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我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有数几大远古文明之一，久已蜚声于世。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当时文明的辉煌绚丽，却没有人能够否认。

对世界历史上各个远古文明的研究，都必须以考古成果为主要依据，例如对古代埃及，对两河流域等，都是这样。中国的情况要不同一些，因为我国的历史脉络未经中断，许多古代典籍得以传流，后世又有大量笺注，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宝库，足资研究。虽然如此，近代以来的多次重大考古发现，仍使人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耳目一新。

应该指出，建国迄今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不是以往所能比拟。考古学新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已经提出很多有深远意义的课题，这必将对人们关于古代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现在业已成熟了。

（一）古代文明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明在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有着广泛的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社会的开端也就是阶级社会的起源，所以这一问题又是和古代社会性质的探索密切联系的。

长时期流行于学术界的观点是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大家都知道，殷墟发掘和甲骨学证明，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无疑属于文明的范畴，而商文化看来是从“中国文明的史前期”的龙山文化发展而成的。因此，说古代文明形成在殷商时期，有一定的考古学上的理由。

五十年代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于殷墟的商文化，后来又发现了更早的二里头文化，逐渐揭示出从龙山文化到殷墟之间存在一段很长的链环。多数人公认，二里头文化，至少其后期（三、四期），也已具有文明的各种条件。不过，由于好多人主张它属于早商，就总的范围说，仍未改变中国古代文明在商代形成的观点。

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与此类似。如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1977年在他的著作集第四卷《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中说，中国文明的形成时代，应定在由青铜器、宫殿基址和原始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商代前期。

在考古学上，以那些遗物和现象来作为文明的可靠标志，本来是有待探讨的，但贝冢氏所列举的青铜器、宫殿基址（或城市）、文字三者，都确实是文明的重要因素。从最近的发现看，这些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古代文明是否迟到商代才形成，值得重新考虑。

一、青铜器：

青铜器在上述几种因素中是最要紧的一项。一般认为，青铜器时代的开始是社会生产关系巨大变革的指标。在二里头文化后期（三、四期），已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仔细观察分析，知道这些器物虽然简陋，其工艺已有比较进步的特征，不难推测当时能制作相当复杂的大型器物。二里头文化后期，据碳14年代测定，相当于由文献推算的商初，这预示在更早的时代，冶铸青铜器的手工业就存在了。

实际上，青铜器在中国的出现，可能比绝大多数人所猜想的要早得多。

据最近的鉴定报告，1975年在甘肃东乡县林家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出土的铜刀，证明是单范铸造的青铜器。这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器物。马家窑类型的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后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即距今约五千年。

东乡县林家的这件青铜刀不是孤立的。近来得到鉴定的早期铜器，还有属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厂类型、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火烧沟文化、东下冯和夏家店文化下层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多件。经过分析，有的是红铜，有的则是青铜甚至黄铜。

前几年，在陕西临潼县姜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里，曾发现黄铜片。黄铜是含锌的铜基合金，以前大家都以为在远古时期是无法制造的。然而，近来的模拟试验表明，用铜锌共生矿为原料，确能通过原始的冶炼方法获得黄铜。这样看来，姜寨的黄铜片，如果出土层位没有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比上述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又要早上一个时期。中国的铜器，很可能在商代以前已有约两千年的发展史。

二、城市：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宫殿遗址，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已为大家所熟悉。这里的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三期。据初步报导，河南登封县王城冈和淮阳县平粮台先后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后者比前者规模更大一些。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发现已不止一处，过去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发现的城址，当时猜想为谭国之城，现在恐怕也应重新考虑。

以上几个地点都有值得重视的传说背景。淮阳传为太昊之都陈，登封为禹都阳城，文献均有记载。偃师是西亳，一般以为商汤始都，其实据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喾作都于亳，偃师是也，王莽之所谓师氏者也。”传说中的帝喾已都于此地。

三、文字：

郭沫若同志曾提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我们认为，这类符号中的一部分，结构复杂，已经超出了刻划符号可能的范围。如姜寨陶器上的

，很像殷墟甲骨文的“岳”字，恐怕不能指为简单的刻划标记。青海乐都柳湾、甘肃仰韶文化马厂类型彩陶壶上大量发现的绘写符号，情形也是如此，有些非常复杂，且与后世的文字结构接近。

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特有的符号，有不少古文字学家予以考释，都同意是文字。近几年这种文字又有新的发现，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尊， “单字”有十种之多。报导者说：“它的结构和我国古代甲骨文、青铜铭刻上的象形字十分相近。”（见附图一）

类似的文字，又见于解放前我国出土的一些玉器。前年作者访问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馆长罗覃先生曾以此种玉器见示。最近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发表了若干材料。如附图一，玉臂圈上的符号之一，就是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出现过的“炅"字。另一玉璧上符号的下部，也是“炅”字，不过在“日”中饰以涡纹而已。玉璧符号的上部，作鸟立于山上之形，其“山”作五峰，和大汶口文化陶尊的“山”一致，只是中蜂是平顶的。据此可知，陶尊文字有“山”的实际是“炅山”二字，不是一个单独的字。

鸟在山上，可读为岛字。三件玉璧的符号都是两字的复合，其中都有“岛”字。这使我们联想到《尚书·禹贡》冀州、扬州都提到的“岛夷”，即古代滨海的部族。大汶口文化正好是分布在我国东方一带的。

唐兰同志在他逝世前的最后几年，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倡言“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毋庸隐讳，这些论著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目前我们还很难接受他的结论。不过，唐兰同志主张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年代应予提前，对文明各方面因素的渊源勇于探索，还是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我们应当进一步有意识地加强这一方面的考古工作，同时对照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形成阶段，作深入的比较研究。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更阶段，看来是很可能实现的。

（二）古代文明的发展

由各种迹象来看，以往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离度的估计，恐怕在一些方面也显著地偏低了。

比如，关于生产工具的发展问题，长期间历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由于青铜稀少珍贵，同时奴隶缺乏劳动的积极性，只能使用笨重的木制或石质的工具，实际上是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较多的青铜农业工具。最近发表的在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却证明东周时期存在着种类相当多的青铜农具。这一类农具以前也出土过，1973年作者在南京博物院便见到有一大批。在清华大学的藏品中，还有一扇铸作铜镰用的铜范，一次可以制成十几柄镰刀。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里，青铜农具确曾得列比较普遍的应用。

关于我国用铁的历史，近年有不少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商代到西周前期的嵌铁兵器，到现在已看到四件。传1931年出土于河南浚县辛村（今已划归鹤壁）的一件铁刃锅钺，一件铁援铜戈，属予西周前期。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发现的铁刃铜钺和后来北京市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另一件，均属商代（传闻解放前还出现过一件钺，铁刃被古董商取下，用伪造的玉刃代替了）。经过鉴定，辛村、台西、刘家河的几件，其铁刃皆用陨铁制成。

陨铁的利用在其他古代文明也曾有过，但用之作为青铜器的刃部，却是中国这些器物的特色，说明那时已认识到这种铁用作锋刃是有利的。透视辛村的两件还发现，钺刃的基部有成排的浅穴，戈援的基部则做成钥匙形（附图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把铁制的部分牢固地嵌铸在青铜质的内部里面，不致由于两种金属的膨胀率不同而动摇脱落。这真是非常巧妙的构思，反映出当时的匠师对铁的性质有详细的了解。

中国的冶铁始于何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最近发现了一些时代可靠的春秋时代铁器，有很大的意义。如1978年在甘肃灵台县景家庄出土的铜柄铁剑，据简报称“铁剑叶焊接于铜格上”，其时代为春秋前期。剑叶残长九厘米，从形制看原长当超过二十厘米。这柄剑出土于三鼎的墓，墓主的身分较低，可知铁在该时不是罕见的珍贵物品。

在景家庄这柄剑发现前，考古材料中最早的冶炼而成的铁时属春秋末年，经研究有的确定为铸铁。事实上，如果说冶铁术一开始就跨入铸铁的阶段，是不合情理的。除非制造铸铁的技术来自外国，否则铸铁的出现，必然预示在其以前有相当长的冶铁的发展史。可以估计，像景家庄铁剑一类的较早的铁器，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在生产关系方面，我国古代社会中奴隶制的发达程度，看来也要比一些人估计的高。云梦睡虎地秦简，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图景。秦人所制定普遍施行的法律，清楚地表现出大量用于生产的奴隶的存在。奴隶不仅作为商品买卖，而且有其标准的价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简两种《日书》里关于“人民”“臣妾"的叙述。所谓《日书》是选择吉凶时日的书，在当时民间普遍流行，就象后世的“时宪书”一样，它所记述的都是民间日常生活的事务，如冠礼、带剑、出行、制衣、入官等等。“人民"或“臣妾”的“出入”（买卖），即在日常事务之列。

“人民”一词含有奴隶的意义，曾见于《周礼》。仔细研究，秦简所反映的许多制度，包括有关罪隶的法律规定，都可溯源到《周礼》中来。《周礼》记载具有奴隶身分的人数量是很多的，有各种名目和执役，秦简也是这样。不管我们怎样看周秦的社会性质，奴隶制关系的广泛存在，而且比较发展，是一个肯定的事实。

有些学者坚持那时的社会不发达，理由之一是没有比较进步的商品关系。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这种看法很可能出于误解。文物考古材料本来有不少与古代商业有关，但过去没有被辨认出来。例如古文字中的“市”字，以前便是不认识的。这几年通过战国文字研究的开展，“市"字的释读得到确定，于是在前此不受注意的材料中发现了许多“市”的重要证据。研究玺印、陶文、货币等，可知东周时期的市颇为普遍，西周金文也有若干线索可寻。

另一个以前不认识的是“贾”字。这个字在甲骨、金文中常见，不过一直被误释为“贮”，遂遭埋没。我们曾指出，在金文中“贾”字有四种写法：

一、名词，读为“价”，如卫盂：“厥贾（价）其舍田十田”，格伯簋：“厥贾（价）卅田”。

二、动词，义为交换，如五祀卫鼎：“汝贾田不？”

三、名词，即商贾，如颂鼎：“命汝官司成周贾廿家"，兮甲盘：“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

四、名词，国名，近年出土铭文有“贾子”，与荀国器同出，即文献荀、贾之贾。

“贾”字的识出，使大家看到卜辞、金文都有关于商贾的记载。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发现的四件裘卫的青铜器，记有西周中期土地交易的事迹，尤为重要。《诗经》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本来只是说周王拥有国家主权。裘卫四器和其他几件青铜器说明，西周时期确有土地买卖的现实，这是当时社会较为进步的又一证明。

（三）学术史与古代文明

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我们觉得，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应该从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求答案。

一个原因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中国的古代和外国的古代一样，是受历史的普遍法则支配的，但中国又有自己所固有的具体的特殊性。忽视这种特殊性，生硬地搬用关于外国具体历史的一些观点，便会歪曲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

举例来说，外国的古代国家大多比较小，各自独立。国内外有些学者以此为根据，于是怀疑文献所记述的中国三代的统一王朝，认为古书中的列国都是独立的国家。按熙这样的看法，中国在秦以前实际不曾统一过。这个观点和文献记载、考古材料都是违背的。我们已在几篇文章中论证过，从新的考古成果考察，早在商代，中原文化已有非常广袤的传布，并反映出当时王朝的统治区域有很大的规模。最近有同志经过详细研究指出，西周的诸侯国“与后世地方政区的地方官领有一定的统辖范围并代表中央政府在辖区内行使权力，为国家征收赋税，维护社会秩序等等方面大有形似之处”。“封建”制当然不同子后来的郡县制，然而不可否认，实施“封建"的古代王朝仍然是统一的，东周的五霸七雄不过是暂时的分裂局面。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盛行一时的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

清代的今文学派本为汉学的一种流派，至晚清而大盛。维新思想家康有为等利用了今文学派的形式，使这一学派的影响作用大为扩展。关于学术史的一些流行的著作，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站在今文学派的立场上写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学派成见。这些成见影响深远，有的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

今文学派作为思想史上的思潮，其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但这个学派恪守汉代今文经师的家法，将汉代今文家的门户之见也继承下来，甚至变本加厉。汉代今文家摈斥古文家传习的几部书，清代今文学家也极力加以否定。这几部书，主要是《左传》和《周礼》，恰好是最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献。汉代的今古文两家，本有不同的学术倾向。用现在的话来说，今文家重义理，倾向于哲学，古文家重考证，倾向于历史。后人考订古文，离不开的几种汉代典籍，大都出于当时古文经师之手。如果按照今文学派的意见，一概加以抹杀，古代的历史文化自然要归于茫昧。

今文学派提倡辨伪，也是有很重大的贡献的，不过他们的辨伪有时过了头，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需要纠正平反。《左传》被说成是西汉末的刘歆假造，或至少是作了窜改的，这个案经过好多学者精心研究，总算得到纠正了。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应该举出1948年出版的罗倬汉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篇幅不多，然而论证精密，很有说服力。

近年发现的青铜器铭文，许多必须参考《左传》《周礼》才能说明。如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楚令尹子庚鼎，子庚的职官、名、字，与《左传》完全相合。前文提刭过的裘卫四器，器主名卫，职官为裘，是为周王管理皮裘的，而“司裘”官名只见于《周礼》。诸如此类的锄证很多。五十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战国文字研究，逐渐证明《说文》、正始石经以及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等“古文"大都实有所本，可见在汉代确曾存在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尚书》和《左传》。

辨伪有时会过了头，每每是由于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国的书都是用简帛抄写甚至依靠口传的，经过若干世代的流传，编次的变化，文句的更改，后世词语的羼入，都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由于发现了这一类现象，就斥为伪书。

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以及其他简牍的发现，使大家亲眼看见秦至西汉书籍的原貌。各种简帛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古书形成过程的新知识，内容极为丰富，只有写一部专著方能叙述。考察这些简帛古籍，可知古书的形成要经过复杂的过程，一篇文字常有几种传本，通过若干学者之手。

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的竹简本《文子》，是一个最有兴趣的例子。今本《文子》，前人多指为伪书，以为与《汉书·艺文志》所述不合，系后代赝鼎。我们最初观察竹简，见《文子》多记平王（大约是楚平王）与文子问答，同于《汉志》，似乎更足证今本之伪。经同志们仔细查对，才知道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简本之旧。因此，今本《文子》至少一部分还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这仅仅是例子之一。用新的眼光重行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明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我们主张批判地研究古代文献，反对一味信古，也反对一味疑古。极端的疑古，结果是所谓“东周以上无史”论。

总之，我们认为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