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为什么农业不起源

农业为什么起源是个热点问题，农业为什么不起源却不是，甚至都不是一个问题。文化系统保持稳定状态需要解释吗？当代考古学研究很少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在讲工业革命起源时，不仅关注欧洲的发展，而且关注其他地区为什么没有工业起源。尤其是对中国学者而言，思考“李约瑟难题”之类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内容。史前农业只在世界上某几个区域起源，其他地区则没有，是后来传播引入的。即便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这些地区没有农业起源呢？每个地区的状况不一样，是否有共同的因素？或是说，哪些因素比较关键？本章的主旨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也是史前现代化问题的另一面，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必须承认，我是站在农业起源的角度看为什么农业不起源，因为历史进程已经显示农业社会对于狩猎采集社会的强大冲击，就像老子那种农业时代的理想主义在工业化面前不堪一击一样，狩猎采集社会或是接受农业，或是退避到更边缘的环境，或是另辟蹊径找到更有效的途径应对农业社会的影响。

环境的约束

何谓环境的约束？理论上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气候、光线都可以人工制造，土壤也可以改造或是搬运，没有地方不适合搞农业生产。如果说有限制的话，那就是在既定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某些地区在某些时段内确实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再者，从另一方面来说，适于驯化的物种的本身也有生物适应的极限，于植物而言，就是温度与降水。当然，随着人工持续不断的选择，某些物种比如水稻种植已经从亚热带扩张到北纬45°的黑龙江地区。简言之，所谓环境的约束就是指当时的文化适应能力无法克服的环境条件。

埃米利奥·莫兰（Emilio F. Moran）归纳了若干极端环境挑战人类适应的因素，即便是运用现代技术，也不能克服所有困难。对于史前狩猎采集者而言，克服这些困难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与环境条件，人类才可能在这些极端环境中生存。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发展出更复杂、更可靠的工具去利用海洋哺乳动物资源。高纬度地区通常植物生长困难，生物初级生产力低，生活在这一地带的人们不可能以植物为生，必须依赖狩猎，适应高度流动的生计。高海拔地区类似，但是氧气含量低，狩猎者的流动性受到制约，人们需要借助其他资源才可能生存下来。草原地区动物群体规模惊人，但是它们的流动性极高，人类也需要有高度的流动能力才能有效地利用。流动是与需要定居的农业生产相互矛盾的，高流动性是发展农业的主要障碍。

就农业起源而论，环境约束并不只有负面作用，也可能有正面影响，这一点通常都被忽略了。生活在温带、亚北极以及北极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冬末春初常常会遭遇食物短缺，热量摄入不足，此时狩猎采集者倾向于利用碳水化合物资源，如耐储备的植物；长期的适应使他们更关注这类资源的供给。因为适应的成功并不是由食物最丰富的时段确定的，而是取决于食物最少的时段，能在食物最少的季节保障供给，对于成功的适应来说更加重要，即使是主要依赖动物性食物的群体，也需要考虑耐储备食物资源的获取问题。所以，这样的环境约束实际上有利于狩猎采集者向农业生产方向的转变，而不是相反。负面效应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正如前面所言，所有的环境约束又都是文化适应能力的问题。负面效应需要相应的文化发展来克服。困难越大，也就需要越长的时间来克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在某些极端环境中进行农业生产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有的极端环境中农业出现晚的原因之一。简言之，我们可以说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区域一定是环境约束因素的正面效应最大、负面效应最小的区域。

沙漠与热带雨林适应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都不认为沙漠与热带雨林地带是农业的发源地之一，而最近二三十年的研究表明，北非的埃及西部沙漠、新几内亚高地，甚至是亚马孙热带雨林都曾可能独立发展了某种形态的原始农业。有趣的是其影响在这些地区后来的文化发展中并不大，甚至没有。这些地区后来的农业是从其他地区引进的。这种明显的反差正说明极端的环境条件构成了农业生产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环境约束因素的正面效应曾经支持过某些早期农业的尝试诞生。

北非最早的农业不是植物栽培，而是牛的饲养，最早的证据见于埃及西部沙漠中的纳布塔遗址（Nabta），距今约8000年。对于牛来说，如果24小时之内不能饮水，就可能渴死，然而，即便在温暖湿润的全新世大暖期，这一地区除了少数井水外，也没有地表水。自然状态下，牛是不可能深入西部沙漠地区的，除非在某个季节被人赶到沙漠里去。纳布塔的材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牛。但是，现有考古材料却反映出埃及的史前农业来自西亚，而非本地起源，这说明埃及西部沙漠地区在全新世大暖期之后就完全被人们放弃了，纳布塔的试验没有结果。

通过研究民族学材料，耶伦（J. E. Yellen）认为沙漠地区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强调弹性而非稳定，因为这里的资源变化通常急剧且难以预测。而农业生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食物获取策略，因此需要一种比较稳定的环境条件。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打乱农业生产的节奏，耽误农时或是影响作物生长。极端的干旱事件会彻底破坏农业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埃及西部沙漠地区虽然有尝试，最后却不知所终的原因。沙漠地区无疑需要农业生产提供稳定的食物资源，但是却难以支持农业所需要的稳定环境。

就热带雨林适应而言，首要问题不是这里能不能支撑早期的农业生产，而是能不能支撑狩猎采集者，或是说人类是否能够生存。迄今为止，并没有可靠的民族学证据表明狩猎采集者能够不依赖与周边农业群体的交换就独立生存于热带雨林中。所以，有学者提出亚马孙丛林中的狩猎采集者实际是由从事园圃农业的群体转化而来，他们的热带雨林适应是次生的，是受到殖民者与周边农业群体排挤的结果，当然，殖民者与农业群体带来了先进的工具与贸易交换的机会，使得热带雨林适应成为可能。就像马引入北美后，从事原始农耕的印第安人重新成了狩猎采集者一样。

与此同时，热带雨林地区的农业还受制于这里贫瘠的土壤：高温让有机质迅速分解，变为无机的矿物质，频繁、急骤的降雨又把它们淋溶出土壤，使得土地极为贫瘠。即使焚烧植被所产生的肥力也不足以生长庄稼；如果植被恢复起来，热带雨林强大的循环能力会把所有关键养分锁住或是再循环，只有极少部分流失到河流系统中。但是，早期的亚马孙丛林园圃农业者似乎知道如何应对，他们创造了一种肥沃黑土，当地人叫作terra preta，它大约占亚马孙地区面积的10%，相当于一个法国。与热带地区通常实行的“刀耕火种”（slash and burn）不同，他们实施的是“刀耕积炭”（slash and char）。跟刀耕火种者把所有有机质烧成灰不同，他们只是部分焚烧，留下许多木炭，把木炭混入土壤，然后施肥，就像做面包添加酵母一样，这里的土壤因为微生物的活动而更加肥沃。类似之，玻利维亚的贝尼（Beni）地区发现了土丘、水道、灌溉渠，均系两千年前所为。巴西辛古（Xingu）地区的“原始”森林与草原实际上一千年前就被人工改造过，当时，高密度的农业人口生活在阡陌纵横的村落中。

新几内亚的高地农业可能更加典型，目前已发现三个植物利用时期：早期利用（8270 BC—7970 BC）、筑丘种植（mounding cultivation，5050 BC—4490 BC）与沟渠灌溉种植（ditch cultivation，2400 BC—2030 BC）。植物孢粉、植硅石和淀粉残留物证据表明，高地地区种植香蕉，但野生香蕉的原始生长地并不在高地地区。如果这些发现得到进一步确证的话，似乎可以表明史前狩猎采集者有能力克服热带雨林地带的生存约束。现有民族学材料记录了不少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及一些园圃农业者，倒是极少有成熟农业生产者。为什么这一地带的原始农业萌芽没有发展成为如西亚和中国那样的集约农业呢？

热带雨林拥有非常高的初级生产力，不过大部分表现在树干与树叶上。最有利用价值的部分都在树冠上，适合于鸟类利用，是身躯较大的人类难以企及的。另一个约束因素是地表动物的稀少，地表动物的多少与初级生产力成反比。尽管热带雨林地区资源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但是总的可利用资源，尤其是人类喜欢捕猎的食草动物与水生动物缺乏，因此，对人类来说它跟沙漠地区一样，都属于极端环境，只是资源条件更稳定一些。

热带雨林适应的另一大挑战是疾病压力，尤其对于定居的群体而言。定居后垃圾废物的堆积很容易污染水源与食物。开垦耕地所进行的森林砍伐为蚊虫滋生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它们是疟疾的传播者，这是热带地区最普遍与危险的疾病。作物耕种需要人们长时间在田地里劳动，靠近河边，就很容易让人染上疟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热带雨林地区从事定居农业远比狩猎采集危险。疾病压力大导致人口平均寿命短，为了保持基本的人口增长，就必须提高生育率。这就导致每个家庭必须抚养的未成年孩子增多，劳动人口相对减少，家庭负担加重。与之相应，每个孩子所能接受的技术训练、知识教育投资也要减少。再进一步说，与温带地区相比，热带雨林地区人口中更小比例的劳力也限制了他们清除迅速生长的杂草、树木的能力。这些都不利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活动。对于热带雨林地区而言，定居意味着风险，流动才等于安全。在这一地区，让农业生产发展成为主要生计方式面临着更难克服的障碍。

适应的历史：要素禀赋结构

我把农业起源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并不只有前言部分所说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它们可以用同一理论来解释。农业起源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不仅仅是生计方式的巨变，同时是居住方式、社会组织乃至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文化系统的整体变迁。这种内在一致性让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有的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或采用农业，就像我们追问为什么有的社会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一样。当代世界中，发展中国家如何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所有经济学家都注意到，发达国家的发达都在于其先进的工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济学家提出了众多发展策略，使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这些赶超战略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只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功；南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实验开局良好，最终却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为什么两者结局迥然不同呢？

林毅夫等从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这种差异，强调“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发展道路的分化。它包括经济学的三大要素：资源、劳力与资本。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缺乏资本与熟练的劳动力，而这些要素需要长期发展积累才可能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数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社会发展，而这个过程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当时南美国家为了实现赶超，不惜举债来筹措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工业（当时是重工业），其资本的成本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更高；同时由于熟练工人的缺乏，生产出来的产品严重缺乏市场竞争力，从而导致赶超计划失败，留下巨额的债务，拖累了后来的发展。与之相反，“亚洲四小龙”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来料加工到发展技术资本要求不高的轻工业，积累资本，培育熟练劳动力，待条件具备时，再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实现了赶超战略。

要素禀赋结构理论同样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农业起源在有的地方出现早，有的地方出现晚，以及为什么有的群体即便周边尽是农业社会也没有采用农业。农业起源跟工业革命一样都不是人类头脑的顿悟，其形成需要充分的文化积累与合适的环境条件。基本要求包括适于驯化的物种、适宜的气候、土壤等；对于狩猎采集者本身而言，要走向农业起源，也需要一系列要素准备。宾福德将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集食者（collectors）策略，狩猎采集者有相对固定的中心营地，还有若干临时营地与其他有特殊功能的活动点，如屠宰场、储物点、狩猎掩蔽所等；另一种为采食者（foragers）策略，狩猎采集者没有上述分化的居址类型，他们在每一个地点居留的时间相差不多。两者的差别，简言之，前者是让食物来就人，后者是人去就食物。宾福德认为这是流动性的两个极端，许多狩猎采集者处于二者之间，可能同时运用这两种策略。一般说来，资源分布比较均匀的地区，采食者策略即可以满足需要；而在资源高度斑块性分布的地区（即食物资源集中分布在某些区域，不同食物资源集中分布区域不同），集食者策略就更有利。也就是说，这两种策略其实也有地带性的差异。

不同的流动策略会影响许多其他因素，对于集食者而言，因为要在一个地方居住更长时间，也就值得在居所建筑上投入，值得制作一些耐用的工具，发展储藏技术与设施等。同时，资源的斑块性分布，也意味着资源只是在某些特定时间才能获取，这样的狩猎采集者群体需要更好的时间计划，进行更细致的劳动分工与组织，以避免错过获取资源的关键时间。如大马哈鱼每年洄游到内河有大致的时间，捕捉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对时间的判断，太早去没有可捕捞的，太晚去又会错过机会。这些适应方式对于农业的产生都是必要的。再者，相对稳定的居住与更精细的食物加工将可能导致更高的生育率，群体的人口规模可能更大。而农业是劳力密集型的生计方式，需要更多的劳力投入，尤其是男性劳力的投入。人口规模更大、劳动组织更熟练的社会才可能做到这些。如果男性劳力更多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也就意味着他们狩猎的时间会减少，与之相应，整个群体的流动性还会降低。

每一个多边形块代表一个资源斑块，左图表示资源较丰富时期，资源斑块之间的距离较短；右图表示资源贫乏期，斑块之间的距离扩大，狩猎采集者获得同样资源量需要寻食的距离也同步延长

比较而言，倾向于采食者策略的狩猎采集者离农业起源的门槛更远，他们缺乏集食者那样在居所、工具、储藏技术与设施上的投入，同样缺乏复杂的劳动分工与社会组织，还有群体的人口规模。其次，生活在资源分布高度斑块化地区的集食者通常重点利用种类有限但数量丰富的资源，如迁徙的动物群、成熟的果林、洄游的鱼群等，他们更容易掌握这些食物资源的生长规律，更容易进行人工干预，更可能得到无法一次消费完的收获，不论是植物果实，还是猎获的动物，这些剩余就为驯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再者，生产剩余也促进了社会复杂性的增长，社会复杂性的成长与生产剩余是相互促进的；缺乏剩余产品与平均社会也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平衡如不打破，狩猎采集群体也就缺乏扩大生产的动力。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当其他条件一致时，一个区域采用集食者策略越多，就越有可能采用农业；或者说，采用更多集食者策略的狩猎采集者比采用较少的狩猎采集者更可能接受农业生产这种生计方式。两种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流动策略都是长期文化适应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某种设计。具有长时间尺度的过程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优势，我们可以运用这种理论比较不同文化生态区的文化系统，及其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差异，从而判断不同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早晚。

狩猎采集的伊甸园：水生资源利用

前文指出流动是狩猎采集者最基本的适应方式，如不流动，狩猎采集的生计就难以为继，这个论断成立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狩猎采集者主要利用的是陆生资源。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都表明，水生资源依赖者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定居（即在一个地方连续居住的时间超过一年）、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层（即不再是均等社会）以及接近农业群体的人口密度。水生资源的依赖者不事农业生产，纯粹依赖自然资源，而他们的文化适应方式显然不同于其他狩猎采集者，挑战了前文所说的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

导致这种明显例外的原因在于水生资源依赖者所获取资源的范围远远大于陆生资源依赖者，比如海洋鱼类活动并不像陆地动物那样受到制约，狩猎采集者不可能轻易耗尽某个水域的资源，因为水生资源是流动的，水生资源的来源范围较陆地资源广阔，像大马哈鱼虽然在繁殖季节集中洄游到内河，但它们的生活区域则是海洋。狩猎采集者虽然利用的只是一个地点上的资源，但其资源域（catchment）要包括大马哈鱼生活的难以确定边界的海洋。相对而言，陆生资源，无论是动物群还是植物，分布范围要局限得多，山脉、河流、沙漠等都可能构成生物流动的障碍。因此，在一个确定的资源采集点上，陆生资源由于缺乏持续的补给，所能支持狩猎采集者生计的程度就不如水生资源。

其次，水生资源的季节变化也不同于陆地资源，它可以弥补陆生资源的季节性短缺，所以提高水生资源利用可以减小狩猎采集者的季节风险，它的优势近似于农业。在可以狩猎的动物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如北美的西北海岸地区，十分潮湿的气候也不利于植物性食物的储备，水生资源成了良好的选择。在北极地区，植物性食物非常缺乏，陆地动物也少，依赖海洋资源也就成为最佳选择。

再者，水生资源，如鱼类、贝类、水生植物或是海洋哺乳类动物等能够提供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碳水化合物来源，甚至可以提供皮服、工具等，基本可以替代动物狩猎和部分植物采集。有些资源的获取如贝类采集完全可以由妇女、老人、儿童来承担，比狩猎获取动物蛋白质更容易，这等于扩充了实际劳动力人口，有利于群体的生存。

当然，水生资源利用需要一些前提条件，通常是更复杂的技术准备，如舟楫、渔网、鱼叉、投枪等。复杂的技术可以提高获取资源的可靠性，在缺乏其他可替代资源的地区，如果没有稳定可靠的技术保障，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这也是北极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拥有最复杂技术的原因；同样，我们可以说，技术也是限制人们利用水生资源的约束条件之一。以埃及境内的尼罗河史前狩猎采集者为例，能够捕捞深水区鱼类的时间晚至后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更早时候的狩猎采集者只能捕捞浅水区的鱼类。

除了民族学材料中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日本绳文时代与欧洲中石器时代也是考古学中依赖水生资源的典型例子。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持续时间长，同时已经拥有若干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如陶质容器、固定的居所、磨制的石器等，只是没有农业生产的迹象。直到相当成熟的农业系统形成之后（改良的驯化物种，更有效的工具如犁耕、铁制工具等），这些地区才逐渐接受农业。

对所有狩猎采集者来说，水生资源利用也许并不都是保持既有生活方式的伊甸园，但是这种特殊资源的利用方式的确不同于绝大多数纯粹依赖陆生资源的狩猎采集者，成为一般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之外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是农业为什么在某些地方不能发生的另一原因。

小　结

作为中国人我们会问：“假如没有西方的侵略，我们会不会自行发展出工业革命呢？”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明末，中国东南部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出现一批具有启蒙色彩的先驱人物。即便是在走回头路的清朝，市场经济也在向前缓慢推进，钱庄的繁荣就是见证。只是未等到中国市场经济成熟，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打开了国门。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农业起源研究中：“假如有足够长的时间，并且没有农业社会的干扰，那些民族学材料中坚持狩猎采集的群体会不会有农业起源呢？”农业是一种被反复发明的生计技术，我们至少可以确信新旧大陆在互相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农业。其实，即便是在旧大陆，农业也是在不同地区、几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各自形成的，如中国、西亚、新几内亚、西非，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在农业起源阶段这些地区受到了外来影响。虽然农业的形成有利于人口增长，甚至刺激了人口增长，但是，无法否定的是农业可以解决人口危机，农业是人类解决自身生计问题的必然策略，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在狩猎采集者应对适应压力的诸多策略中，只有强化利用某些资源，进而开始食物生产，最终形成农业，才能彻底地摆脱自然资源对人口的约束。

农业是人类社会内在需求的产物，是文化适应长期发展的结果，它同时也是狩猎采集者在生计压力下不得不采取的反应——并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选择。所以“为什么农业不起源”问题的本质是“为什么农业没有在那个时候起源”，而非绝对不会起源。简单归纳起来说，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有难以克服的环境约束，三是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四是还有其他的选择。在没有人口压力的地方，农业起源是缺乏动力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狩猎采集者在能够利用自然资源生存的情况下，没有理由选择更多的劳作。人口危机不仅表现在食物资源的短缺方面，还表现在分配上的竞争——它促进了社会的复杂性的发展，构成另一种发展农业生产的推动力。有了动力，如果不能克服环境约束，缺乏相应的技术与社会组织准备，即前面所说的要素禀赋结构，农业同样难以起源。最后，狩猎采集者面临的适应压力如果通过其他渠道，即成本更低的渠道，如依赖其他农业群体或水生资源利用，农业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吸引力。

“为什么农业不起源”的问题仍然是农业起源问题的一部分，不过是为什么更晚的问题。下一章所要回答的就是在理想条件下，哪些地区最早出现农业，而哪些地区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