奴、蒙古那样，构成游牧帝国。阿拉伯人忽然崛起，是在穆罕默德的宗教力量，集合许多部落，才发展为强大的实力，从伊斯兰大帝国的兴起，可以获知“组织”是集合那些牧民的重要条件。

再以本书对山地牧民的情形观察说起，中国西部山地海拔高、纬度低，山顶、山坡与谷地之间，温度显著不同，牧养的牲口，冬季入谷避寒，春天开始，一点一点往山上移动，可以常年有足够的饲料。牧民只须在同一地点，上山下山，不必迁移，于是也可有农业补充牧业的不足。山地陡峭，没有广大的空间发展大型聚落，因此，山地牧业的居住形态，也是规模不大的小区，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大山里。这样的条件，不利于聚合为巨大的复杂社群。东汉的羌人，长久以来，只有地方豪强，没有大部落，更别谈国家形态的组织了，唐代吐蕃崛起，成为当时列强之一，其资源大部取于山下的青海大草原及天山南路的绿洲城市；吐蕃人力不足，还须掠取中国百姓驱赶入蕃。吐蕃维持帝国的力量有限；所以沙洲汉人地方势力张曹诸族可在河西割据，吐蕃竟不得不容忍其存在。

据以上所述，可以推知，中国北方草原牧民，由匈奴以至蒙古，能够常常聚合成大型帝国，应当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我以为，东方的牧业文化，应在新石器文化时代，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其北面边缘，已推到相当于日后长城一线，更往北去，温度雨量都已不利于农耕。于是，在今日内蒙古一带，农业只能勉强维持百姓生计，必须以采集和渔猎补充食粮之不足。饲养牲口不得不在较大的空间放牧，以就食于水草。这一初级的游牧生活，限于人类的体力，不能超越一定的空间。须在驯养马匹的知识，由中亚逐步传入东方草原后，东亚方才有了远距离移动的游牧，谋生的能力遂大为增强。又因为驱车之便，长途贸易，更使资源与信息也可以传递流通。凡此条件，遂使大型复杂社会可能出现，草原大帝国，几乎都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席卷大群牧民，以其骑射专长，崛起为强大的战斗体。他们不需有后勤补给，也不必顾虑兵员的补充。昨天征服的部落，就是明天进一步攻击的新兵。这种组织方式与骑马作战的速度，遂使草原上的牧民帝国，有其迅速崛起又迅速解散的发展过程。他们能征服南方农业文化的中国，并能入主中原的大帝国，但又消融于完全迥异的生态环境，最终被农业大帝国同化。

“五胡乱华”的鲜卑，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们是东北山地森林的以狩猎与初级农业维生的族群，在当地生态变化、生活艰困时，经过大约两代的长途跋涉，进入可能是今日呼伦贝尔的草原，又逐步南移到长城线，一路以其骑射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终于进入中原，建立了征服王朝，又以汉化消融于华夏文明。这一过程，契丹又重新走了一遍。但是，契丹并没有全部汉化，西辽一支迁入中亚，建立喀喇汗国，最后才消融于中亚的族群之中。后来的女真与蒙古，几乎都经历了大同小异的过程。满洲的经历稍为不同，他们在老家已以渔猎与农业建立了城邦，但是满洲征服中原，是结合了科尔沁蒙古的力量，而征服喀尔喀与准喀尔蒙古，则是结合了满洲的武力与该地的资源。

王明珂先生这本著作内容丰富，受他的启发，我联想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写入序文，也是我对王先生佳作的读后感。

许倬云　谨序

200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