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树：宋瓷的黄金时代

1、何谓“宋瓷”

吴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均等名窑。”宋代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录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欣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书，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20世纪初，随着在华活动的欧美人增多，中国古代艺术品，尤其是古代陶瓷器面临的处境也日趋惨烈。宋代钜鹿古城的发现，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古董商们蜂拥而至，盗挖活动盛极一时。截止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西方考古学者（有些肯定是盗墓者）和中国考古专家发现的宋代古窑址已有上千个。不过，此后的十余年间，对窑址的发掘却十分有限。80年代以后，大量的古窑址得到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几乎所有文献上记载过的窑，都被发现并发掘，有些甚至发掘过多次。通过这些发掘和研究工作，使我们对宋代的瓷器生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廷，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划、刻、印花的单色装饰和素面单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窑御用器为代表的“雅器”，造型庄重典雅，釉色单纯，尤尚青色。纹饰简洁，追求古铜玉器神秘庄严的艺术效果，既有纹饰，也是玄妙的弦纹或毫无生气的“规矩花”。这种幽玄苍古、趣味高雅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会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趣味。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宋市民阶层的产生，因而瓷器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这方面的需求。彩绘装饰和彩釉瓷器多数是民窑的产品，与官窑迥然不同，造型灵活多变，讲究实用功能，如磁州窑生产的瓷枕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颇受欢迎。而且，这些所谓“俗器”色彩强烈明快，纹饰丰满富丽，花纹图案多含吉祥寓意。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充满着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

2、五大名窑之首“汝窑”

宋瓷中最受珍视者当属汝窑瓷器，这均缘于文献中对其所做的高度评价。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窑器有芒。”既然是禁中所用，就明确表明了汝窑器物有一些是供御用的。宋代叶寘在《垣斋笔衡》中说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表明宋朝当时的文人，在评论北方各地生产的青瓷器时，就已将汝窑列为魁首。可见对汝窑的珍视，至少在南宋时已然。明代以后在文人著作中常常将宋代的许多窑汇集一起点评、记录，在这些著作中汝窑一向名列前茅。明后期逐渐形成了宋代名窑的说法，汝窑也一贯位居名窑前列。20世纪最终形成的宋代五大名窑概念，通常将汝窑列为第一。

由于汝窑生产的时间并不长，北宋末年金军入侵中原时宫中所藏器物又大部分遭到破坏，因此南宋初年就已十分珍贵。文献中称“近尤难得”，明清以来更成为宫廷所追求的收藏品，所以，现在存世的汝窑传世品，大部分原本是清宫所藏珍。而且，总数尚不足70件。这些传世的汝瓷，釉色多呈天青或天蓝色，釉质光洁温润，匀净异常，堪称水天一色；釉层与后来宫窑、龙泉窑烧制的厚釉青瓷不同。传世汝窑都不带装饰，但釉面上多有细碎繁密的开片，由于釉层相对较厚，开片常呈倾斜状，开片深处与浅处颜色稍不同，极似鱼鳞状开片，形成一种自然的美。汝窑的胎质细密，呈香灰色。造型十分规整，精致。总而言之，器物充满典雅之美。这种以纯净的釉色见长的雅器，正是北宋士大夫阶层所孜孜以求的，因而受到了以文才著称的徽宗皇帝的青睐。

由于汝瓷的高贵和珍稀，学者们无不对寻找汝窑的烧造地点备加关注。20世纪前半叶，一些国外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臆断，对汝窑进行了一些推测，如英国学者赫勃逊（R. L. Hobson）认为南方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就是汝瓷，1930年日本人“探险家”大谷光瑞在临汝找到了几个窑址，将这些窑大量生产的不精致的印花青瓷认定为汝窑所产。这些结论显然都是不着边际的。1950年开始，为了寻找汝窑的产地，故宫博物院考察组赴河南进行实地考察，历经数十载，终于在今宝丰市大营镇清凉寺村发现了真正的窑址，范围很大，遗存丰富。发现的过程颇富传奇色彩。

1977年，时在故宫工作的叶喆民先生在对窑址进行调查时，在堆积如山的瓷片中偶然寻得一块天青釉汝瓷片。正是其父叶麟趾先生发现定窑址的经历及思维方式，使他对此发现颇为敏感，于是将瓷片交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做成分分析，结果与故宫传世汝瓷的成分基本相同。1986年10月，宝丰县清凉寺村农民在犁地时发现了2个完整的笔洗，经专家鉴定，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传世汝窑产品一模一样。当这两件器物出现在1986年古陶瓷研究会年会的会场时，使热切寻找汝瓷的人们喜出望外，上海博物馆随即派遣两名陶瓷专业人员到清凉寺窑址调查，采集到46件瓷片和3件窑具，随后，他们向全世界宣布，发现了汝窑址。这一发现是众多学者不懈努力的结果。

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瓷窑址进行试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现了与传世汝瓷相同的天青、天蓝釉汝瓷10余件，遂将该窑址确定为汝窑遗址。为了区分窑址中发现的大量印花青瓷和白釉、黑釉瓷器与低温三彩釉瓷，将与传世汝瓷相同的天青、天蓝釉瓷器称为“汝官窑”或“御用汝瓷”，与之相对的则为“民汝瓷”。然而好事多磨，在随后的10年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300米的遗址范围内又先后组织了4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尽管每次都有一定的收获和新的进展，但出土瓷器主要是印花青瓷、白瓷和黑瓷，均为民用产品，供御用的天青釉汝瓷则是凤毛麟角，十分少见。而且，时代跨度很大，从北宋初期一直到元代，与文献记载的汝窑情况不符。汝官窑的烧造区仍未找到。

90年代后期，在各地的文物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汝官窑的瓷片，显然，这些瓷片来自窑址。这一现象提醒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汝官窑烧造区域是有的，且就在附近。1999年，根据清凉寺村民提供的线索及多年积累的发掘经验，他们把寻找汝官窑址的目光锁定在清凉寺村内的村民居住区，并随即在村内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获得了重要的线索。2000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6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为方便考古作业，并对汝官窑烧造区进行全面发掘，他们将村内的4户居民搬迁到他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在这4户村民的房屋底下，发现厚达10厘米的汝官瓷地层，有不少处瓷片堆积厚达20厘米以上，出土的瓷片中汝官瓷的数量占到了98%以上。清理出两组集中分布的窑炉15座、作坊2处、灰坑22个，以及大型澄泥池、釉料坑，水井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匣钵、垫饼、支钉、试烧片等窑具和大型建筑构件，并据此判定这里即是汝官瓷烧造区。这项工作被评为2000年度的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通过考古发掘，终于突破了长期以来汝窑不足70件传世品的束缚，获得更全面的认识。发掘出土的器物中，除了瓶、尊、洗、炉、壶等陈设用瓷外，还发现大量碗、盘、盆、碟、盏托、套盒等生活用具，改变了传统上认为汝窑只烧制玩赏、陈设品的看法。有的器物如薰炉等形态很大，“汝瓷无大器”的传统说法遇到了挑战。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一些出土器物的表面还刻有纹饰，尤以莲纹为最常见，这在以釉色取胜的汝窑传世品中实属罕见。发掘时在汝官瓷的地层中出土了一枚“元丰通宝”，表明汝官瓷的烧造时间不会早于该钱铸造的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这枚钱币为汝官瓷器的烧制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汝官瓷的停烧时间不会晩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北宋王朝灭亡，宫廷不再需要这些高档消费品，汝官瓷也就停烧了。但清凉寺窑址的其他窑区仍然继续生产，而且产量很大，以印花青瓷为主，后来又大量生产钧瓷和白地黑花瓷。产品面貌与汝州及其周围地区的上百个其他窑场一致，完全成为一个民窑性质的窑场，其生产一直延续到元末。

宫廷所用的瓷器是由管理皇帝日常生活的“六尚局（尚食局、尚衣局、尚药局等）”的属官典御去挑选。关于汝窑的一条最重要的文献记载见于南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中，这条记载经过校订后应为：“又汝窑（为）宫禁中烧（者），内有玛瑙未为油，唯供（典）御检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说明汝窑与后面将论及的南宋官窑不同，还是一种官府定烧的方式，典御捡选合格、优质的器物后，剩余的产品还可以出售。因此，南宋初年，在宫中所用的汝瓷经宋金战争而损毁、遗失殆尽时，权臣张俊还可以向高宗皇帝进献十余件精美的汝瓷。

3、“民窑”典型：磁州窑

五代至宋，在磁州范围内存在一批民间窑场，以供应周围地区的民间日用为主。这些窑场均以使用当地出产的瓷土为原料，由于品质不高，成品的胎体较粗，颜色不纯，为此磁州窑的产品在胎釉之间加施白色化妆土，以期达到粗瓷细作的目的，今人称之为白化妆瓷。同时，以这层化妆土为基础，磁州窑发展了丰富多彩的装饰，特点是黑白反差强烈，色彩鲜艳。装饰的题材均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生活和吉祥图案。

由于磁州窑一向被认为是典型的民窑。在宋元时期的文献记录中，文人学士们对其只字未提。直到其烧制数百年后，其产品已在民间广泛使用并闻名遐迩，明初的《格古要论》中才对其有简单的记述，也不过称其与定窑相类。此后的谈瓷著作大多因袭《格古要论》的说法，少有增补，认识也很不全面。1918年钜鹿古城发现后，城中平民所使用的瓷器大量出土，西方学者率先指出这些瓷器就是文献记载的磁州窑的产品。由于与磁州窑器物类似的产品在北方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众多窑场中生产，在当时难以辨识，因此又出现了“磁州窑型”的概念。如前所述，为了获取瓷片，人们开始在窑址上挖掘，河北磁县观台镇的窑址就是在这时被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其他一些窑址。1933年当司瓦洛挖掘了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后，在西方两次发表了调查报告。国外学者似乎忽然明白了这些器物原来是当阳峪生产的，于是在相当长时间里，国外学者把北方许多民间窑场的产品统称为“修武窑”，产生了不少混乱。1951年，陈万里率故宫考察队调查了这个窑，指出其“无疑地为古代磁州窑之一”。

1958年，观台镇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工程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这次的工作十分重要，将磁州窑的遗存按地层堆积分成了4个时期，对磁州窑的发展有了初步的了解。1960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再次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达到4000平方米。但是，由于发掘所用民工都是自水库工地调拨的，时值所谓“困难时期”，发掘尚未结束，民工就都饿得跑掉了，其余的资料又被夏末一场大雨冲乱，此次发掘基本无功而返。由于磁州窑相关的学术问题大部分没有解决，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磁州窑窑址进行了以研究为目的的主动发掘。这次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发现了9座烧瓷窑炉，一座釉灰窑，一个加工原料用的大碾槽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遗迹，以及几十万件瓷器残片和窑具。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磁州窑在北宋前期的产量小，产品也比较单调，尤其是带装饰的器物不多。但是，由于磁州窑面向平民的生产目标，从其创烧伊始就表现出一些特色。如学习定窑的划花，刻花装饰工艺，也学习河南地区的酱彩点和绿彩点的装饰。另外，为了满足民众对高档产品的少量需求，将当时金银器上流行的一些装饰工艺也应用到瓷器装饰上，如首创的白釉剔花装饰，是在白化妆瓷上刻画出花纹，然后将花纹以外的化妆土刮去，露出颜色较深的胎体，形成雪白花纹与褐色地纹的反差，使花纹具有凸起的效果，这是仿自银器上局部鎏金的金花银器。还有一种珍珠地划花装饰，是在刻画的花纹以外，用管状工具在底子上满戳上小珠圈，这是仿自金银器的鱼子纹地錾花工艺。带这两种装饰的瓷器都是当时的高档瓷器，可见磁州窑的产品有不同的档次，以面对不同要求的顾客。

宋金对峙时期，磁州窑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创制了用黑彩在釉下绘画图案的白地黑花装饰，这种装饰由于强烈的反差和自由流畅的绘画艺术成为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艺术。金代后期是磁州窑的繁荣时期，这时的磁州窑不仅生产高质量的日常用瓷，还生产大量的陈设用瓷、宗教用瓷和建筑琉璃构件，白釉剔花、白地黑花的装饰都极流行，还创造了在釉上加低温红绿彩的红绿彩瓷器。

观台窑址出土的宋金时期白地黑花缠枝芍药纹长颈花口大瓶，此瓶高49.7厘米，是当时生产的大器之一 ，花纹繁密、流畅，具有磁州窑的典型特征。

宋金时期低温黄绿铅釉伽棱频迦建筑脊饰，伽棱频迦是佛教的妙音鸟，金元时期十分流行于屋脊上。人们过去一向称磁州窑为宋代名瓷，通过发掘使我们认识到其最繁荣的时期在金朝，器物中还有龙纹大器，可能用于贡御，这大概与女真统治者更喜爱磁州窑的艺术风格有关。从蒙古军队占领磁州窑所在地的1219年至元末，是磁州窑烧造的最后阶段，这时期的产量进一步扩大，但制作粗糙，产品单调，装饰草率，是磁州窑的衰落时期。

在发掘中我们清理了北宋晚期相互连在一起的一组窑炉，说明其是一体建造的，应属于一个窑主。这些窑互相间共用一道隔墙，用来保温的护墙也是相连的，表明这4座窑应一同点火烧制，能够充分利用热能，节省烧料。通过对窑炉的复原研究，再结合其他地方发现的窑炉窑床上摆放匣钵的情况，估计这四座窑一同烧制，一次可烧17800个左右的碗。根据现在陶瓷生产的情况，由备泥，拉坯，修坯和搬运4人一个组合看，一天最多可以制作800个左右碗坯，维持这样一组窑炉持续烧造，至少要6组，共30~40个人共同生产，每一个制坯的组合正好是一个家庭可以从事的，一个坯户应还是家庭式的生产方式。而一个所谓的“窑”应有许多这样的集体在同时生产，《陶记》就记景德镇窑有这样的窑（组合）300座。

4、御窑：体现皇权的威仪和神秘

官窑（御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由官府亲自设立并掌管，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太监等兼职提举，其产品主要为宫廷和国家重大典礼使用，所以又称“内窑”，与前述的设官监烧并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窑概念不同，其生产方式规定为宫廷制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叶寘在《垣斋笔衡》中说：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官窑共有3处，其一为北宋官窑，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或附近，由于黄河的淤埋，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处，所以至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其二为南宋初期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皇宫附近修内司范围内建造的窑，称“修内司官窑”，即文献所说的“内窑”。大约是由于距宫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不久就停烧了。其三为修内司官窑停烧后，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由于在杭州市乌龟山发现了其遗址，也称为“乌龟山官窑”。

南宋前期由宫廷建造成的修内司官窑，产品相当单纯，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光洁温润，釉面大多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尤其是小块开片，密集并呈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器物的组合除了日用的碗、盘、瓶、饮茶用的托盏外，还有仿古代青铜器的鼎式香炉、尊、觚等。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均很厚，因此显得肥润，宝光内蕴。厚釉的工艺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钧窑发明的。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素烧一遍，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窑釉烧。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新，开后来官窑、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窑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建、官管、官用，产品具有皇权特有的威仪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不需要牟利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捡选出供宫廷使用的优质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绝不允许流入市场。这一点即使前述之汝官窑也无法做到。老虎洞窑址所发现的24个瓷片坑。就代表了这种特点。被定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层堆积中，而绝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个瓷片坑中，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废品瓷器。

以3号坑（H3）和20号坑（H20）为代表。H3坑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四边相当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非常坚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出土瓷片达1万余片，绝大多数可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在发掘后的整理中发现，H3坑中出土的瓷片几乎都可以拼对起来，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20多种器形。H3坑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黄色，是因为窑炉中错误地出现了氧化气氛而形成的，显然是废品；H20坑平面近似长方形，长2.2米，宽1.14米，厚约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处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碎瓦片和残砖。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

从窑址发现情况看，官窑在烧制时大体上就是一座龙窑和一二个用来烧素烧坯的小馒头窑一同烧造。与前述磁州窑数百“窑家”一同生产的情况极不相同。因为官窑这种专门的御窑，只是为了生产专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体的优势和规模生产来赢得声誉，占领市场。老虎洞窑址中发现的南宋时期的作坊都质量极高，全部用质地细密的灰砖砌建并铺地，房外还有防雨水的散水。这种砖用来建造官衙和宫殿。在全国各地发掘的窑址中，从未曾见过这样高质量的作坊，体现了皇家气派。

本文原载于《文明》，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