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燕：陶寺北墓地春秋晚期的复古器物

春秋晚期贵族青铜礼器中出现了复古器物，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刻意选择某些古典器形，或全面模仿，或加上当时流行的花纹。襄汾陶寺北墓地春秋晚期墓葬中就出土了类似的复古铜器，甚至有的器物复古方式是前所未见，下面就介绍这几件青铜器并就其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蟠龙纹方壶

类似于2016M1:6、7的蟠龙纹方壶，始见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晩期。目前所见蟠龙纹方壶均成对出现，西周中晚期有流传于世的颂壶2件、北赵晋侯墓地M8内2件、杨家村窖藏单五父壶2件，西周丰镐遗址马王镇新旺村征集的2件；春秋时期的有流失于海外的一对秦公壶、陕西户县宋村秦墓内2件、山东长清仙人台M6内2件、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K2、K3共出土4件、1968年郑韩故城内发现2件，辉县琉璃阁甲墓2件、M60报告介绍1件，洛阳西工区2005M8821出土2件、洛阳西工区1991C1M3427出土2件。这些壶除了有的盖、耳形制及纹饰有所区别外，一般颈部均饰波曲纹，下腹部饰双身蟠龙纹，多大同小异。户县宋村秦墓铜壶虽腹部构图也是一头双身的龙纹，但整体纹饰为简素细瘦的阳纹，别具风格。至春秋中晚期此类壶的颈部较内束，趋于细长，口部外侈，如琉璃阁Z甲-14:1、2。唯有陶寺北M1颈部为鸟衔蛇纹，与众不同。

2016M1:6、7无盖，或许盖是木质的，方壶口部外侈程度接近于春秋晚期早段的琉璃阁Z甲-14:1、2，腹部双身龙纹间纠缠着两条带爪的小龙，不同于前例铜壶龙纹间的“C”形纹；颈部一对立鸟相背衔蛇纹不同于前例壶颈部的波曲纹。腹部带爪的小龙颇似春秋中期偏晚段的上马M13方壶腹部的龙。郑公大墓罍肩部饰浅浮雕盘曲纠缠的虺蛇纹，与2016M1方壶颈部蛇纹相似。这类浅浮雕盘曲纠缠的纹饰在春秋晩期早段墓葬也有发现，万荣庙前方壶58M1:33腹部的虺蛇纹；琉璃阁甲墓鉴腹Z甲-20的腹部的夔龙纹、风鸟纹，M55铜壶上的蟠蛇纹。春秋中晚期之际是这类纹饰流行的时期，此后盘曲纠缠的虺蛇屡见于器物捉手、盖、柄部，或车马器的装饰上，但很少作为青铜礼器的主体纹饰了。2016M1方壶的立鸟形态神似郑公大墓莲鹤方壶腹部的立鸟纹，只不过前者身形较瘦。蟠蛇和鸟类题材还见于上马M13的方壶腹部，可见蛇、鸟纹在春秋中晚期是常见的纹饰。最早的兽啖蛇、践蛇是新郑大墓出土的铜器座。这些纹饰题材都为2016M1方壶鸟衔蛇纹的产生提供了准备条件，2016M1方壶年代的上限应该在春秋晚期偏早阶段，此后鸟衔蛇纹或鸟践蛇纹图案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风行一时。如琉璃阁M56、M59、M76、M131狩猎纹壶，M75豆上都有鸟衔蛇或践蛇纹饰。《山海经》中的“四海神”是珥蛇和践蛇，且大都是人面鸟身，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鸟衔蛇或践蛇纹饰大概就是《山海经》中有关此类题材的神话故事的滥觞吧。

二、夔龙夔凤纹壶

与2017M3011：8、9形制相似的青铜壶还有流散于海外的赵孟疥壶、上海博物馆藏的鸟兽龙纹壶、金胜村M674蟠螭纹莲盖壶等，这些铜壶中有年代可考的是赵孟疥壶，铸作于黄池之会(公元前482年)后不久。2017M3011：8、9形制同于赵孟疥壶，其年代制作上限应在公元前500年左右。

2017M3011：8、9的纹饰却与商末周初的某些纹饰基本相同，如壶盖莲瓣上的纹饰类似于浮山桥北墓地商晚期被盗兽面纹觚0002、先觚上的蕉叶纹。2017M3011：8、9界隔凸棱上的夔龙纹躯体细长，尾上卷，与西周早期石鼓山M4：309上的夔龙纹相似；壶身单元纹饰上层的夔龙纹躯体粗短，与石鼓山M4：305相似。2017M3011：8、9上的夔凤纹则近似于商晚期灵石旌介M1：25、M2:：39，西周早期曲村M6081：85、石鼓山M4：801等器物上的风鸟纹。

侯马铸铜遗址就有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纹饰风格的陶范，如ⅡT18H42：10～12上的夔风纹，ⅡT9F30：33、90，ⅡT41H94：1中，上层是商末周初常见的夔龙纹样式，下层则为东周习见的斜角云纹。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对应的实物，2017M3011：8、9上的夔龙夔风纹与铸铜遗址陶范纹饰完全吻合，是目前所见此类纹饰唯一的实物资料。ⅡT9F30：33、90在铸铜遗址分期中属中期Ⅳ段，在公元前530～公元前450年之间，2017M3011：8、9是侯马铸铜遗址鼎盛时期典型的晋式青铜器。

三、方座簋

3件方座簋出土于2017M3011，形制相同，该墓曾被盗掘，应该是4件。2017M3011：56～58方座上的虺蛇纹和侯马铸铜遗址陶范ⅡT15③完全相同，是侯马铸铜遗址的产品。

方座簋是周文化的产物，西周早期是方座簋型式最具特征、最为丰富的时期，无论质与量，都处于发展的鼎盛阶段。西周中晚期时方座簋式样单调，纹饰简陋，数量亦少，开始走向衰落。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方座簋数量不是很多。临潼发现1件陈侯、簋、商水县朱集出土4件均属春秋早期。临淄河崖头村出土4件属春秋中期，辉县琉璃阁甲墓、M60各出6件，蔡侯墓出有8件属春秋晚期。战国时期方座簋数量明显增加，流行于楚文化圈内，多见于卿大夫以上的高级贵族墓葬，如淅川徐家岭1991M10出土4件、曾侯乙墓8件、随州擂鼓墩二号墓8件、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5件。晋及三晋地区、山东也有发现，如新绛柳泉M302出土1件，该墓被盗，发掘者认为墓主人是晋幽公的夫人。长治分水岭M12出土3件、M26出土4件，形制基本相同。山东省有传世的陈侯午簋。

此外在河南、河北、山东还出土了陶质方座簋，平顶山M10出土4件属春秋晚期，战国时期淄博淄河店二号墓出有6件、易县燕下都M16出有16件。

春秋时方座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大方座，鼓腹下垂，腹两侧有兽形或带兽面装饰的大鋬耳，多数有盖，装饰华丽，庄肃典重，颇具古风，如蔡侯墓、曾侯乙墓的铜簋。另一种为碗形，方座普遍较低，均无盖，纹饰简素；多数有环形或普形装饰的小附耳，如荆州天星观二号墓的铜簋。2017M3011：56～58属于后一类。

晋及三晋地区方座簋数量不多，仅见于春秋晚期晋国权臣范氏一族归葬地辉县琉璃阁中的甲墓和陶寺北2017M3011，战国时期的新绛柳泉M302和长治分水岭M12、M26。琉璃阁甲墓和2017M3011分属于春秋晚期的早、晚阶段。琉璃阁甲墓中的簋有盖，相较于春秋早期的铜簋，已经褪去华丽的装扮，显得简朴实用。虽然簋腹仍遗留有早期簋垂腹的特点，但是已接近碗形。和2017M3011：56～58一样，喇叭形矮柄上均有三角形孔洞、应是采用了相似的铸造方法。2017M3011的碗形簋应是琉璃阁M80簋的后续发展状态。战国时期长治分水岭M12、M26出土的方座簋继续沿袭着向来的简朴风格，腹部渐浅。这类重现于春秋晚期的方座簋为晋及三晋地区不断涌现的方座豆起到了示范作用。从演变顺序上看，显然是春秋晚期才出现的盖豆借鉴了方座簋的底座。方座豆也成为战国时期三晋地区颇具特色的器物。

四、小 结

陶寺北的3件复古铜器均属春秋期，各有特点。2016M1：6、7是在西周晚期流传下来的纹饰基础上添加了一些时代元素；2017M3011：8、9是用当时流行的器型，复原出时隔500余年的纹饰；2017M3011：56～58则是利用了早期器物的方座，对器身进行了改造。

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体现在青铜器上的复古艺术兴起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诸侯国间。陶寺北出土的复古器物就是在这股风潮下出现的。苏芳淑女士认为：“春秋战国的复古活动，主要目的是强调诸侯国的政治地位，强调他们的权力，利用一些旧的东西作为他们权力的象征。”

但是晋及三晋地区的复古器物不同于楚国、齐国如方座簋那样对古物的复原，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变古”。侯马陶范上有大量商周时期的艺术题材和形式，盛行于商周时期的纹饰被充分运用，如饕餮纹变换形式后成为晋式青铜器中独特的纹饰造型，夔龙、风鸟、鹰、蝉、卷叶，云雷、乳钉等纹饰也是古为今用，出现在侯马陶范上。

晋及三晋地区的复古器物不同于齐、楚等国的原因是与晋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春秋时期，晋国称霸诸侯150余年，至春秋晚期，国内卿族争权，晋国中原霸主的影响力日渐衰弱。直至韩、赵、魏崛起，图强自存，晋国公室日薄西山，名存实亡，一些旧有的礼制随同旧贵族一道被摒弃了。

本文‬（选自《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