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矢志探古求源的考古学家

一‬、考古学者，从临淄齐故城走来

白云翔，男，汉族，祖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1955年12月生于临淄齐故城内的城关公社阚家寨。少年时，先后就读于阚家寨小学、西古城联中和河崖头联中。1973年临淄三中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同年被调入临淄区城关公社机关工作，先后任城关公社党委通信员、团委常委。1975年秋，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到山东大学深造，由此离开临淄。

1975～1978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8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从事田野考古、学术期刊编辑、考古研究和教学及学术组织领导工作。曾先后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编审。1990～1991年，作为外国人研究者在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从事“中日古代生产工具的比较研究”；1994～1995年，作为日本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1995年4月起，主持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工作。1997年任考古杂志社社长兼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主任，同年晋升为编审，后转为研究员，同时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2001年9月，再度回到母校山东大学求学问道，攻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于2004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1～2016年，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06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10年晋升为二级研究员。2002年，荣获“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9年，当选为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201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8年初退休。2018～2020年，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2021年，被聘任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二‬、求实创新，矢志探古求源

白云翔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学术期刊编辑、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矢志探古求源，在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等领域造诣深、多有建树，在国内外出版学术著作1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是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

（一）田野考古方面

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的基础，白云翔的考古生涯是从田野考古开始的。

1978年7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随即同他人一起组建商周考古研究室泾渭队，赴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古。1978～1982年间，常年在陕西和甘肃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泾水流域和渭水流域大量先秦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为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当地古文化遗址的内涵和分布提了第一手资料。甘肃省镇原常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末期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常山下层文化”，同时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带首次发掘并确认了史前时代的窑洞式居住址。甘肃省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发掘清理墓葬100余座，作为寺洼文化墓地的首次大规模发掘，为西北地区青铜器时代的寺洼文化的年代、性质和特征等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是先周文化遗址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发掘清理出居住址、窖穴和墓葬等遗迹和一大批文物，为深入研究古公亶父迁岐之前周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此外，1982年春，还参加了河南洛阳皇城遗址的发掘；1993年春，应邀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的香港大屿山扒头鼓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2002～2010年间，作为考古研究所华南二队队长和考古领队之一，主持了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发掘清理出西汉南越国的宫殿建筑基址、汉代简牍等重要遗迹和遗物，以及西汉至民国时期的历代文化遗存，极大地推进了西汉南越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广州城建史研究。2021年，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二）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方面

1983年，白云翔从田野考古队调入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从事《考古》月刊、《考古学报》季刊《考古学集刊》等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

1995～2000年主持《考古》编辑部工作期间，《考古》月刊先后荣获国家“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他本人于2002年荣获“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2001年，作为评委会秘书长负责组织“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根据评选结果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

2001年，具体负责创刊我国第一种英文版考古学杂志Chinese Archaeology(《中国考古学》),并任副主编10余年，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2001年，负责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进行每年“六大考古发现”的评选和宣传，并实际主持论坛10余年。该论坛已经成为广受国内外关注的展示和交流中国考古新发现、新进展、新成果的重要平台。

（三）学术研究方面

秦汉考古，是白云翔的主攻方向之一。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率先对秦汉时期的积贝墓、瓮棺葬、聚落形态、汉代尺度、体育活动、汉代王侯墓葬、汉代铜镜以及汉代物质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等展开研究，对汉代农业、铁器手工业、青铜器等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作为两主编之一和主要撰稿人的著作《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论述，初步构建起了秦汉考古的学科体系，全面反映了秦汉考古的新成果、新进展以及对秦汉历史研究的新贡献，并就秦汉考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阐述，“对秦汉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被誉为秦汉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总结和论述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学术巨著，对秦汉考古研究全面而深入地发展，必将会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该书被评为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2012年荣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2019年，白云翔的《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一书出版，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并被秦汉史学家认为，书中所论“大都属于前沿性课题，成果多实现了重要的推进，往往具有标志性意义。不仅在今天有可以提供启示和借鉴的学术价值，今后依然会有影响，将长期展示其学术生命力”。

手工业考古，是白云翔同志的另一个主攻方向，更是手工业考古的倡导者。先后对早期铜器和冶铜术起源、先秦两汉铁器和铁器工业、秦汉铜镜铸造业以及汉长安城城市手工业等进行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出版专著5种，发表论文30余篇，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古代铜器和铁器“两地起源”和“两个系统”的观点，为学界广泛接受；2012年发表的《手工业考古论要》、2018年发表的《关于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和2021年发表的《关于城市手工业考古》等论文，就手工业考古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等进行系统阐述，开创了我国手工业考古这一分支学科。

他的代表性著作《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2005年），首次对先秦两汉时期的铁器、铁器工业和铁器文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古代铁器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体系，进而阐述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动因，考察铁器的出现和应用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由此出发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产力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和说明。该书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古代铁器考古学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铁器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等；后由日本学者翻译出版了日文版《中国古代の铁器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日本首次翻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著作，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2010年荣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他作为中方主编和主要撰写者的《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2007年），是2004～2007年主持的中日合作项目的研究报告，通过对汉代镜范的详细的考古学考察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就汉代临淄的铜镜铸造技术、生产和流通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古代镜范的考古学著作，开辟了根据镜范研究古代铜镜及其制作技术的道路，成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当前镜范研究上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2009年荣获“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该书日文版《鏡笵――漢式鏡の製作技術》在日本出版。

他作为两主编之一和主要撰写者的《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三卷本，2020年），系统总结了2011～2020年间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20年度重大科研成果”，并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是白云翔的又一个研究领域。早在1980年代，他就发表了有关唐代中日韩交流的学术论文。21世纪以来，先后就先秦秦汉时期的中日交流、中韩交流、汉王朝与中亚古国的交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先后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国家博物馆以及日本和韩国等作学术讲演，《光明日报》2012年6月18日《光明讲坛》整版刊发的《汉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反映了他对汉代中外交流的基本认识，受到学界广泛好评。2015年以来，进一步就先秦秦汉时期的中日韩交流进行研究，率先提出了“环黄海之路”的学说并反复论证和逐步完善（参见《“环黄海之路”的提出及其要义》，2020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上述之外，白云翔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总结，就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历史考古学的性质和任务、古代大型墓葬墓主人判定的理论和方法、科学技术及产业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等发表学术文章进行论述，并提出了基于风格和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在学术界引起积极反响。他参与主编和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2002年）和《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2013年）等，作为面向大众的大型普及性读物，为考古学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教学和研究生培养方面

白云翔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以“立德树人”和“传道、授业、解惑”为遵循，高度重视教学工作和青年学生的培养教育。迄今已培养博士毕业生5人、国外博士留学生1人、硕士毕业生14人，还接收指导多名来自日本、韩国和德国的访问学者。他们在毕业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国家级研究机构、博物馆、高等院校还是在政府机关、地方文博机构等，都踏实工作、积极进取、迅速成长，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目前已有研究员（教授）4人、副研究员（副教授）3人，为我国考古文博事业的队伍建设贡献了力量。

（五）海内外交流方面

白云翔长期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2001年以来，曾先后兼任多种社会学术职务，主要有：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考古》月刊和《考古学报》季刊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英文版（Chinese Archaeology）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学位委员会副主席（2001～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丝织品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委员（2011～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审读专家委员会委员（2016～），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2014～）兼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2018～），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副会长（2007～），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2011～），日本爱媛大学铁器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8～），德国慕尼黑大学世界古代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10～）等。

白云翔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优异的学术成就，跟他面向世界、注重国际交往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他在保持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学术界的联系的同时，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曾先后到多个国家进行讲学、学术交流和学术访问，如日本、韩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泰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匈牙利、土耳其，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洪都拉斯、阿根廷，澳大利亚等。

三‬、殷殷乡情，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白云翔虽然离开临淄四十多年，但他浓厚的家乡情结始终未减。他常说：齐都临淄，是我的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齐都临淄，是我曾经洒下过青春汗水的地方。他始终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努力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遗产事业贡献力量。

1998～2003年间，多次到临淄齐故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主持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的考古调查。

2004年6月，参与主持“足球起源于临淄专家论证会”；同年7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世界足球起源新闻发布会”上，他代表论证委员会宣布了论证过程和结果：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世界足球起源地”成为临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2005～2006年，主持中日合作研究项目“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并于2007年出版了《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7年初，参与组织举办“齐都临淄与汉代铜镜铸造业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及其意义》的主题报告，来自日本、韩国和国内的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临淄，一致认为：齐都临淄是汉代的一个铜镜铸造中心。

2011～2020年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并于2020年出版《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三卷本，科学出版社）。其中，2011～2014年发掘的阚家寨铸镜作坊址，是国内外铸镜作坊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以此为基础将建设全国唯一的一处以铜镜铸造为主题的陈列馆，为齐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2020年11月，参与主持召开“手工业考古•临淄论坛——以城市手工业考古为中心”，并做《关于城市手工业考古的问题》的主题报告，进一步展示了临淄齐故城的考古成就，使之更好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17-2020年间，应邀主编《文化淄博丛书•文化临淄》（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并撰写《导言》等部分。该书全面介绍了临淄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成为了解临淄、认识临淄的重要文化读本。

白云翔始终认为，做人、做事、做学问，三者是有机的统一。做学问务求创新求实、严谨扎实，做事务求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人务求忠诚实在、堂堂正正。他常常勉励自己：学海无涯，学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自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