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两年考古界最出圈的莫过于四川考古。虽然四川考古凭借三星堆吸了全世界的眼球，但四川考古可绝不仅仅三星堆，多年来四川考古还获得多达13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就和现在四川经济都集中在成都一样，古往今来成都平原凭借天府之国的地利，也成为考古发掘的福地，由成都市所主导的成都市考古就有六项入选十大。其中不仅有比三星堆略晚且密切相关，堪称这些年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和公共考古标杆的金沙遗址。也有比三星堆略早，可能是三星堆文化本地来源的宝墩城址。还有与古蜀文化密切相关的巨大船棺葬。也有直接为古代中医提供重要资料的老官汉墓。记得前些年体检人家医生知道我学考古还专门问我这个墓的一些事。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剑南春酒坊遗址。当然据说这个遗址发掘时还真和剑南春有很多关联。真是西南考古看四川，四川考古看成都呀！

四川地区史前考古做得可谓相当差，以至于当年苏先生的区系类型并不包括四川盆地，但是仅有的两项入选十大的却相当惊艳。今年入选的稻城皮洛遗址揭露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期更新世时期的连续的地层堆积，从七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器6000多件。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考古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二十多年前的96年四川第一次有项目入选十大，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古城址的调查，包括分布于成都市的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 6 处古城，面积在 11—60 万平方米不等。其中郫县古城城址中部发现被若干中小环绕的面积达 55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 其内筑有 5 个长方形卵石台。古城群属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前身，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该遗址群的发现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当时的社会结构河宗教信仰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具体参考：宝墩：探索三星堆与古蜀文明的源头

稍后的商周时期则是四川盆地最闪亮的发现，三星堆和金沙。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化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进一步实证和阐释“古蜀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兼有古蜀文化、中原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共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铜器700余件、玉器900余件、石器300余件、象牙骨器40余件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这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如果说三星堆和金沙是不是古蜀国还尚存争议，那么四川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这处战国早期的古墓葬是古蜀国遗存则确定无疑。这是一处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约相当战国早期的大型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墓向为东北－西南向，墓坑长约30米，宽约20米，面积达600平方米，局部在汉代曾被破坏，墓坑现存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大型葬具4具，最大的一具长达18.8米，直径1.7米，堪称中国的“船棺王”。13具小型葬具中有一些为殉人或专置随葬品的小型木棺。所有棺木均用贵重的楠木整木刳凿而成，葬具下垫有纵横交错的众多枕木。

各木棺周围满填青膏泥，因青膏泥有密不透氧的性质，木棺及随葬的漆木器和竹席均保存较好。在墓坑东南侧还发现一个巨大的以独木舟端作成的柱础，更为重要的是，在该墓葬南边发现有带榫头的条形方木，方木呈长方形分布，东西长约 15米，南北宽约7.5米，推测应是建筑的基础，在其东西两侧还有各长约15米，宽约7.5米的边厢。这种条形方木在墓坑上部沿东侧一线也有发现，估计也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说明当时在该墓葬之上还应有地面建筑，这跟古代文献中记载当时的宗庙及陵寝制度中的“前朝后寝”的建筑形式是相吻合的，而这在以前国内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 从已知的墓葬情况可以确定，这应是一处极其罕见的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

秦汉之后，成都平原就真的成了历代王朝避难的天府之国。在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发现就是老官汉墓。这批墓葬共发掘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分为有底箱和无底箱两类。方向为南北向。重要收获有M1出土的50余支木牍、M2出土的玉质印章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M1出土木牍书写内容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类。M3竹简为医简，经初步整理，医书暂定名为《五色脉诊》《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医马书》。墓葬年代初步推测为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出土四部织机模型应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综多蹑织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研究的空白；首次在四川出土的医简是继马王堆之后出土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医简医学文物。

除了成都地区的考古发现外，四川院有几项发掘很有特色。比如江口沉银遗址。不仅和明末的张献忠有关，而且其在内陆河流，用陆地和水下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堪称国内首创。甘孜地区的高原石刻调查也很有特色，听说还与考古探险营相结合。而南宋安丙家族墓则反映唐代晚期之后成都平原的富庶。

不过值得遗憾的还有两点，一方面四川考古还是晚段的比较丰富，但是史前到商周的文化序列其实还是不那么清晰，三星堆和金沙在商周时期虽然惊艳，对考古来说却不如成序列各个时段的陶器来得实在。另外，四川一直说巴蜀，如今多是蜀，少见巴，当然人间这些年在川东的罗家坝遗址和城坝遗址都是为了探索巴文化，做得还相当精彩，可惜就是没入选十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