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春海：“海昏侯热”现象脞议

从2015年开始，悄然进行了五年的海昏侯墓及相关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一夜之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该现象的出现或许与两个原因密切相关：其一，全程现场直播形式的介入。通常情形下，考古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学术活动，与电视直播的合作首次拉近了大众与这种“高冷”学术活动的距离，使之迅速成为从业内专家到普罗大众都十分关心的重大文化事件。其二，汉墓“十室九空”，海昏侯墓作为硕果仅存的高级别墓葬之一，非常难得。其墓主刘贺一生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在文献上的记载却只有片言只语，反差巨大。学界对海昏侯墓的发掘有很高期待，而这种心情无疑也传递给了大众。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视，海昏侯墓的备受关注或许与此前刚告一段落的关于河南安阳西高穴村曹魏大墓的争议有关。刘贺墓的发掘与组织管理者们或许从曹操墓的宣传工作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不急于公布自己的判断，而是有条不紊地释放在考古过程中所获得的证据，并且引导大众进行思考和讨论，这种张弛有度的方式有效地挑起了公众的注意力和兴趣。刘贺墓的发掘让尘封了2000年的一段往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有关发掘进展的新闻报道、学术会议、展览、文章著作纷至沓来，进而，有关的文学创作、影视创作、文创产品开发等也被有关机构、团体紧锣密鼓地推进，一股以为海昏侯为中心的“汉文化热潮”开始持续发酵。

一、海昏侯墓的发掘及其意义

海昏侯墓位于江西南昌新建区的墩墩山，2011年发现盗扰，有关考古部门迅速组织了抢救性发掘。好在墓葬尽管多次遭受盗掘（可以确认的有两次，另一次大约在五代时期），但保存基本完好。迄今为止，发掘团队业已完成了1号墓（海昏侯墓）的墓葬清理工作，进入室内实验考古和2号墓（海昏侯夫人墓）发掘阶段。刘贺墓共出土了金银器、青铜器、漆器、车马器、陶器、木器、玉器、珠宝饰品、简牍等文物万余件。海昏侯墓葬遗址的发掘之所以能够催生一次文化热潮，不仅是因为它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国家文物局派驻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信立祥曾对它做出如下评价：“刘贺墓极具研究价值，因为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在《陨落帝星的无限哀荣—西汉海昏侯墓发掘的价值和意义》演讲中的发言）这个评价还算公允。海昏侯墓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它自身的学术分量上，还在于墓葬发掘过程的规范与创新所带来的示范性意义。区别于以往的考古发掘项目，海昏侯墓的发掘一开始就体现出前瞻性与科学性，它不是停留在传统意义上对一座墓葬的考古发掘，而是考古规程、文物保护修复、科技考古手段的综合运用与多学科合作，乃至后期的申遗工作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都是在综合考虑、研究和部署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展开。很多细节在发掘前有了很好的预判，墓葬在发掘时得到了最有效的保护，否则“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海昏侯墓及海昏侯国遗址紫金城”这座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的命运很有可能就是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与我们擦肩而过。

二、海昏侯墓的学术价值

海昏墓的横空出世，让我们重新检讨史书记载中寥寥无几却又触目惊心的一幕，从而可能揭开众多的历史谜团。自2015年底在江西省博物馆举行临时专题展览以来，围绕展览、考古发掘举行的讲座便不胜枚举，仅笔者就陆续应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多所大学开展关于海昏侯（墓）的学术讲座，可见海昏侯（墓）研究俨然已是汉文化研究中的热点。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哈佛大学等学术以及相关管理机构专门组织了多场关于海昏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短短几年间，相关学术著作出版或正在出版的不下十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辛德勇的《海昏侯刘贺》、即将出版的江西教育出版社编著的《纵论海昏—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西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和杨军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手记》等，论文数量就更多，各种报纸、杂志中正式发表者已有三四百篇。这些研究总体来看有如下特点：一是直接从考古出土文物出发，其内容、论点也最为坚实；二是关于海昏侯的研究，但大多是在探讨与之相关的时代、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周边信息，一旦涉及刘贺本人的讨论，往往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文献证据实在太少。正如尽管刘贺墓出土大量书籍，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他饱读诗书一样。所以，关于海昏侯或刘贺其人的研究，多数结论暂时还停留在推测状态。

海昏侯墓虽然出土了大量文物，但参观首都博物馆于2016年3月2日至6月2日所举办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时笔者的印象并不深刻，该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简单分为三大类，一是简牍文献，二是货币（黄金和铜钱），三是其他器物。第一类首展中未见，而第二类实际上包含的学术信息并不多。与笔者的印象相反，很多学者声称海昏侯墓具有比马王堆汉墓要高出许多的学术价值。实际情况是否如此？随着这几年对海昏侯墓研究的深入，笔者的印象确实有所改观。其一，海昏侯墓及相关遗址的完整性提供了许多其他同等汉代墓葬所不具备的信息；其二，发掘伊始，因为发掘者与管理者的科学决策，海昏侯墓园保留了非常难得的遗址信息；其三，尽管保存条件不是很好，但若仔细考察，还是能够从出土器物残留痕迹中见出殉葬物品的等级非常高，它们原来应该是非常精美的；更为重要的是，海昏侯墓还有大量尚未正式发表且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简牍文书。当然，如果仅从已经公布或展出的材料出发，我不是很赞同海昏侯墓的学术价值要远高于马王堆汉墓的观点。虽然海昏侯墓墓主刘贺的社会地位要比軑侯高，后者只是一个长沙国丞相，但是軑侯夫人墓出土的湿尸，以及显示出的葬仪细节都是海昏侯墓所不具备的。湿尸具有医学考古价值，古代人体质学、病理学研究价值，对长沙的历史地理环境研究等领域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何况这个墓葬所出土的精美帛画迄今无出其右者。应该说二者在学术价值上不能互相取代，各有所长。实际上，我们研究一个墓葬，除了看那些宏观环节，还要看具体细节。比如，海昏墓虽然出土了大量的铜钱、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板，但是它们学术含量并不高，而器物如博山熏炉、灯具等，与其他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又较为雷同，且锈蚀严重，单件器物的学术价值远不如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中所出来的精彩。当然，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其实是那五千余枚竹简，据称失传一千八百多年的《齐论》有可能被恢复，并且传世或出土的《易经》等书籍均有可能因此改写。若加上这一部分，这批文献的学术价值就非同寻常了。

三、海昏侯墓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海昏侯墓对公众展示考古成果的工作做得非常及时，以往就算是圈内人士，想要看到重大发掘的最新成果也非易事，发掘简报大多是部分刊发，无法一睹为快。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展可以说在这方面开了先河，把文化事件、历史教育、文物保护等熔为一炉，为考古与博物馆的公众教育积累了经验。

在海昏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些学术价值与文化艺术价值均比较高。比如刘贺书写的木牍，除了能够帮我们正面解读刘贺其人的生活、思想观念和悲剧人生，还能让我们了解汉代上层社会日常书写的艺术特色，对研究隶书在西汉中期的发展形态、特征及其在书体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的位置有直接帮助；又如出土的车马器遗迹和实物，可与文献中的汉代王青盖车对证，有助于我们建立对该车外观、结构等特点的直观认识，其中的精彩饰件还可以增进我们对汉代纹饰的理解与对贵族生活之奢靡的客观认识；又如刘贺的私人印章，其印纽造型颇具特色，起初学界对其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它是蟾蜍，但经过认真清洗后可以辨认其形象为一只鸟，王仁湘认为它是鸱鸮，笔者以为它可能是鹰或者朱雀，但至少不是鸱鸮。其实对这个形象的认定涉及汉人对鸱鸮、朱雀等鸟类的文化塑造。墓葬中出土的当卢、马珂、提梁卣、玉舞人、韘形佩、玉具剑以及一些小型煤精、玛瑙制作的饰件形制都非常精美，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们或跟汉代的观念信仰、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或跟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详加探讨。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为与之相关的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丰富的原材料和广阔的空间。比如业已出版的若干与历史、考古相结合的历史文学著作：黎隆武的《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胡迎建的《传奇刘贺：从昌邑王、汉废帝到海昏侯》等，它们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些甚至转化为影视剧本，实现版权输出。此外，以海昏侯出土文物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创意产业也蔚然成风。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为代表，推出了包括以马蹄金、鹿镇、青铜雁鱼灯、玉神兽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为核心造型元素而设计的匙扣、书签、马克杯、充电宝等系列衍生品。当然，这些文创产品总的来说失之粗糙，多数只是简单转化，没有把出土文物的深层文化价值挖掘出来。这不仅跟中国创意文化产业整体水平、层次较低的现状有关，还跟海昏侯文化热有关，有关人士希望尽快实现对这股文化思潮的经济转化，而缺乏足够的耐心去沉淀。

无论如何，海昏侯文化热的形成对弘扬传统文化、国学而言是好事一桩。近年来，考古发掘、文物研究等工作受到国家非物质文化有关部门、古董收藏界的影响和推动，以及诸如《盗墓笔记》之类网络小说的刺激，慢慢地进入公众视野，但在整体上还是冷门学问。海昏侯热有助于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这些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积极参与到文物和遗址的保护与宣传中来。

而我们对海昏侯刘贺的认识和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从墓葬和遗址本身来看，它们包含了众多庞杂问题。比如汉代文献记载的真实度问题。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黄金至少佐证了其中关于汉代多金的记录可信。至于文献失载的部分，探讨起来难度则比较大，比如青铜火锅，或青铜温鼎，仅凭一件器物我们可能很难对其定性。当然，像马珂之类的车马器辨识起来就相对容易，马珂与当卢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二者性质和功能都不一样。至于对海昏侯的研究，关键在于理清汉代朝廷斗争中不同角色的心理。墓葬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有助于我们认识身处权臣霍光与宣帝之间的废帝刘贺。辛德勇认为，刘贺其人“清狂不惠”或许有失偏颇，但正史中刘贺荒淫无度、不守礼法的形象完全是霍光捏造的吗？笔者以为，如果完全否定历史记载，将其视为一位饱受冤枉的贵族儒者，很可能矫枉过正，毕竟我们不能忽略一些事实：刘贺五岁丧父，随即嗣位昌邑王，此时家中除了下人就是母亲、姐姐等清一色女性。在毫无政治经验的背景下十九岁又突然隆登大宝，这样的环境与背景中会走出什么样的刘贺？海昏侯墓是由家臣们负责处理、修建的，因此，其面貌所反映出的丧葬观念恐不仅仅是其家人、族人的想法，还包括这些家臣对宣帝心理的揣摩、政治形势的判断以及自我保全的态度。对这些纷杂问题的厘清有待于更多考古发掘材料的公布，以及结合文献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