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考古学发展的历程及其代表人物

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发展已有200年时间了，而作为一门西学东渐的外来科学，它在中国的发展还不到100年。科学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和进步的历程，被考古学史家大致分为进化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几个阶段，体现了研究目的、分析方法和科学思维的重大转变。

科学考古学的诞生

科学考古学是在西欧诞生的，在此之前是漫长的古物学阶段。15世纪下半叶开始，罗马教宗和意大利贵族首先兴起古物收藏之风，后来蔓延到西欧，采集和收藏古物成为贵族阶层的时尚。16世纪，一种较为科学的古物学在英国和北欧兴起，一些古物学家系统调查、登记和研究各类古物。1660年，伦敦皇家学会成立，其中包括了许多古物学家。1718年，伦敦古物学家协会成立。这些学会提倡科学研究，强调亲自对地点和事物的观察和说明。1770年刊行的《考古学》杂志公开宣称其宗旨：“臆造和传播幻想的虚妄之言，本刊一概予以戳穿”。但是，古物学研究一直依赖文字、历史记载和口述材料的帮助，一旦超出史籍范围便一筹莫展。所以到了19世纪初，古物学面临江郎才尽的窘境。许多古物学家仍然笃信《圣经》中公元前4004年的创世纪年，所以深信发现的古物最多不会超过这个年限。由于缺乏年代学，古物学家根本无法解释历史是一种进化、循环还是退化的过程。于是，创造出一种不求助于文字记载的年代学方法，成为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和与古物学的分水岭。而这种方法主要是由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创立的，汤姆森从工具和技术发展的顺序入手，用石、铜和铁这个递进框架确立了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为考古材料的研究建立了相对断代的基础。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

生物进化的延续——进化考古学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考古学被称为进化考古学，主要特点为：以进化模式来安排考古材料，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生物进化的延续，是一种累进和直线的发展过程。因此，考古学的发展还需要认识到人类的古老性，其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地质学和进化论的支持。地质学将考古学引向人类远古历史的探究，从而建立起史前考古学的框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解释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一旦进化思想确立，考古学就不再是一种对古物的爱好，而成了研究人类及其文化整体的一部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用蒙昧、野蛮、文明的三期进化论来建立人类文化的发展序列。在考古学上，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莫尔蒂耶（G.de. Mortillet）从石器类型来构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进化序列，确立了舍利期、莫斯特期、梭鲁特期和马格德林期等文化发展阶段，并认为这一序列适用于全世界史前文化的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瑞典考古学家蒙特留斯在三期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器物类型学的方法。他通过对器物材料、技术、形态和纹饰的观察和综合考虑来分析器物类型的变化及共生关系，并以此来建立起出土器物的相对年代关系。在建立了不同区域类型学的相对年代序列后，蒙特留斯用一些贸易品做交叉断代，将欧洲的史前文化与埃及有历史纪年的器物联系起来，为欧洲的史前史确立一个大致的日历年表。他将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定在公元前3000年，青铜时代开始和结束分别定在公元前1500年和公元前500年。

时空的梳理——文化历史考古学

20世纪初，考古出土材料的激增令人们认识到文化的地理差异，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使得考古学从关注文化进化转向分辨族群并追溯他们的历史。“文化”概念最初是在德国形成的，考古学被看作是最具民族性的学科，它能被用来追溯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历史。“考古学文化”概念最终由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所确立，并以其《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一书为标志。该书被誉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从此考古学的范式从分期转向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于是，考古学文化和器物类型学成为主要的学术概念和分析手段，考古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与特定的族属相对应。但是，柴尔德也意识到考古学文化未必对应于历史上的族群。如今，考古学文化只是被看作一种有用的分析概念，便于考古学家从时空上来梳理出土材料，这一范式与我国考古学的编年学目标不谋而合，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功能论的的兴起——过程考古学

20世纪中叶，考古学发展到了变革的前夜，这是新技术不断问世、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期。对考古学变革起到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当首推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发明、并于1949年公诸于众的放射性碳测年技术。这项技术将考古学家的精力从繁琐而费时的年代学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关注更为重要的文化变迁问题。与此同时，受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Brown）的影响，美国考古学中一种功能论悄然兴起，学者们开始从对器物类型的年代学关注转向了解它们在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

1948年，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沃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对考古学只见器物不见人的研究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本身，并提出了要像民族学一样来全面了解史前文化的“缀合方法”。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ne Stewart）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将文化看作是与环境互动的系统，而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将文化看作是人类“超肌体的适应手段”。在斯图尔特的建议下，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ordon R. Willey）在秘鲁的维鲁河谷（Viru Valley）开创了所谓聚落考古学方法来研究长时段文化与社会变迁。区域聚落形态考古是“考古学文化功能分析的战略性起点”，并被誉为自汤姆森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从此，考古学开始摆脱局限于碎片化物质材料的表象观察，进而探究物质遗存背后的社会问题，从而使这门学科成为一门真正以人为本的探索性学科。上述这些技术与观念的发展，为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考古学发展的又一重要转折点。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重视人地关系和文化的功能适应，将文化看作是与环境互动的系统，它力求解释考古现象而非对发现进行描述，提倡严谨的科学实证方法，并要求对文化变迁做出通则性的阐释。美国新考古学的倡导者路易斯·宾福德（Lewis Roberts Binford）还提出了“中程理论”的概念，用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所作的通则性原理来作为破译考古现象中人类行为信息的“罗塞塔碑”。过程考古学的“过程”就是指“动力机制”，意在探究社会文化发展背后的动力。

后过程考古学

20世纪7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特别是英国考古学家对新考古学的范式日益不满，认为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只关注人类的吃喝拉撒，没有考虑到人类的思想和能动性对文化的塑造与环境适应同等重要。这些批评者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他认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并非完全是一种对生态环境的被动反应，而是由他们的思想所积极操纵。于是，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文化适应的唯物主义研究转向对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主义研究，并形成了一批不同专攻的领域如象征考古学、认知考古学、性别考古学、结构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等流派。后过程考古学也强调考古学家在解读和重建史前文化时的主观性，认为在重建史前文化时，考古学家难免会将自身的观念掺入其中。后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研究如果不涉及人类的思维活动，那么我们就几乎无法讨论人类的行为。它提倡对考古现象的多元解释而非单一的结论。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考古界和国际学术主流有相当长时间的疏离，并有自己偏好的价值取向。但是学术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应当了解和顺应这种趋势，让中国考古学的水平尽快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4年0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