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

基于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物性的变化，中国文明的演化可以划分为玉石、青铜、铁器三个阶段。玉石时代大体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礼器的大量使用，意味着政治权力崛起，孕育出国家组织雏形。青铜时代大体对应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使用，意味着军事权力崛起，更加广泛的区域性王权国家出现。铁器时代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质生产工具的产生和推广，象征着经济权力成为国家社会的主导性力量。秦汉以后，意识形态权力稳定成型，最终形成四权合一的社会权力形态。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所谓文明起源，根本问题就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复杂化，即人类社会如何从相对平均、简单的状态走向等级差异明显的复杂状态，也就是社会权力形成的过程。就中国文明起源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探讨中国文化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研究应从以区系类型研究为中心转向中国文明起源课题，探索“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的起源”。过去数十年来，围绕这个中心问题，产生了诸如良渚、陶寺、石峁等重要考古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研究项目汇聚多学科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除了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研究，还需要从理论视角展开研究，探索中国文明演化进程中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考古学者更多从考古材料出发，相对忽视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在器物层面，难以为其他学科所参考。本文试图跨越理论与物质遗存研究之间的鸿沟，拟从物性理论视角审视早期中国文明社会权力演化的阶段性问题，侧重探讨不同阶段的社会权力属性。考虑到探讨的难度，研究将从背景更加清晰、更为晚近的铁器时代开始，逐步向更古老的时代追溯，从已知走向未知，逐步厘清早期中国文明不同阶段社会权力的演化进程，认识中国文明逐渐走向定型的独特道路，理解中国文化的部分特点。与此同时，本文作为物性理论的一种实践尝试，也希望从当代考古学理论研究的角度，为早期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探索一条新路径。

一、物性理论的内涵特质

物性理论登上考古学舞台是后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后的事，但其思想渊源非常古老。物性理论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思想，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观念。它以超越笛卡尔以来的二元对立为目标，希望超越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对立。哲学家莱斯特·恩布里指出，就满足工作所需要概念的熟练程度而言，考古学可能仅次于哲学。不过现实中考古学研究似乎总与田野发掘联系在一起，考古学家对考古材料的理解也非常简单——仅将其视为外在的研究对象而已。物性理论从本体论上拓展了我们对考古材料的理解，因此，其含义比较晦涩。下文先阐释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探讨其考古学意义以及运用该理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可能性。

1. 考古学中的人—物关系辩证

中国考古学滥觞于金石学，其目的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即“透物见人”。“透物见人”的前提是人与物相互作用的客观存在，这里强调的是“风尚”（社会规范），不是物的实用功能，而是物的非功能性因素。其非功能性能够表征三代时期的风尚，后人通过欣赏体验，能够感受到这种风尚的意义。简言之，金石学强调物的文化意义，带有很强的人文色彩。但是这种主客体不分的本体论，与强调主客体分离的科学研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近代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后，金石学受到批判，其合乎科学考古学的部分被后者吸纳，作为独立学问的金石学不复存在，其对物与人关系认识的人文性被忽视了。

近代科学考古学从器物的共存关系、风格演变等推断年代序列。研究者无须感受器物，而是将其当作客观物质材料加以理性分析。当然，近代考古学并非没有前提，从提出“三代论”的汤姆森（C. J. Thomsen）到他的后辈沃尔塞（J. J. A. Worsaae ），都希望通过研究古物来探索丹麦民族祖先的历史，从而增强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这里的器物组合是与特定族群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即物质遗存可以代表民族身份。19世纪中期，西方殖民主义盛行，文化达尔文主义把生物与文化进化混为一谈，英国人卢博克（J. Lubbock）根据民族志材料区分出不同文化，认为它们代表不同的族群，更进一步与种族直接关联起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德国人科西纳（G. Kossinna）把物质遗存与文化联系起来，进而建立起物质遗存、文化、族群、种族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为极端纳粹主义考古所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对这种对等关系的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在过程考古学崛起之后。过程考古学强调明确的前提预设，批判物质遗存与文化、族群的对应关系，强调人与物的关系主要是行为与行为结果的关系，物质遗存作为客观存在是检验假说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反对二元论的后过程考古学兴起，它批评过程考古学严重忽视物质遗存本身的文化意义。后过程考古学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构人与物的关系，提出物性（materiality）理论，主张从人与物关系一元论来理解物质遗存。

2. 物性概念及其特性

一般而言，物质的属性基本分为两类：功能与象征。事实上，功能与象征更像两个极端，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显然过于简单化，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不少意义存在的空间。卡尔·纳派特区分出四种物性概念：物性是人与世界的物质关系；物性反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性是物本身生命力对人的影响；物性是不同物的多重属性的集合与组合。物性理论并不是在功能与象征之间作出选择，而是探讨两者之间或之上物与人的关系。物性理论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及其产品异化了劳动者本身，进一步受到惯习与日常实践理论、能动性理论的影响。对此国内研究者已有归纳，在此不再赘述。

在当代西方考古学理论中，物性理论研究包括物质文化研究、对等性考古（symmetrical archaeology ）、物质参与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 ）、纠缠理论（entanglement theory）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人与物关系方面的理解，究其原因，则要追溯到它们不同的哲学立场。如物质参与理论虽然也探讨人与物的关系，但更侧重人的认知考古学研究。本文侧重从文化意义上考虑人与物的关系，更关注运用该理论解决中国上古史分期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物性，首先要理解物质的可供性（affordance），就是物可以为人所利用的属性。需要强调的是，物质属性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随意，它们深受时代及人类行动情境影响。这也是我们通过研究人与物的关系，进而了解古人所处时代及其行动状况的基础。我们的问题是需要了解物质属性如何与人发生关系，如何影响人的行动，又如何导致物性的形成。因此，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仅指通常所说的物的功能与意义，更多是指以前常常被忽视的方面。

首先，物质本身会限制人的认知，或者说人类的认知就镶嵌在物质之中，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认知与物质以不同的方式相结合。奈吉尔·巴利（N. Barley）以多悠瓦人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关系，“技术过程不仅用来产制物品，也提供我们对其他事物（尤其是我们自身）的思考模型。泵的发明便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心脏的运作……对多悠瓦人而言，制陶过程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将人类的成长与岁时更迭结合在一起。多悠瓦仪式系统明显引用制陶模型，只是从未行诸文字”。多悠瓦人的物质发展水平与物质条件深刻影响其认知，他们生活在干湿季节分明地带，干季是收获的季节，陶器的干湿、仪式上干湿表现都具有内在的结构一致性。

其次，物质本身可以人格化，人对待物质材料如同对待人本身。比如中国文化中被称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就是中国人对物的人格化（或拟人化）。中国传统文人以之砥砺情操，修身养性。物质的人格化不仅仅指物质具备象征意义，因为象征（能指）与意义（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设定而已。但是作为人格化的物质与意义之间是密不可分的，经霜而不凋的松竹、在苦寒中绽放的梅花才称得上坚忍不拔，物性并不是随意的，人格化之后的物性由此得以影响人们的行动。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万物有灵”是最常见的意识形态，把人与物严格区分，是近代科学运动的产物。

最后，物性使得物质具有能动性。物质的能动性是在人对物质进行人格化塑造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不仅仅以存在的人格形式影响人，还会以非人格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式影响人。处在一定文化中的任何物都是有意义的，后过程考古学认为物都是“有意义地构建”（meaningfully constituted ）。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由意义构建的世界中，与此同时，物质借助人赋予的能动性反作用于人。由此，物与人构成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并非单向的人利用物或物限制人，而是存在形式丰富的相互纠缠。

相互纠缠的多样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它是人长期实践的产物。在历史进程中，经历大浪淘沙式的选择过程，部分形式反复地得到呈现，成为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是人与物经过历史过程逐渐形成的某种具有稳定形式的纠缠形态。从长时段来看，文化传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对象，而考古学正以长时段视角见长，传统于是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物性的存在则使得物质文化传统这一概念成为可能，虽然“物质文化”是考古学中长期使用的概念，但其中“物质”的概念是未经审察的，其内涵只是表示文化存在的形态。物性视角的文化传统不仅仅表示文化的物质形态（一切都是物质的），更强调人在长期日常生活实践中，与物反复纠缠形成一种可见的稳定的社会认知关系形态。

物性的存在是历史的，与特定文化背景相关联，这是它与作为哲学意义的普遍“物质”属性的根本区别。物性的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尽管面对的可能是同一类物质，但是不同群体可能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比如西方人与中国人看松、竹、梅，观感存在显著差异。历史过程与文化背景乃至于行动的情境，都可能影响到物性的作用，离开它们去谈物性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尝试给物性一个定义：物性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稳定的、物质的社会属性。正因为物性是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是具有稳定性的物质存在，也就使得考古学研究可以通过研究物性来探讨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历史文化。

3. 物性理论的考古学意义

物性理论对考古学研究有深远的意义。首先，物性理论的提出打破了物质功能性与象征性的二元对立，从本体论层面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由此，可以重新理解物质遗存，不仅将其视为行为的结果或背景，更应看作人与物关系在历史中经历积累、淘汰、重组等过程之后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立足于此，理论上通过物质遗存研究可以探索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尽管实践上不一定都能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本体论层面上的突破，即理论上认识到物性的意义，那么就很难有相应的研究实践。当然，这个层面上的拓展不是由考古学家完成的，考古学家借鉴了哲学领域的成果，丰富了对物质遗存的理解。

其次，物性理论为重新理解中国文化遗产提供新视野。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对物质遗存文化意义的挖掘甚至弱于传统金石学。我们把考古材料当成客观的、外在的物质材料，排除研究者乃至于古人与物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纠缠的可能性。把发现于中国、由中国人祖先所创造的物质，当成不需要理解就可以研究的所谓科学材料，把这些物质材料当作只是为了证明知识而非与人相互交融的客观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缺乏自己的古典考古。相比而言，西方考古学通常把古典考古与人类学背景的考古学区分开来，古典考古承担着熏陶与培育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人”的责任。物性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物）会对后人产生影响，起到延续文化传统、传承文化意义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认识，完善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理念。

最后，由于物性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对其变化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这也是本文着眼点之一。对于上古史而言，由于缺乏共时性文献材料，我们无法直接对其进行区分。物性理论的引入，使直接立足考古学研究、审视上古史分期成为可能，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对上古史的认识，使认识上古史的途径更加多样。

二、铁器时代起源及其权力形态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使用铁器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商代中期，当时已出现陨铁制品。考古学者发现了公元前9世纪前后的块炼铁，并随之出土块炼渗碳钢。公元前7世纪前后有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公元前5世纪前后有了铸铁脱碳技术，公元前4世纪前后出现淬火技术。由此可见，中国铁器技术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铁器的大规模出现，包括各种全铁产品——从普通农具到一般兵器，还是在春秋战国之交，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铁器时代起源究竟是指最早的铁的应用？还是指炼铁技术的出现？抑或指铁器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如何理解铁器技术革新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由于西北地区如甘肃发现有早至公元前14世纪的铁器制品，因此在探讨铁器技术的起源时，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冶铁技术（至少是块炼铁、渗碳钢技术）来自西亚。不过，考古发现同时显示，中原地区的铁器自成体系，产品类型与西北地区并不相同。需要强调的是，铁器不同于驯化的羊、马、小麦等，这些动植物是中原地区所没有的，而陨铁制品中国早已有之。中国青铜时代已有浇铸技术，铁矿较之铜矿更容易得到，铜铁共生矿亦多，古人在炼铜时可能已发现了铁。因此，对中华先民而言，铁的冶炼在技术上来说并不是问题。尽管早期的块炼铁杂质多，硬度不如青铜，但是不久就有了渗碳钢技术，克服了这个缺点。因此，阻止铁器大规模应用的真正问题应该不是技术本身，而在技术之外，即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的障碍。换句话说，铁器时代的起源应该不是指技术上的尝试，而是与社会变迁相关联的产业应用。

中国铁器时代替代的是青铜时代。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的青铜技术发展程度非常高，熔炼浇铸大型器物与采用失蜡法铸造复杂纹饰就是标志性成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青铜早已渗透到当时社会不同层面的结构组织当中。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制造礼器与兵器是青铜的主要用途；青铜还被用于经济贸易，作为通货；还有部分用作实用工具。简言之，青铜已经融入当时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生活运作，这是可见的方面。不可见但可推知的是，青铜可能是当时人衡量价值的尺度，类似现代人用金钱来衡量物品与服务的价值，青铜在当时人意识形态建构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器物无法比拟的。

铜远不如铁常见易得，其稀有性自然赋予它更高的价值。新铸出来的青铜器耀眼炫目，这种属性与稀有性使得它很适合用来彰显威仪，尤其是与典章制度结合起来，奠定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青铜礼器因而成为社会政治规范的象征。青铜器历时久远之后，遭到腐蚀，铜绿丛生，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属性，古意盎然，显示一种历久弥新的传统。而铁器就不具备这样的性质，除了陨铁，铁并不稀有，也没有耀眼的光泽，而且非常容易锈蚀，不易产生美感。再者，青铜的冶炼需要混合锌、锡等成分，这种技法及其在上古文化背景中的“超自然”内涵，已然成为一种知识权力。青铜冶炼所需要的不同元素往往来自不同地方，甚至需要与西南地区远程贸易才能获得。由资源控制所产生的权力感，也不是社会准入门槛较低的铁器所能比拟的。最后，青铜作为通货，可以进行广泛的交换，而铁器由于普遍易得，无法具有这样的品质。由此，围绕青铜，不仅产生社会规章制度，而且产生了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甚至是审美观念。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但是青铜作为文化传统的价值一直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同，金石学的产生就是明证。归纳起来说，物性视角中的青铜已经融入当时社会组织、生活实践与意识形态构建之中。

由此，全面取代青铜的垄断地位，绝不仅仅因为铁器廉价易得、坚韧耐用就能够实现。没有社会的全面变革，要建立一个堪称“铁器时代”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的。郭沫若提出，铁器的普及应与当时“私田”的增加、新兴地主阶级形成相关。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更愿意采用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铁器工具。他由此提出，与这种新的生产力相应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代表封建社会。他认为，中国从奴隶制时代转向封建时代的社会变迁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当时既有社会秩序严重衰落，传统社会的控制力减弱，新的秩序随之形成。尽管彼时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尚少，郭氏基于理论推导，认为春秋战国之时应该已使用铁制农具。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考古发现的数十件铁制农具与工具，部分印证了他的观点。

郭氏所没有注意到的是铁器在物性上的意义。对于新兴的社会阶层而言，铁器不仅仅是一种效率更优越的工具，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新的”工具，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工具。青铜因为稀有、生产成本高，以及在社会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注定不可能大规模用作普通农业工具，当时主要的农业工具还是石器、木器、骨器等。相比于这些“传统”的落后工具，铁制工具的效率要高得多。实验研究表明，就伐木而言，石斧效率不到铁斧的三分之一。与铁制农具配合使用的还有犁耕、牛耕，从前利用石质工具无法开垦的土地得以利用，耕地面积、生产范围得以扩大，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单位成为可能。新兴阶层更可能把铁器及其优越效率看作自身地位合法性的标志，用以强化身份地位。

对于旧的社会秩序而言，铁除了是“新的”，还是“外来的”。于是，当时社会，以青铜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与铁器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矛盾。

铁器时代崛起的标志是以青铜器为中心的礼制体系的崩溃，青铜器作为兵器的作用也为钢铁所取代。青铜器从社会政治权力中心退出，更多成为文化传统的载体，以及作为经济交易的通货单位，融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因此，铁器时代取代青铜时代，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变革。当然，推动变革的是铁器代表的新生产力的崛起，以及生产关系的调整。相对于青铜而言，铁的物性是平实的、效用的、普遍的，还是“叛逆”于旧礼制体系的，它打破了以血缘贵族为中心的社会政治体系，开启了一个讲究事功的新时代。此外，铁器时代的到来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核心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成为可能，人口总量与密度增加，经济控制的收益相应提高，成本降低。与之相应，以铁器为标志的经济权力崛起。

三、青铜时代的起源及其权力形态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青铜时代成就斐然，青铜铸造技术的复杂程度以及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都是空前的。这个时期包括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相关阐释只有少量文献与传说作为参照，因此归入“原史考古”，又称“三代考古”。在中国历史上，“三代”是后世倾慕的典范时期，这个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思想基础，不妨称之为“古典中国”时期。

三代是以青铜为标志的时代。如上所述，物性视角中，青铜是炫耀性的合金，同时因为涉及复杂、专门的技术以及产地各异的合金冶炼矿物，所以它体现的控制性也很强。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与战争，与政治、军事权力密切相关，其铭文往往以“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用语结束，强调血缘世系的重要性。青铜器提供了一种血缘联系的凭证，显示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以血缘联系为中心的时代。青铜器传承的权力合法性，也是财富合法性。中国青铜时代，尤其是在西周时期，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青铜器使用礼制。青铜器的器型规范有序，中正稳重，朴素端庄。北宋时，金石学兴起，注重从青铜器中汲取文化精神。感受是主观的，但又是可以沟通、理解的，这也是文化传统能够代代相传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青铜器的纹饰多为狰狞、令人恐惧的图案，除了炫耀，还有震慑威吓的效果。加之青铜器还用作兵器及与军事相关的车马器，因此予人的印象是强制性权力，与暴力密切相关，权力的彰显和渲染更加夸张。与铁器时代相比，青铜时代的炫耀性更强，形式大于内容，对权力的控制其实不如铁器时代严密。但是与石器时代相比，已是巨大的发展。

青铜时代取代的是一个以石器为中心的时代。相对于青铜而言，石器制作也可能需要远距离、多手段采集原料以及大量、专业的劳动投入。但是，石器不像青铜那样需要不同原料配比熔铸，资源控制程度与技术的垄断性远不如青铜。石器产品中的玉石，外观晶莹剔透，相比于青铜的金光灿烂，其色彩的可炫耀性要弱得多。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可能在于，打磨后的玉石并不适合用作实用工具，除了用于祭祀、装饰，基本没有其他实用价值。青铜则有一项重要的实用价值——军事。青铜因为可以熔铸生产，其大小、形状、纹饰等特征，都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制作，不像石器产品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的形态。比如，古人希望生产不同尺寸的玉石产品，但是原料的大小、形状、质地（是否有裂纹、杂质等）都是难以克服的限制因素。正是基于青铜材料的特征，中国古人建立起复杂的用鼎制度，鼎、簋及其他器物构成多样的器物组合，代表一种明确的社会秩序。青铜时代的人们正是借助可以变化铸造的材料，构建了系统完整的社会组织规范。

中国青铜时代是一个“王国”时代，与以玉石所代表的“古国”时代、以铁器为代表的“帝国”时代形成鲜明对比。政治形态与物质表征的巧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人与物长期关系的产物。“王国”时代不同于“古国”时代的最明显特征是，“王国”首领是世袭的，而“古国”首领更可能是禅让式的（可能自愿也可能被迫）。青铜时代的社会控制力、政治权力集中度更高，权力形式更具有强制性，社会秩序意识更强。和“帝国”时代相比，“王国”的控制集中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经济与文化的控制力相对较弱。青铜时代的崛起，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社会秩序的控制，相比于玉石时代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来说，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意味着攻伐相对更少、暴力程度降低，尽管青铜时代看起来更重视杀伐。实际上，从民族志的研究来看，在缺乏统一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群体之间相互攻伐的频率更高，在人口总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攻伐偷袭造成的人口伤亡比例更大。青铜时代对社会秩序的强调，某种意义上说回应了这种社会需要。

四、玉石时代起源及其权力形态

长期以来，夏被视为中国文明的开端。在西方历史教科书中，中国文明的开端被定在商代。经过最近几十年考古发现与研究可知，新石器时代晚期部分地区已经存在明确的文明形态。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逐步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框架，它至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文明起源前段：距今5800/5300—4500/4300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辽河流域等地出现具有文明形态的社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普遍使用玉石器。后段：距今4300—38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衰落，黄河与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典型代表为襄汾陶寺与神木石峁遗址，青铜器开始出现，暴力与战争现象加剧。石峁遗址发现铜玉镶嵌的器物，还在城墙缝隙中发现插有青铜与玉器的现象，但玉的使用远不如前期普遍。

前后两个阶段持续时间超过1500年。尤其是前段，玉器广泛见于墓葬与祭祀遗存，玉石器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复杂，显示专业化分工的存在。为什么这个时代选择了玉而不是其他物质？从物性角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古人用玉的意义。古人所谓的玉，包括多种不同石料，它们具有近似的外观与物理属性。就玉的可供性而言，它质脆易折，而且产地有限，并不适合做武器，更不适合做农具。玉的剥片性质不佳，不适合打制，更多依靠切割琢磨成器，费时费力。但是，琢磨成器的玉晶莹剔透，与一般石料迥然不同，有很好的装饰性。它的稀有性让其显得更加珍贵，也更加适合用作装饰。

物性的体现不是随意与随机的。玉不适合制作杀伐的工具，但黑曜石容易打制加工，中南美印第安人用它制作武器，还用来制作礼仪祭祀用器，外形奇特夸张。黑曜石的黑色玻璃质外观有一种让人恐惧的力量感，而玉不具有这样的特质。即便是和其他旧、新石器时代常用的石料如燧石、石英岩相比，玉在切割、刺杀、砍伐等方面也均有所不如。换句话说，古人之所以选择玉，不是基于实用的属性，而是基于非实用的属性。但从非实用属性来看，玉的外观也不适合夸张性的炫耀，其光泽柔和，体现一种温润的特点。玉的品质决定了它最多只能是一种隐性的炫耀，而不能比拟新铸青铜器张扬的光泽，更比不上铁器能够带来实际生产利益。玉的加工是不断做减法的过程，玉器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不像青铜可以依靠添加不同元素变化其品质，铸造所需要的器物。相比其他石料、青铜与铁器，玉的特殊性使得它最适合体现非直接的品质。

物性是历史的、社会的、有特定文化背景关联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质地坚硬、外观柔和的玉器作为一种石质人工制品，很符合威望展示的社会历史情境。广泛用于祭祀的玉器同时拥有超越人的“神性”，正是基于威望与“神性”，社会首领构建起自己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通过物的“装饰”来获取的，不像青铜那样具有高度的强制性。所谓“装饰”，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提供一种权力合法化的途径，这一途径就是祭祀。玉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就有发现，如辽西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从早期的个体装饰品（个体威望）转变为晚期的祭祀用品与首领饰物（群体威望），其大小、形制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红山文化的大型玉龙以及大量随葬的玉器组合，显然都已经超越普通个体威望的需要，而是用以彰显区域性首领地位。

中国文明发展阶段中存在一个以玉为表征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新观点，除了东汉袁康曾提出石、玉、青铜、铁四个时代的说法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提出过“玉兵时代”或“玉器时代”的观点，并引起广泛讨论。重要的不是时代划分方案，而是划分背后所依赖的理论原理，以及分期所代表的社会演化意义。物性理论为这一分期方案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玉石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滥觞时期，苏秉琦称之为“古国”阶段。酋邦理论来自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学者对文明边缘地带特殊形态的复杂社会的人类学观察，其理论结构系统完整，影响巨大，但是该理论存在先天不足，那就是它来自人类学观察，而非考古学的实证研究。采用“古国”的说法与借鉴酋邦理论并不矛盾，“古国”的概念与中国文明后来的“王国”、“帝国”形成一条完整的序列，较之酋邦能够更好地与考古材料对应。目前需要进一步丰富这个概念的内涵。

按张忠培的说法，“古国”阶段的社会属性，属于“神王”时代。领袖通过祭祀及其他仪式垄断权力，玉是媒介。玉器的生产需要专业人员，玉的获取需要贸易交换与资源控制。社会资源控制有利于玉器生产，反过来说，玉器生产也再生产了社会资源的控制。更进一步说，再生产的社会资源控制不再限于玉，而且可以替换为其他资源，乃至于形成整个社会资源控制体系。“神王”时代的典型代表是良渚文明，不仅有葬玉丰富的高等级墓葬、规模宏大的城墙，以及环绕古城的聚落与稻田，还兴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定需要有效的社会资源调配体系支撑。“神王”的权力合法性来自其神性的维系，祭祀则是维系神性的基本途径。利用超自然信仰组织社会资源是早期文明的共同特征，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军事等手段的情况下，通过神性来达到组织社会的政治目的，是比较经济、有效的。

按照中国古史传说，这个时代还没有采用血缘世系来体现神性，首领的产生取决于个人威望，首领的更替则采取禅让制，这与玉的物性是一致的。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及，玉器生产是难以标准化的，每一件玉器都是不同的。相应的社会中，每位首领的竞争者都有不同的威望，难以量化比较。由此，权力的竞争是普遍的，权力的维系也是困难的，因为竞争者不断产生，这在古代文献中得到了一定的证明。神性的判断是不确定的，不像血缘世系那样明确，只能依靠社会，尤其是长老阶层的确认。欺骗与滥用可能导致神性的崩溃，社会需要更有力的控制才能得以维系，军事权力以高强度的暴力形式迫使一些人服从另一些人，青铜时代就崛起于这个背景。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古国”阶段的后期，已经开始出现青铜器，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4500年前，同时发现了普遍暴力活动的证据。这说明“古国”时代正在崩溃，新的“王国”阶段已经萌发。

五、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

文明社会的诞生意味着社会权力已经发展到较为复杂的程度。那么，从物性视角划分出的玉石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一分期及其动态过程，与中国文明从孕育到诞生再到基本成型的发展过程存在怎样的联系？能否从中揭示出中国文明发展道路的本土特点？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4万—3万年开始出现装饰品。艺术品的出现代表人开始把物当成自身的象征，传递某些信息。人与物之间摆脱了单向的功能关系，人把自身的意义渗透到物中，人物关系进入双向互动、相互渗透的阶段。按照克里夫·甘博的说法，人类由此摆脱持续了数百万年“面对面交往的约束”。尽管当事人不在场，仍然可以做到“不在如在”，通过物的表达继续维系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的效率大大提高；扩展的社会网络（extended network ）得以形成，社会规模空前扩大。与此同时，物之于人的意义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物成为人本身的延伸，而不只是像工具一样延伸人体的功能。理解人与物关系的重大变化也是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或者说现代人“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的关键。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过着狩（渔）猎采集的生活，考古学家通过考古材料与民族志研究大体可以把握他们生活模式的轮廓。狩猎采集者的认知模式通常是“万物有灵”。当然，不同环境中，与人们密切关联的事物并不一致，事物被人类赋予的意义也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人们对物的理解最终会影响他们的行动，而不同的生活实践会产生不同的物性表达。正是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物性得以产生并得到传承。

在传统文献中，狩猎采集者过着和平、简单、怡然自得的生活。然而，越来越多的民族志与考古学研究表明，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并不和平，暴力造成的伤亡相对其有限人口而言，破坏力要高于农业甚至近代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战争与暴力更容易失控，尽管大规模战争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并不存在，但是频繁偷袭与复仇累积造成的伤害并不弱于大规模战争。社会冲突的加剧，催化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诞生。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质材料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即文化的精致化，人类在物质材料的加工上投入前所未有的劳动。功能主义的解释是，这可能与人口增加有关，社会群体必须限定互惠圈的规模，地区性群体单位由此形成，需要独特的物质文化加以标识。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文化的精致化可能与人口生育限定有关，较少的人口生育意味着人类在后代抚养上可以投入更多，还意味着更多的社会组织活动。总之，物质现象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需要注意的是，地方群体的形成导致竞争的社会单位更加明确，后代抚养投入与社会组织活动的增加会提高个体的群体身份认同，也会间接加剧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社会权力很可能通过文化精致化产物进行表达，比如通过个人装饰品来体现社会威望。

距今1万年前后，狩猎采集生活开始向农业生产过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社会变迁。人类获取食物与维系社会关系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流动采食转向定居生产，从流动邂逅到固定交往。有关农业起源，当前的理论解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农业是为了获取更多食物，即“为了吃饭”；另一类认为农业是服务于社会组织目的，如宴飨，即“为了请客吃饭”。就后者而言，宴飨涉及个体威望的竞争与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协调，也涉及生产剩余的支配权问题。农业可以产生更多的生产剩余，农业可能也起源于对生产剩余的追求。一方面，农耕生产方式促进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与社会权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复杂化以及社会权力的竞争促进了农业起源。

农业起源（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人们对物质的运用与理解也在发生改变。人们开始形成一些同源性的适应，建筑房屋、烧制陶器、兴建墓葬，同时也这样看待自己的身体。物性与人们的生产实践相互渗透，形成新的关系形态。相应的变化也就反映于社会生活的变迁，包括性别关系的更替。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如在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墓葬中发现玉器，这是玉石时代的萌芽。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逐渐建立定居生活模式，转而依赖驯化的动植物为生，相对于狩猎采集时代，人口显著增加，社会群体的界限，如地域、群体身份认同等，区分更加明显。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初步形态的定居社会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起源，出现规模宏大的城址、高等级墓葬、专业化的手工业等，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与兴隆洼文化处于同一地区的赵宝沟文化，开始出现了男性专属的社会空间，女性的空间限定在家庭之中，在两性的权力竞争中，男性逐渐垄断了社会权力。这种性别关系的改变同样体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装饰主题的变化上。

目前既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较好地呈现了中国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在“古国”时代开始之前，聚落规模不断扩大，礼仪祭祀不断复杂，手工制作更加专业化，墓葬等级也逐步分化，社会权力出现集中化与分层的趋势。从物性视角来看，人与物的关系也开始复杂化，权力的物性表达特征日趋鲜明。需要注意的是，玉石时代的出现仍然是涌现性（emergence ）的，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用玉情况突然显著增加，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用玉数量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涌现性是上古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与文化的缓慢发展构成辩证关系；从萌芽逐渐成长，到了一定程度迅速发生变化，产生质变。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北方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涌现出一系列考古学文化，青铜与铁器时代也不例外。从物性视角能够看到上古史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在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的传统划分之中插入了“玉石时代”，重要的不是这个分期方案本身，而是分期背后的社会意义。物性理论为上古史分期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前提：基于物质的可供性、能动性，人与物相互纠缠、相互作用与相互渗透，物本身具有历史、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物就是人，物就是社会，物就是时代。从物性视角审视中国上古史，从晚向早追溯，至少存在铁器、青铜与玉石三个文明阶段。从中还看到，贯穿文明史分期的是权力运作形式的变化，这也正是物性视角上古史分期背后的社会意义所在。

迈克尔·曼把社会权力的来源分为四个方面：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与军事，但他没有意识到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同步演化的。物性视角的考察很好地揭示了社会权力逐步复杂化的过程。玉石时代，中国上古社会已经复杂化，权力开始集中，社会组织可以完成诸如建设大型城池、水利工程、高等级墓葬以及需要专业化劳动的玉器加工。但是此时权力的表征，更多来自威望和祭祀礼仪的神性，结合中国古史传说以及与古埃及、中南美文明的比较，中国上古时期的“神王”拥有的主要是一种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度强制性的。随着前代神王的故去，权力有可能传递给其他有威望的候选人，并不必定会世袭。

青铜时代兴起一种带有强制特征的新型社会权力。青铜是炫耀性的，是可铭记的，具有良好的传承性。青铜带来的新的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青铜本身的可铸造特点，使其成为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物质；二是青铜适用于制作兵器，与暴力结合在一起。相比于玉石时代，青铜时代的社会权力中明显增加了军事权力。也正是此时，王权统治开始，通过血缘世系确定权力继承关系。相比于玉石时代，社会政治秩序更加稳定。生产青铜的过程也是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上层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资源控制，社会权力的运作效率进一步提高。

铁器时代的兴起代表社会的重大变迁，社会权力体系也发生了重要改变。以青铜为代表的传统势力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秉承铁器实用精神与经济效用的新兴阶层兴起。铁器时代新工具的普及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可以开垦从前难以利用的土地，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得以增加，经济权力运作的收益提高（有更多的生产剩余可以征收），运作成本减小（如无须远距离征收赋税）。铁器时代，社会权力中的经济权力崛起，并且成为统治阶层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与新的生产力相关联的是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权力之外获取了经济上更高的控制权，社会权力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增强。

如果扩展一下讨论，就会发现意识形态的权力产生于秦汉，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统治合法性的基本宗旨。至此，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完全形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历史时期了。中国作为超大型文明型国家，绵延数千年，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国地形复杂，东西南北差异明显，在交通困难的古代，要维系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文明实体是非常困难的。再者，中国一直都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不存在统一的宗教，而是包容不同宗教。按照福山的说法，古代中国正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比欧洲早一千年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确，不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权力，都不容易打破传统的地方性部落制度，建立长期的统一政权。古代中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权力，打破了地域（部落）、族群乃至宗教的壁垒，形成稳定广泛的文化认同。文化意识形态传承的主要形式是察举制、科举制，作为选贤任能的政治制度设计，它保持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同时促进文化认同。相比而言，欧洲社会是通过宗教突破传统部落制度。

意识形态权力的物性表达要比前面三种权力更含蓄、更多样，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儒家经典，它就像《圣经·旧约》之于犹太社会一样，成为维系社会认同的基础。它形诸文字、纸本、印刷术，传统社会“敬惜字纸”，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权力的表现。由尊儒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孔子崇拜以及精神规范，渗透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以至于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乃至举手投足与喜怒哀乐，无不与之密切相关。

需要强调的是，四种权力与四个时代的对应关系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玉石时代并非没有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的权力，只是其表现不如政治权力突出。那个时代获取全面的经济权力的成本高昂，生产剩余有限，交通不便，人口分布稀疏。如果要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缺乏充分的后勤补给，难以持久作战。就意识形态而言，祭祀虽然赋予首领以某种程度的神性地位，但是当时文字还在萌芽状态，所谓意识形态并没有系统的思想基础和高效率的传播媒介。相对而言，只能通过威望、祭祀等来获取政治权力，社会维系权力的途径较为单一。这样的权力获取是情境性的，即需要不断塑造情境来维系权力，祭祀、修建陵墓、兴修水利等都服务于这一目的，按塞维斯的说法，对上古社会来说，祭祀与兴修水利都是为了生产。铁器时代，经济权力在诸种权力中更为基础，但并非唯一权力，铁器技术也影响到兵器发展，军事权力比青铜时代更加成熟，只是此时铁器大规模用于生产活动，由此产生的经济权力作为新的权力形态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玉石、青铜、铁器时代的分期方式，是非常粗线条或者说是宏观性的，各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很长。我们知道玉石（“古国”）时代后期已经出现青铜器，而夏代遗存如二里头就发现有较多的玉器，青铜礼器还不发达，体现出浓重的过渡色彩。从青铜到铁器时代虽然处在春秋战国这个战争频繁之时，但铁器早在商代已经出现，西周已经有非陨铁的铁制品；同样，到秦统一六国时，青铜礼器和兵器仍大量存在。过渡期漫长与社会变迁之间并不矛盾，这与我们采用的时间尺度的长短相关，在考察前者时采用的是相对短的时间尺度。另外，虽然我们把“古国”时代称为玉石时代，但并非每个地区都同等程度地依赖玉石。山东及中原龙山文化中玉的应用并不普及，这可能与原料供给相对不足相关，也有地方文化传统原因，但是从粗线条的空间来看，还是可以确认玉石时代的存在。

过渡期的另一层含义是，每个时代都孕育了下一个时代的因素。“古国”时代后期出现青铜器，它经过数百年的孕育，逐渐成为下一时代人与物关系的主导因素；又经过数百年发展，青铜建立起绝对的垄断地位。物性演变也符合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铁器在青铜时代的孕育时间同样漫长，在春秋战国群雄竞争的时代，实用性强的物质，更容易脱颖而出，铁器时代由此产生。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定型的时期，诸子百家勃然兴起，没有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实践和发展完善的思想体系，也不可能有后来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

从玉石时代的政治权力优先，到秦汉之后实现四权合一，社会权力来源的增加与融合反映了社会演化的复杂性，社会政治形态从“古国”、“王国”演变成为“帝国”，中央集权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从历史上看，尽管古代王朝均存在兴亡周期，但是总体上，社会权力的演化是趋于复杂的。这样的基本形态并不限于中国，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如此。石器、青铜、铁器的三代论在欧洲首先提出，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欧洲铁器时代（铁制品与炼铁技术出现）可以早到公元前1000年，其青铜时代不如中国复杂，缺少玉石时代。中南美地区尽管存在文明，但是一直没有金属冶炼技术，南美的印加文明虽然被称为“印加帝国”，然而并没有文字。从文化多样性角度来看，不同文化的物性并不一致。当然，从统一性角度来看，中南美古文明社会权力的发展复杂程度相对旧大陆来说要脆弱得多。

物性变迁与社会权力演化的对应，从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国文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原生性、长期性与融合性，而不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它在青铜时代之前存在一个持续超过1500年的玉石时代，此时，复杂的文明已经基本形成。作为文明基础的农业在距今1万年前后起源，随之出现了北方与长江中下游两个文明起源中心。中国文明是经过数千年缓慢孕育之后形成的，而不是受到外来影响突然产生的。玉石时代，文明率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起步，如良渚与石家河；次之，在北方如红山、石峁、陶寺形成第二波高潮，长江流域陷入低潮；最后，中原地区汇通融合，发展出中国古史记载的三代文明。通过物性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上古时代存在一个玉石时代，这也是中国上古文明发展史上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乃至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包容、和平、含蓄。

物性理论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底层逻辑，可以从历史发展进程中考察不同社会组织状态下的物性特征表达。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工具，它为认识中国文明演化的独特道路提供了新途径。物性视角注意到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存在一个长达千余年的玉石时代，而且“以玉为礼”成为后世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在日常社会实践中，玉成为中国文化理想人格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说，物性视角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社会权力表征，更有助于关注中国文化内涵的形成及其现实意义。当然，物性理论的运用还存在较为严格的条件限制，它需要依赖连续的、未曾断裂的直接历史，需要充分理解相关历史背景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应用范围。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余年连续历史的文明，许多文化意义一脉相承，这为物性理论的应用提供了难得的舞台。

（作者陈胜前，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