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考古学认识论的思考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为人类科学认识世界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探索自然规律。他指出，人们之所以不能进步，是因为崇拜古人和所谓的伟大权威，相信普遍的共识。早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古希腊哲学家就将科学与见解区分开来，认为科学知识是有别于个人意见的真知。所以，科学研究应该超越普通常识来探究科学对各种自然规律的认识。

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主要凭借发掘材料来了解人类的过去和重建历史。长期以来，考古学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用来证经补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认识和价值期望，它不但影响到这门学科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定位，而且至今仍左右着人们对这门学科性质的认识。在欧美，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通过间接方法从物质文化来了解古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学科。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大部分是没有文字的物质材料，而他们也无法直接观察古代人类的行为和思想，于是考古学家既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通过文字来重建历史，也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从研究对象直接读懂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这一缺陷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考古学家了解过去和对考古材料做出历史阐释的最大挑战。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自然及文化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技术手段和探究结论的正当与否。因此，本文想探讨一下考古学家如何通过物质文化来认识历史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科学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或求知的理论，被定义为“关注对人类知识性质和正确性的了解。它探究知识如何获得、认知的可靠性和盖然性，以及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知其然）和信念（并不一定知其然）之间的区别”。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世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认识论。一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认识论，它认为所有知识来自感官与直觉。二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强调采用逻辑或数学推理获得真知的重要性性。培根将经验主义者比作只顾埋头收集材料的蚂蚁，将理性主义者比作自身织网的蜘蛛，他提出学习既收集材料又用自己力量来消化材料的蜜蜂，他认为真知的科学工作就应该这样。当然，考古学研究也不应例外。

与自然科学研究面对完全外在的客观世界不同，考古学家研究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这就使考古学具有和其他人文科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即观察者既是评判者又是参与者，研究人员可以主观介入本该从外部去研究的对象，使他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方法的必要性。结果是，即便考古学家自以为客观中立，但是在分析材料和做结论时，总难免表现出他自己的期许，难免在做出历史解释时渗入他自身的好恶、阶级立场或社会价值取向。虽然考古学家很少考虑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习得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有什么不对，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对考古研究十分必要。正如加拿大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利奥·本格所言，哲学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明确性、清晰度、深度和严密性，哲学能对科学推理的性质提供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揭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指出研究者所期望结论的错误与不当。

一、经验主义

欧美考古学家将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家看作是天真的经验论者，这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或貌似合理的解释，它有时被称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在对考古现象的解释中，经验主义方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和因果推理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直接从现象推导出结论。经验主义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经验主义认为解释应该建立在对事物的观察之上，而且认为通过实验研究而后进行理论推导要优于单纯的逻辑推理。激进的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他们看来，理性或理论思维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根本上否定抽象，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的概念和普遍的学术命题。

对于经验主义的考古学研究而言，归纳法是采用最普遍的一种分析途径。归纳法在16世纪为弗兰西斯·培根所提出，培根认为科学必须追求自然界事物的原因和规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以感官经验为依据。他所提倡的归纳法也是建立在世界是物质的基础上，物质构成了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培根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观念来自于感觉，感官的直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也需要合理的方法来对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消化，而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的主要路径。归纳法是扩充性的认知过程，并根据具体观察得出结论，由事实的综合而得出结论。当越来越可靠与精确的特定事实积累起来时，它们就能被分类和总结，产生一种不断扩充的有用“公理”的层次。对于归纳法研究而言，尽可能收集充分的材料和证据是提高阐释和结论正确性的有效手段。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对自己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但是也存在分别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重性。这种认知传统对可直观和可感受的方面强调“无证不信”，反映了一种不自觉的客观主义特点。然而对不可直观的现象，则采用纯思辨的方式，即以“心知其意”或依赖冥想来解释各种现象。在史学领域，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这种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对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欠缺，难免使我们常常把增进对过去认识寄希望于材料的积累，漠视抽象理论和逻辑推理在研究中的必要性，认为理论只不过是脱离事实的空谈。

这种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的认识论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传统史学的治学方法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科学历史学之父里奥波德·冯·兰克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兰克的史学观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自己说话，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留学英、德七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傅斯年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他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

1949年以来，我国考古学的主流刊物和考古报告一直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要求学者客观公布材料，避免做主观的解释。因此，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果还是体现在原始材料的积累上，并使田野发掘成为纯粹的技术操作而非持续的科学探索。至于利用这些材料来重建历史，因缺乏类似国际上流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指导而乏善可陈，学者只能用原始材料的编年或附会历史文献来进行操作。结果，用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建立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是建立在事实归纳上的一种器物发展史，而非社会发展史和人类创造自身的文化史。

中国考古学重材料轻阐释的传统，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初期考虑到出土材料较少，研究人员训练和学养不足，夏鼐先生要求考古工作只发表第一手材料，尽量避免草率对材料进行解释和贸然下主观的结论。然而从当时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原则也体现了20世纪初国际史学界潮流和史语所及傅斯年的治学理念。

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经验主义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世界的看法，而且表象很可能具有蒙蔽性。更重要的是，表象的观察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因果机理。这正如单凭发烧无法知道病人罹患哪种疾病，由何种病因引起一样。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为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提供历史学家所能理解和利用的历史知识。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HPoincare，1854～1912）曾经说过：“科学由事实所构建，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子一样。”这正是中国考古研究目前需要克服的最大问题，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并能够转化为历史学家能够利用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必须超越单纯的经验主义方法和想当然解释，采用科学推理和各种分析方法来提炼信息和了解事物和现象的潜因，为历史重建提供充实可靠的依据。

二、观念主义（idealism）

我们过去习惯于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起来，似乎讨论主观因素对研究客体的影响是一种唯心史观的表现。但是，正是西方学者具有不断反思主观意识在认知过程中存在偏颇的传统，才促进了科学进步。在此，为了避免受“唯心主义”这个术语长期被贬义化的影响，在此将思考主观性对科学研究影响的idealism思维，翻译成“观念主义”或“观念论”。自然科学上哥白尼和伽利略颠覆地心说，后者则发明望远镜来进行观察，检验和纠正主观感知的错误，代表了科学研究划时代的转变。在历史学方面，意大利学者埃米利奥·贝蒂对解释学的主客观性问题提出了精彩的见解，他强调文献和材料的客观性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能够深入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否则解释者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片面性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而已。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对如何从考古发掘和研究来了解历史进行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项发掘无论其大小，发掘者应该明知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他说，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18世纪的挖宝转向19世纪的求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比如，英国考古学之父皮特·里弗斯将军是一位天才的考古学先驱，虽然他的发掘过程极其严谨细致，但是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指导。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科林伍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东西的含义各不相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东西本身或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而是主观的积极探究。科林伍德还指出，即使最简单的感知也只能来自于观察者脑子里固有的概念。人们无法感知自己经验之外的世界。虽然像时空等概念与生俱来，但是人类大部分认知概念是习得的。不管这些概念来自何处，如果没有这些概念任何观察都毫无意义。

科林伍德还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历史并不是死亡的过去，它仍然存活于今天。因为我们有关于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于遗留至今的文献和器物，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他们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将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己感知结合而已。

在科学史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了解和重建历史时受阶级立场、种族优越感、个人偏见、科学时尚，以及材料限制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受时尚的生物进化论影响，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用进化论来研究印第安土著历史，强化了对印第安人的偏见，将他们看作是无法进化到文明的原始人类，难免灭绝的命运。甚至路易斯·摩尔根都认为印第安土著，包括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在内，都处于部落社会的层次。与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相呼应，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用考古证据来证明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历史，为纳粹政权的兴起提供了思想上基础。安特生在材料不足和当时盛行的传播论影响下，根据仰韶的彩陶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解释。而中国学者受成文编年史的影响，一度认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只是随着其他地区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才改变了这种单中心的文明起源观。但是这种文献导向的影子，仍在当今的文明探源中挥之不去，反映了习得知识与传统思维对科学探索的制约。

在材料分析层面上，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主要采用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概念，对20世纪下半叶欧美流行的功能论、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等分析概念十分陌生。因此，习惯并擅长于类型学和年代学分析的学者自然认为文化分期和相互关系是最重要的研究目标，不会意识到提炼器物中的人类信息有什么必要。他们也不会去思考和探究这些材料所反映的人类适应和能动性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处在他们习得概念和经验范畴之外。

20世纪40和50年代，以格林·丹尼尔和克里斯多夫·霍克斯为代表的一些英国考古学家在事实和解释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他们认为，考古学材料构成了这门学科真实和累加的核心，这些过去的材料是客观的。但是对材料的解释则是高度主观性的，它会因人而异。更重要的是，由于物质文化只反映了人类行为很有限的一部分，并受到残存概率的影响，因此这些因素对考古学解释也会产生很大的制约。

由于考古学处理的是复杂现象，而且本身不是一门实验性学科，因此它在面对那些被当作是真理的观察时特别脆弱。因为考古学家所做的阐释常常会微妙地受到社会与个人对事实先入之见的影响，并会下意识排斥其他的可能性解释。考古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探寻的问题和他们所认为是合理的答案，这种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说，社会成见会以显著方式影响对考古材料的阐释，而考古学家却浑然不觉。这些成见也影响到考古学家提出的问题和他们所期望获得的答案。这些阐释未必需要标准严格的证据，只要看上去能自圆其说或符合常识就行。他还指出，历史阐释常常是推测性和随意的，在一定程度上某些阐释只能被看作是个人观点的表述。大家都承认，由于历史材料的复杂性，不同证据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安排以证明任何事情。

受国学传统熏陶的中国学者很少会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主观偏见和传统价值观的偏颇，缺乏对自己研究能力的反思，也不太欢迎对立或不同的批评意见。从这点上来说，考古学受国学传统方法的影响很深。对各种考古现象，用“心知其意”的纯思辨方法来对物质材料和现象做想当然的解读，在当下的考古学解释中仍然十分流行。

三、实证主义（positivism）

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1711～1776）认为，归纳无法导出必然性的总结和法则，所有对因果的归纳性总结只不过是立足于事件之间反复关联的观察。他称这些想法是“怀疑论”，认为所谓客观事物只不过是“一堆印象”，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随意的，由人的意志所决定，不具备客观的必然性。人们平常所感受到的因果关系，只是由于印象所形成的习惯性联想和推论。休谟还区分了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获得的知识与从经验事实关系所获得的知识的区别，认为运用逻辑推理可以从理由的运算显示其真实性，但是仅凭理由与直觉却无法建立事实之间的关联。

继休谟之后，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将演绎法思维引入科学研究。他将人类认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或经验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也就是科学阶段，他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以“实证的事实”为基础，人的思想和行为只能建立在严格检验、系统化和实证的知识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方法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不同观察现象和对将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立起某种规律。实证主义的演绎法是自然科学最常用的方法，如孟德尔对豌豆杂交形状变异所获得的对遗传规律的认识，以及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完善都可以作为用科学演绎法认识事物真相的最好案例。

欧美考古学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主客观因素对考古研究的影响，但是采取明确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则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开始。在克服主观性方面，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家认为经验主义研究和归纳法途径的最大缺点是无法判断阐释和结论的对和错，他们要求采用一种实证的方法消除主观性，为考古材料的提供客观和科学的阐释。为了要达到这种严谨的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取自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以尽量防止偏见的产生，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诚实性做充分的审视。他们认为，只要有合适的材料，并用合适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分析，就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就能避免研究者主观的偏见。此外，过程考古学家还强调考古学应该向其他社会科学学习，认为考古学不应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复原和描述，而是应该致力于对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科学的总结。

过程考古学家认为，只要考古学的阐释建立在明确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采用合适的科学方法用适当的证据加以检验，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对考古学的研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在实证论的影响下，过程考古学家将制定可供检验的假设看作科学和经验主义方法的分野，假设的真实性有赖于独立观察者可操作的观察和实验。科学假设应该通过演绎性的预测来加以检验，如导致农业和文明起源的不同原因。采取检验假设并接受更好的实证方法，科学可以发展出更有力和更精确的理论，并从这些理论中提出对更为广泛现象的预测。

从事实观察和经验积累的归纳法转向检验假设的演绎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科学中要保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绝不像经验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认为只要观察者具有正常的感官、排除先入之见的干扰、保持正常的情绪、抱着公正的态度，就能够保持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因为以观察大量事实为前提的归纳法分析，其结果常常是值得怀疑的。科学中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人们概括一般的规律和概念，并不需要依靠大量的观察。反过来，科学中有许多普遍性规律和概念，无论进行多么大量的观察，也是不可能归纳出来的。因此，对于我们研究对象中那些无法根据事实用归纳法进行探究的问题，就必须用演绎来解决。

用演绎法来探究科学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并通过理论来指导研究并对结论做出阐释。演绎法探究的是现象的潜因，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由于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并不存在可靠和必然的逻辑通道，因此它实际上只能通过种种猜测，依靠“试错法”来解决。

科学运用抽象概念的实质就是把研究的大量对象进行简化，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纷繁复杂，因此如果我们不运用抽象方法在头脑里建立简化的模式或过程加以梳理，我们就无法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和研究。抽象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无比巨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方法，就不会有科学概念和数理方法。从事抽象思维和建立科学概念的过程就是建立理论的过程，对于理论，美国考古学家奥代尔有一个定义，称之为对主导种种现象内在关系潜在法则所提出的一系列系统和可予以检验的假设。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理论是指一种阐释的体系，人们用它来认识或解释某些现象。美国科学哲学家胡佛指出，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理论是一组相关的前提以设定为何事件会以其发生的方式产生。任何一门学科的关键是要发展一套理论来解释观察范围内发生的事件。理论是一种尝试性的系统陈述。

过程考古学在采取实证方法的同时，明确求助于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来探讨社会演变的因果律，其中以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怀特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最为流行。过程考古学还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提倡聚落形态和生态学为导向的人地关系研究，改变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中普遍存在求助于外来因素的传播论解释，将文化演变的动力看作是来自内部各种亚系统的互动。过程考古学还提出相关背景研究（contextual research）的重要性，所谓的相关性就是厘清材料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美国考古学家费根对考古材料的context有这样一番陈述：相关性远不是指一件器物发现的具体位置和时空位置，它包括评估一件器物是怎么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以及它在被主人废弃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为了从物质遗存来解读人类行为，宾福德提出了“中程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这就是要从民族学、实验考古学和埋藏学等角度来了解器物的生命史，排除其废弃后自然和人为扰动对它产生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从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信息。

中国传统认识论缺乏逻辑思维的因子，因此中国学者对实证主义的演绎法不太习惯，认为这种以假设为先导的考古研究不是从实物证据着手，而是以想象为出发点，简直就是本末倒置，难免成为脱离事实的空谈。其实，这种方法正是现代科学用来克服感性认识和经验主义偏颇的手段。理论探索或科学假设是指考古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指导，这种有明确导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寻找和发现事物内在的潜因，避免被复杂无序的表象和事实所迷惑。这正如侦探用假设和推理从茫茫人海中甄别及锁定嫌犯的调查范围，然后逐一排除各种可能而最终破解谜案。理论或假设具有先导或选择探究目标的作用，特别是对我们一时难以直观的领域。理论探索可以集中我们探究的方向，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因此科学理论既是一种研究向导，又是一种通则性陈述（generalization）。它意在说明事物如何发生及怎样演变，对探索的问题提出一种阐释性的总结。

四、相对主义（relativism）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美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方面重拾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兴趣，开始采纳所谓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类意识形态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开始强调早先由科林伍德提出的观念论，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阐释的影响。这导致学界以一种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取代过程考古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证主义研究。于是，文化取代人类行为成为主要关注的目标，思想和观念被用来解释人类如何行事，每种文化再度被作为人类独特的精神表现来予以评估。

在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同意这样的看法，要客观了解历史和人类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一代人、各社会阶级和个人都会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历史，而且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能使学者评估不同的见解。一些极端相对主义者强调，没有两个人或两个集体会以相同方式看待世界。由于所有理解都证据不足，因此没有办法确定某种观点要比另一种观点更正确。这一进展鼓励考古学家采取一种源自中欧的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强调，人们观察和解释世界会不同程度受其信念的影响，感知的材料难以排斥观念的干扰，而科学只不过是知识的一种来源，它与常识、宗教信仰、甚至错觉没有什么区别。

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相对主义者认为即便是历史资料本身，也是由古代史官和学者根据他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录的价值判断而有选择地保留在史籍之中的，这种记录和研究难免掺杂了作者个人的利益和偏好。屡见不鲜见的是，每一代人都会重修历史，这不单因为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的，而且每一代人都会对历史提出不同的问题，有着和上一代人不同的认识。当然，学者们仍然认为这门学科具有一种客观和科学的方面。如果历史记录是一种见多识广的个人表述，那么这些记录足以构成一种可靠事实证据的资料库。而这种实在的资料核心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基础。

在考古学领域中，相对主义者认为，即使考古学随材料的积累和技术方法的扩充而减少主观性，但是学者所做出的阐释总是会微妙地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影响。这些阐释总会有意或无意地支持社会主流和赞助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总会加强或捍卫与这些人相关的意识形态立场。此外，考古学阐释还会受到由自然科学、生物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分析模式的制约。

欧美后过程考古学家信奉相对主义和观念论，对过程论的实证方法提出质疑。这些学者认为即使实证研究也无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客观，强调社会条件会影响学者认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来解释它们。他们还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信念并无不同，由于没有一种客观评估理论的标准，因此科学并不应该受到刻板规定的束缚，在评估对立的理论时，个人的偏爱和美学品位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极端相对论者甚至走到了不可知论的极端，声称考古材料的阐释如此受到考古学家自身知识信念、阶级利益、族群忠诚、性别偏见和个人利益的左右，以至于要做到阐释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

这些考古学者还认为，物质文化或器物具有难以推演的多义性，也就是说它们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甚至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也会意味不同的东西。这种观点否定对一批器物的背景分析能够获得其原来的含义。于是，今天这些器物所展示的意义只不过是考古学家和其他人赋予它们的意义，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复原的信息是否与古人赋以它们的含义相同。

后过程考古学家还批评过程论的实证主义研究漠视人类认知能力对行为的指导与影响，因此低估了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与过程考古学关注物质文化的生态环境、经济背景和人口条件不同，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采取象征、结构、认知、性别等途径来研究考古材料。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中也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可以被用来指导经济活动。有人认为，了解物质文化在仪式和威望实践中的活动，是重建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文化形态及其变迁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者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经济因素或宗教信仰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祭祀和仪式活动被用来确立现有的社会关系，使之看上去是自然规则的一部分以便增强威望群体和个人的权力和地位。

后过程考古学还强调个人能动性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动性”概念认为，有许多文化现象既非适应的产物，也非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个人合力的产物。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往往有其自身独特的认知和想法，常常会抵制社会规范而我行我素，有摆脱社会制约的倾向，这种个性表达有时在合适的环境里也会形成气候，改变社会风尚和习俗，甚至影响社会进程。于是后过程考古学认为，要解释社会的稳定或变迁，就必须更多关注个人的决策。人类行为不仅受环境适应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而且也应该被看作是有个别人物有明确目的指导的活动。

与20世纪中叶过程考古学认为只要采取科学的实证方法就能减少阐释的主观性不同，20世纪末后过程考古学对考古学阐释的主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将考古学探索扩大到过程考古学所欠缺的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层面。在英国，后过程考古学和过程考古学被认为是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一种方法的成功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方法的消亡。但是，大部分美国考古学家将它们看作是互补的两种方法。过程考古学很适于解释生存方式和经济行为，而后过程考古学则适合解释宗教信仰。

特里格指出，社会科学发展史表明，人文学科远非是客观的学科。它们的成果常常被用来支持社会和政治运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学科仍能够为人类的历史提供客观的和详细的认识。如果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努力避开当前极端相对主义的陷阱。极端相对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实证主义的欠缺。社会科学家不但要有怀疑的智慧，同时也需要有勇气来相信自己和他们所做的工作。

五、讨论与结语

现代科学思想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这种认识论将世界看作是一种自然和独立存在的客体，通过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以及数学推理方法，能够将经验观察变成洞悉与解释真实世界的科学理论。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知识遗产。对于感官无法证实的事物，人们并不把确定某种见解看作是一个可用逻辑推理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丁文江》一书的作者费侠莉（CFurth）总结了中国传统认识论常用的三种方法。一是以史为鉴，用过去的成功经验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二是采用信仰调和，注意新旧合并，但不是做出选择。三是模仿，根据概念的感染力来进行梳理。她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最纯的“理性”，这就是既不依赖实证主义的检验，又不依赖逻辑推理来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因此，中国认识自然的见解完全是通过冥想而得来的。还有，在早期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最感兴趣的还是西方的技术，重视的是应用学科而非基础理论研究。后来，人们才逐渐体会到科学的巨大力量不仅在于技术，而且在于科学推理的预见性和洞察力。

中国人对此也有相似的认识，认为中国传统的认知哲学是“求实”，而西方是讲究“求真”。换言之，中国人讲究实用或强调具体和个别的东西和事件，缺乏西方那种关注一般法则和普遍原理的理性主义探索。然而，经验总是限于已经过去和完成的事情，而科学探究的范围还包含着未来。显然，拘泥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无法满足科学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要求，难以从根本上揭示自然和历史的奥秘。理性主义的缺位不仅使中国的自然科学无法发展，也严重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和视野。20世纪初，虽然五四运动为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场科学和民主的洗礼，但是理性主义作为手段和目的都是缺位的。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为接受西方科学思想提供什么基础和准备，于是考古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它引入的过程中因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它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十分不同。与早期许多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主要是看重它们的实用性一样，考古学也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史家寻找地下之材的不陈工具（傅斯年语）而受到青睐的，因此中国学界的价值期望还是它在史学上的“致用”而非科学上的“求真”。于是，这门学科基本是被作为一种掘地技术来加以引入和应用的，至于如何从无言的物质遗存来探究和重建历史则缺乏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考古学者除了求助于历史和依赖文献线索之外，便是采用经验主义途径，强调对材料的分类和归纳，而不注重理论假设和建立阐释模式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

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欠缺，在考古学引入中国的几十年后，我们虽然引进了不少物理化学的年代测定和分析测试技术，但是研究目标和主要学术概念却没有什么变化。由于物质文化的分期和分区仍被视为考古研究的核心或终极目标，于是类型学方法和“考古学文化”概念，今天仍被一些学者作为中国的学术正统来坚持，对欧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心存疑虑。在学术圈内，尊崇师长的教诲胜过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将习得的研究概念当作一种信念来坚持，影响到这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和年轻一代创新精神的培养。反观欧美考古学，从20世纪中叶之前的经验主义发展到60年代的实证主义，而后者在80年代开始受到相对主义的批评，使考古学者对材料、科学方法与学者自身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考古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面对国际学术进展和中西学术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我们总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西方那套东西并不适用于中国，不能照搬，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也许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每每谈到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我们许多学者就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不屑和鄙夷，认为我们中国人的研究就是不吃这一套。如果从本文对中西认识论的探讨与比较来审视这种观点，那么这种坚持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表述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无非就是文献学导向的研究，西方那套不适用于中国的东西无非就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理性主义的实证研究。然而，大部分考古发现是杂乱无章的物质现象，它们既无法通过文献考证、也无法单靠我们的直觉和经验来了解。所以，考古学必须发展科学的理性主义方法来解读物质现象背后的信息，梳理文化变迁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我们认为不适用中国国情的那套东西，恰恰正是我们研究中最欠缺的东西和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我们的考古仅仅挖东西，发掘没有想法和目标，谈不上解决什么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传统文化“求实”的价值取向，使得考古学在传入中国时只将它看作是一种工具和技术，是史学的附庸。而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也凸显了这种价值取舍的偏颇，比如，目前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方法被中国学界所广泛采纳，浮选法也成为发掘过程中必备的操作程序。其实，这些方法都是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新考古学普遍采用的方法。然而在美国，这些研究方法是和文化生态学、系统论以及社会复杂化等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一起发展起来的，用以探究文化适应以及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但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过我们的取舍，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其“致用”的功能而被推广，而与之相伴的被用来解决人地关系互动和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却被漠视。结果，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缺乏理论支撑而难免流于一种纯技术操作，成为器物类型学的点缀，无法对史前文化的变迁提供深入的认识。因此，我们在考虑引入技术“致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基础理论研究在指导技术操作和进行历史重建方面的重要性。

张光直先生说过，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不是世界的主流，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现代中国出了不少优秀的历史学家，但是没有一个人被国际学界尊为大师，也没有一个人在国际上成为有地位的历史理论家。这是因为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际化的地位，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论的层面上来进行反思。中国并非没有人才，也非资料不好，更非脑子不如别人，而是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束缚了我们的大脑，缺乏理性主义思维是难以培养出可以跻身诺贝尔奖的一流学者的。我们应当意识到，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和出于实用主义的借鉴并非考古研究的康庄大道，单是追求“致用”的价值取向难以产生具有普世价值的研究成果，无法在科学的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

有学者告诫，在当前学术全球化的趋势下，人文科学必须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在全球化的时代，学术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虽然考古学与认识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显然密不可分，因为认识论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门学科研究成果的正当性和可信度。科学认识论会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改变着人们对自然和自身历史的认识。在考古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了解这门学科认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使我们避开西方考古学所走的弯路。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国考古学界可以参考一下他山的经验，不妨学其精华，但不必蹈其覆辙。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指出，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研究工作中新科技的发展史，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是考古思想的发展史。他说，经验证明，观念上的进步难度最大。要回答历史重建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不如说是来自分析上的进步与理性和观念上的发展。因此，中国考古学应该在田野工作和材料积累基础上，重视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有目的地采用理性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和提高研究水平。

来源：《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