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樱：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

“西域”一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泛指我国西部的疆域，包括天山南部与北部地区、中央亚细亚、阿富汗、伊朗、印度诸国，及至小亚细亚半岛、阿拉伯半岛；狭义的西域，则主要指的是玉门关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地区，这里包括三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三河：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笔者在论述西域文化时，基本上采用狭义西域的概念。

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相当密切，而且历史悠久。文化的交流，与政治、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密不可分。早在商代，西域与中原就有了密切的联系。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好女墓中发现了750余件玉石雕刻品，据鉴定，玉雕材料为新疆和田玉。这说明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在塔里木盆地与中原之间已存在一条玉石之路。

到了汉代，西域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因此，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更为频繁，两地之间的关系已十分密切。公元前138年（前汉建元三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历时13年之久。他的足迹抵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公元前119——前116年（元狩四年至元鼎元年），张骞再次通西域，到达乌孙。他遣副使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张骞两次通使西域，揭开了中原与西域密切往来的辉煌篇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东汉时期，西域与中原屡受匈奴的骚扰。班超步张骞之后，两次出使西域，联络西域诸国，抗击匈奴，平定叛乱。班超的第二次出使西域，曾长期留居疏勒（现在新疆的喀什市），他在西域经营30年之久，与于阗、姑墨、莎车、龟兹（今库车）、焉耆、月氏、乌孙、康居等广为联系。他还曾派使臣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国）、条支（今阿拉伯）等国。他为维护西域的稳定、促进西域与中原汉朝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班超去世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也走上通往西域之路。

张骞及班超、班勇父子不畏艰险，多次率众奔赴西域。他们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先行者。他们首次向中原传播了西域的知识：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社会生活、各种物产以及奇风异俗等。他们的西行见闻被记载在汉文的史书和典籍之中，成为国内外学者认识与研究西域问题最为宝贵的资料。

通过这些无畏使者们的努力，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开通了。从此，西域各地的使者、商贾来中原者络绎不绝：“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西域使者及商贾足迹遍及中原各地。而中原使者与商贾赴西域者也不在少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史记·大宛列传》）据此记载，中原赴西域的使者以每年十批、每批二三百人计算，那么，每年赴西域的汉使、商人可达二三千人之多，且在那里滞留多年。汉代中原与西域关系之密切，可从中窥见一斑。

驰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在汉代之前业已开通。《汉书·西域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载：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一位研究西域的西方学者说：“汉使所至，常能表现中国兵威及工业之盛。中国出品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丝绸为著。自是以后，希腊及罗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丝之西利斯人’（Silk-Weaving Seres）之名。西利斯者即古罗马语，对于中国人之称呼也。其后数世纪间，西方丝业皆为中国所专利。可知丝织品通商与中国关系之重大矣！”

汉代在经营西域方面，成就是空前的。汉朝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天山南北各地归附汉朝，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魏晋的统治者对西域地区也很重视。汉代末期，西域各地纷争迭起，东晋初太元七年（382），前秦苻坚平定了东方，欲进军西域。他任命吕光为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吕光率七万大军西征，抵达高昌、龟兹、焉耆等地，威震西域。后他护送龟兹佛教大师鸠摩罗什东归，其子复任西域大都护、镇西将军，镇守高昌郡。吕光父子为维护西域的统一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贡献。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西域与中原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大量西域人涌向中原，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西域商人到洛阳的人数剧增。《洛阳伽蓝记》对此有生动的描写：“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己。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许多人滞留不归，仅居住都城洛阳者就有一万多户。在中国历史上，西域人入住都城人数最多的当属北魏。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基本上处于分裂局面，征战不断，大量汉人为躲避战乱涌向西域，高昌地区成为汉族移民的聚集之地。西域与中原人员的大规模互动，极大地促使两地的文化交流。加之魏晋统治者注重对于各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为隋唐多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代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方面亦功不可没。隋朝的统治者重视与少数民族建立联系，例如：一突厥部族的安全受到威胁，其头领沙钵略可汗向隋文帝告急求援，隋文帝立即派人领兵接应，并送去大量的衣物和粮食。沙钵略可汗很受感动，上表隋文帝宣称“永为藩附”。隋文帝亦颁诏书普告天下说：“往虽与积，犹是两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沙钵略可汗病死，隋文帝竟为此停朝三天，派人前往吊唁，赠送奠伊杂帛五千段。（《隋书·突厥传》）隋炀帝即位后，与东突厥大首领启民可汗关系友好。大业三年（607），隋炀帝率浩浩荡荡人马北巡，到达榆林郡，亲赴启民可汗的牙帐。隋炀帝一贯厚待启民可汗，据《资治通鉴》记载：“帝欲夸未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驮马数千万头。帝赐启民两千（十）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赐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场面之豪华、庄严，宴席之丰富，散乐演出之变幻莫测，令游牧的突厥人惊慕、喜悦。启民可汗仰慕中原文化，提出要改穿隋朝的冠带服饰。他还曾先后娶隋朝的安义公主和义成公主为妻，与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隋炀帝有志于通西域，对西域之事甚为关注。当时西域商人多聚集于河西走廊的张掖，与汉人互市。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亲自西巡，抵达张掖。高昌、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三十余国使臣应邀来到张掖，拜见隋炀帝。在张掖举行的西域各国使者盛会，表明了隋炀帝对西域的高度重视。除此之外，隋炀帝经营西域还有三大功绩：一是势力抵达伊吾（现新疆哈密），并修建新城，号“新伊吾”，这里成为胡商与汉人互市之地；二是设立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新疆且末）、伊吾（今新疆哈密）三郡，实行了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度；三是隋炀帝在世时，掌管西域事物的裴矩撰写完成记载西域各地山川、险要和风俗的传世名著《西域图记》（三卷）。此书的问世，使世人对西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隋朝的统治虽不足40年，但是，隋文帝、隋炀帝有志于治理西域，重视发展与突厥可汗的友好关系，成就显著。

到了唐代，由于唐朝统治者采取开放政策，加强与各国各民族的往来，尤其重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唐朝文化充满了活力，呈现出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唐朝对于西域地区尤为重视，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朝经营西域最显赫的功绩之一，是统一西域，并在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西域设置了八个“都督府”、八个“州都督府”，在各属地设置了七十二个羁縻“州”，结束了西域长期存在的地方割据势力和连绵不断的征战局面。为了维护西域的稳定，唐朝在西域加强了军事力量，在西域设立了安西督护府，统领龟兹（现新疆库车）、于阗（现新疆和田）、疏勒（现新疆喀什）、碎叶四镇，管理西域驻军人数不等，多则上万，少则上千，安西四镇驻重兵，有时多达三万兵马。唐朝基本上完成了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形成了以伊州（现哈密）、西州（现吐鲁番）、庭州（现吉尔萨尔一带）为核心，以安西督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

丝绸之路畅通，西域的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唐朝都城长安，积极与唐开展贸易。其中有小型的民间贸易往来，也有由西域组成的上千人的贸易使团，他们带来西域丰富的特产，并将内地的丝绸、瓷器等物销往西域各地。当时的长安，有大量西域人居住，其中仅突厥人就近万家。而天宝初年，长安仅有三十余万户，也就是说，三十来户人家中，便有一户是突厥人。此外，还有西域各地的商人，长安的西域人口数目惊人，长安成为一座多民族的国际名城。

到了宋代，西域与内地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回鹘汗国与内地的贸易往来较之从前更为频繁，据《宋史·回鹘传》记载，仅乾德三年（961）一年，西州回鹘汗王就先后三次遣人入贡。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建隆二年（961）至天胜六年（1028）的六十多年时间里，回鹘汗王遣贡使四十余次，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百人，他们到开封，带来马匹、骆驼、玉器、药材等，带回的是丝绸、布匹、茶叶、瓷器和日用生活品。

建都于喀什噶尔与巴拉沙衮的喀喇汗朝，虽距内地路途遥远，但是，他们的使臣常常远道而至。尤其是从宋熙宁元年（1068）以后，其汗几乎是每隔一年或两年遣使一次，有时甚至一年内遣使两次。由此可看出宋代西域与内地关系之密切。

西域从汉代划入祖国版图之后，西域与中原的关系，历经魏晋时期的发展，隋唐时期的鼎盛，宋代密切的往来，千百年来从未间断过。因此，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

从汉代起，汉人开始大量入住西域，其中包括历代汉吏及其随从、汉族官兵及屯田战士、和亲的汉公主及庞大的随嫁人员、躲避战乱的汉族移民等等，汉族的文化通过他们带到了西域。加之，历代政权通过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和实施郡县制度，汉语曾作为重要的西域官方语言之一。因此，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新疆的考古中，发现大量汉锦、中原形制的铜镜、汉文木简以及中原的铜钱。汉锦在西域多处都有发现，例如，1995年在尼雅墓葬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色泽鲜艳的织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还发现了用汉锦缝制的胡袍。锦和其他丝绸在西域的大量出土，说明西域与中原关系之密切。此外，中原的凿井术、筑城术，在汉代也传入西域。

汉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强了与西域的密切联系。在西域古代民族中，倾慕汉文化、学习汉文化的人很多。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王绛宾携夫人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9年）入朝，受到热情款待。他们在长安滞留一年。离开京都时，获汉宣帝所赠厚礼。之后，龟兹王绛宾又曾多次入朝。这位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钟家仪”。绛宾王去世后，其子又多次入朝，保持着与汉廷迁亲密的关系。《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莎车王父子兄弟三代学习汉朝典章制度的故事。莎车王延曾作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教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莎车王延去世后，其子康继承王位。为抗击匈奴，康与河西大将军窦融取得联系，表明自己思慕汉之心。建武五年（30）他被汉朝廷立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他死后，其弟贤继承王位，贤多次遣使赴汉廷献贡物。由于“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骑、黄金、锦绣”。三代莎车王倾心汉文化，受到朝廷重用的例子表明，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文化的影响在西域与日俱增。

从魏晋到隋唐，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匈奴普遍采用了汉姓，单于姓刘，另有冯氏、薛氏、郝氏、白氏。刘渊在晋时建国称汉，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武兵法，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卷101刘元海传）

高昌（吐鲁番地区）在魏晋时设立郡县，高昌王均由汉人担任，居民中汉人也较多，因此，汉文化在高昌地区的影响极深。据《梁书·高昌传》记载，高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周书·高昌传》云，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胡语”。从这一史料记载看，汉文的典籍在当时已成为汉族和当地民族儿童的教材。从19世纪开始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的《论语》残片。尤为珍贵的是，1969年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的唐景龙四年（710）的《论语郑氏注》写本，书写人竟是一个年仅12岁名叫卜天寿的西域孩子。[7]《论语》是孔子与他的弟子们讲论、问答的记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一直被视为经典，并成为儿童必读的教材。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被奉为圣人，祭孔之俗在中原汉地延续至今。此俗也传到西域，西域人将绘制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的画像悬于王室。

在古代西域，汉语与胡语（民族语言）是通用的。在各民族民众中，通汉语的人也很多。在楼兰古城及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魏晋时期（220—420）的700多件汉文文书，有写在木简上的，也有写在纸上的。其中在罗布泊“海头”发现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信稿，说明焉耆王通汉文。在罗布泊还发现了生活于当地的羌女用汉文写的信函，文笔流畅，用词达意准确。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在和田策勒县的出土，说明汉文在西域通用，是一种官方语言。

到了隋唐时期，汉文化对于西域的影响更为深远。在西域，精通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旧唐书》曾记载一位世居安西、名叫哥舒翰的突厥突骑施部人，他“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别什八里（北庭，现新疆吉木萨尔一带）僧人古萨里是维吾尔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他精通古汉语，深谙中原文化，他将巨著《金光明经》和《玄奘传》（全名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从汉文译成回鹘语。

各国各民族的商人、学者、艺人、僧人，从西域涌进长安和洛阳，其中许多人成为永久居民，他们精通汉文化。在汉化的西域知识分子中，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姓氏。例如，来自于阗的王族尉迟姓氏，出过许多名人。尉迟敬德、尉迟宝琳父子、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他们与佛经翻译家智严（尉迟乐）可能是同时代的人。智严“自幼生居异域，长于中华，幸得侍奉四朝，班荣崇级”。智严是唐中宗时代的人，上溯四朝，应是唐初来长安的。尉迟姓氏是于阗的王族，朝廷很重视他们。唐玄宗还把宗室女嫁予尉迟胜。尉迟青擅长吹篥，其技冠绝古今。他居住在长安的常乐坊，后来升为将军。除于阗的尉迟姓氏之外，龟兹的白姓氏、疏勒的裴姓氏、昭武九姓中的安姓氏、康姓氏等，都是长安中有影响的大姓氏，名人辈出。他们的子孙后代居于长安，是汉化的西域胡人。如果说，汉代是开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那么，唐代则促进了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业绩是辉煌的。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互动的。西域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亦对中原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汉代起，中原汉地便开始形成一股强烈的“西域胡文化”热。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自张骞通使西域后，大量西域商人涌入内地，在长安和洛阳，胡人、胡姬随处可见。东汉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对胡姬有所描写：“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壚。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窕窕，一世良无所”。“胡姬”一词也经常出现在李白的诗句中，如《少年行》之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铵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河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的另一首诗《前有樽酒行》云：“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壚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到了唐代，西域文化影响之所及，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宫廷贵人穿胡服，学胡俗，食胡饼，听胡音。西域的乐舞与绘画艺术，对盛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域乐就占到五部：《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西域的乐舞不仅受到宫廷的垂青，也深受民众的喜爱。

当时的长安和洛阳，胡商、胡姬云集，胡舞、胡乐成为时尚。诗人元稹感叹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在《法曲》中这样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在王建的《凉州行》中有这样的诗句：“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胡乐在长安、洛阳之盛行，从上述诗中可看出。西域的舞蹈也是别具魅力，唐代的诗人对此有形象的描绘，例如，白居易新乐府有《胡旋女》一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不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西域的习俗渗透到唐王朝各个方面。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在长安和洛阳，窄袖、小腰身的胡服极为盛行，花蕊夫人的《宫词》云：“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裳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至于胡食，魏晋以来，已遍及中原。到了唐代，食胡食之风更盛。胡食有胡饼（炉饼）等。胡饼包括有肉馅饼和无馅饼两种，一般是用炉烤制的。胡食不仅进入宫廷，在民间流行更广。安史之乱，玄宗西幸，至咸阳集贤宫，无以果腹。杨国忠从集市上买来胡饼，给玄宗充饥。

《新唐书·承乾传》记载，唐太宗之子承乾好突厥语言、好着突厥服、喜好突厥俗语。他愿意住毡房，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番旗设穹庐，烹煮羊肉，抽佩刀割肉而食。他还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鼓乐声昼夜不绝。王宫贵族对于胡俗的偏好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交流，无论对于西域文化发展，或是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