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毓灵：殷墟：寻找中华文明的根脉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题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重要文章中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他强调，“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总书记的这一论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正遭受着巨大的磨难。列强侵略，山河破碎，屹立世界东方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再次走到历史关头，救国救民成为当务之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儿女虽饱受欺凌，但从未停止救亡图存、上下求索的步伐。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遇到了深刻的文化危机。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掀起的疑古思潮，认为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古史经典很多是后世为粉饰正统而“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与此同时，众多国外学术团体或个人来到中国，“调査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1921年瑞典的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不久便抛出所谓的“彩陶文化西来说”。

1928年10月，五四运动组织者之一、深受兰克学派影响的傅斯年，成功说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此时殷墟因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已被确认为商代晚期都城，确切年代也使得其成为衔接史前与历史时期的关键节点，发掘殷墟乃重振中国史学的不二选择！可以说，没有殷墟，就没有现当代中国考古学，殷墟堪称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迄今，殷墟仍是我国持续发掘时间最久、发掘面积最大的古文明遗址。经过数代考古人的坚守与努力，极大地推动了殷墟文化研究，也逐步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精髓。

那么，殷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一）

2016年10月，中国文字博物馆发表公告，对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予以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5万元。一石击起千层浪。人们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然而直到2018年6月21日，中国文字博物馆才发布首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获奖名单，仅蒋玉斌博士拔得头筹，凭《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一文获一等奖。历时两年，只破解一个字，普通人想不明白，懂行人却称难如登天！现当代很多古文字学家一生从事古文字研究，却未必能破译一个甲骨文。当初，甲骨文刚发现时，每位学者都能识上几个、十几个字。好认的都被认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现存甲骨文单字约有4500字，目前学术界公认已释读的约1500字。为何有三分之二的字难以释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则多是名词，3000年后已基本失去了造字本意，成为“死文字”；二则要么出现频率极低，要么因甲骨本身残缺不全，导致难以根据语境、句意进行推导。

早在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机缘巧合，敏锐地发现中药“龙骨”之上刻有文字。被历史尘埃淹没3000年后，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与居延汉简、敦煌文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被视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四大发现。120年间，历经以“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学者不懈努力，甲骨学研究取得巨大成果。

甲骨文的发现，确认了商王朝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把我国信史自公元前841年往前推进了几百年。当时，国王或贵族利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并把相关内容记录下来，于是便产生了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的甲骨文。截至目前，殷墟甲骨共约有16万片，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分散于海内外多所博物馆、研究机构、大学甚至私人藏家手中。学界研究认为，甲骨文之先，文字还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虽然只是占卜记录，但甲骨文内容十分广泛，祭祀、战争、田猎、收成、疾病、天气……无事不卜，无事不问。作为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这也正是学者傅斯年提倡与追求的第一手史料。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他还强调，要“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总书记高屋建瓴，精辟地指明了甲骨文字的真谛：甲骨文的意义不仅仅是研究商代的第一手资料，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基因与纽带。3000多年，风云际会、王朝变换，但汉字始终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构建与维系中华文明的关键。可以说，每一个甲骨文字都堪称中华文明参天大树的根脉。

与世界上大多数表音文字不同，由甲骨文字演化而来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与字意紧密联系为其最大特征——由形达意，一目了然。这也就形成了汉字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超越方言性与语言性。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方言庞杂，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汉字，中国可能早就四分五裂了。见形知意的汉字能够摆脱方言困扰、语言羁绊，把其承载的含义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每一个中华儿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各民族能够以通用的汉语言文字进行不断深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正是基于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汉字被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使用、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有利于提高各民族教育文化水平，更有利于维系中华文明永续发展，不断发展和巩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文化基础，不断发展和巩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文化基础，不断发展和巩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二）

2000年隆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南部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高等贵族墓，出土铜、玉、金、骨、陶等各类材质的随葬品500余件。在多达200余件青铜器中，青铜牛尊是殷墟的孤品。与殷墟时期已被驯化、饲养并被大量用于祭祀的黄牛不同，该铜尊为写实的水牛形状，体型壮硕、抬头张口、腹部浑圆、四肢粗短，牛身满饰龙、鸟等动物形纹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饰有一只猛虎。

考古学家根据材质的不同，把社会发展进程分为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我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1世纪前后，大体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朝，并一直持续到战国时期。研究表明，中国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也曾受到西方青铜技术的影响，河西走廊是重要的传播通道。但自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开始，青铜技术在东方便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采用泥范技术铸造青铜容器，而这些容器不仅是生活用器，更是体现王朝统治者意志的礼器。

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礼制开始逐步形成。荀子称：“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而以器明礼、器以藏礼，以器拟人、器以载道是礼制的突出特征。孔子常言“君子不器”，是说君子要气度非凡，有容乃大，而不能小气狭隘。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特别是青铜容器基本都是礼制性消费或政治性消费的产物，属于统治者“明贵贱、辨等列”的显著标志。青铜铸造技术在满足统治者需求中不断提升，并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达到顶峰，青铜牛尊便是殷墟时期青铜礼器的典型代表。青铜礼器的种类与数量，都与人的等级、地位相关联。等级、地位越高，所用青铜礼器的种类越多，数量也急剧增加。王后等级的殷墟妇好墓中，就随葬青铜礼器210件。而青铜牛尊的主人亚长是高等级贵族，其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锐减至40件，至于中下等贵族一般只享有两件青铜觚与爵。

青铜礼器只是众多礼器中的一类，借助大量不同材质的礼器，夏、商、周时期的礼制不断完备，编织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网络，规范人们的等级序列、言行举止，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也基本形成。汉字书写的各类古代文献中，礼制文明为主体内容，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变换的是王朝，不变的是文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逐鹿中原”生动形象地概括了我国历朝历代王侯将相博弈的目标。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宝藏”吸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呢？在学者赵汀阳看来，不是财富，也不是资源，而是“在于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决定性因素就是汉字、思想系统、天下体系的雪球效应。由此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漩涡，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向心力。这种“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传统的礼制文明。与世界上其他靠武力征服扩张领土的模式不同，中华文明历来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而是依靠自身文明的向心力和感召力。而早在殷商时期，中华文明的“漩涡”中心就已经开始形成。

（三）

商王朝实行的是内服、外服统治模式。所谓内服，我们可以理解为商王朝的王畿之地，以都城殷墟为中心，西到太行山东麓，北抵邢台，南到郑州，东至濮阳一线皆为王畿地区，属于商王直接管辖之地，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殷商文明“漩涡”的中心。

王畿之外分布着大量的方国。所谓方国，一般是指甲骨文中记载的“方”，即地方政权，其首领称方伯。方国要想生存和壮大，必须在方国之间的战争中不断取胜。甲骨文记载中常与商王联合作战的方国，多是败于商王后成为军事同盟者的。作为参盟方国，主要任务是参加联合军事行动，向商王提供贡赋，承担各项事务。在外敌入侵时，方国可以请求商王予以保护。王畿之外的方国，可以理解为商王朝的外服。西到关中，北至幽燕，东到沿海，南至长江，分布着大量方国。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殷商文明“漩涡”的边缘。考古发掘表明，方国之内，其文化面貌与王畿地区高度一致，特别是体现礼制的青铜礼器极有可能铸造于都城青铜作坊，而由商王赏赐给方国首领。

在我国更大范围内，也同样分布着不同的青铜文明。比如四川三星堆文化，出土四羊方尊的湘江流域青铜文化，长城沿线的游牧草原青铜文化等。它们各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但都深受殷商文明的影响。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大量青铜器、玉器的风格与殷商王畿地区十分相近。我们可以把商王朝周边的青铜文明，看作是殷商文明“漩涡”飞溅之地的产物。作为当时最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殷商文明在与周边青铜文明交往过程中，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原文化影响力在不断的交流中向外延伸，“漩涡”越来越大，向心力与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中华文明最终由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四）

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双向性和潜在性。作为古代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对周边区域的青铜文化影响深远。但周边青铜文化也同样对殷商文明产生重要影响，是殷墟文明要素的重要来源。其中，马车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东周之际，周王式微，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烽烟四起、风雷激荡。汉代刘向《战国策》中称：“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七雄即“万乘之国”。“乘”为军队编制单位，一辆战车有甲士3人，另配少者几十、多者上百的步卒与后勤等。“万乘之国”乃百万雄师。马拉战车驰骋疆场，家国命运、人生成败在隆隆的车轮声里、战马的嘶鸣中跌宕起伏。可又有谁知，当年商王朝军队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时首次遭遇战车的情景呢？

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最早的马车出现于殷墟。有学者认为正是商王武丁在争夺北方或西北方的过程中见识了马车的威力，并迅速引进到中原。最早起源于西亚或西伯利亚草原地区的马车，一路东进南下，到达了中原核心地区。截至目前，殷墟已发现近百个用于殉葬的车马坑。马车为双轮单辕，二马分立辕之两侧，用衡与轭把车与马固定连接。车箱（舆）固定于两轮之间的轴上，车门位于车箱后部。马车不仅仅是交通运输工具，更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对敌方步兵方阵造成极大冲击。历经商代、西周时期不断改进，马车利用最终于战国之时达到顶峰。

在殷商文明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吸纳、融合了大量周边青铜文化的先进因素，马车只是其中之一。大量生产生活物资由周边地区输入中原，与此同时伴随着各民族大规模的互动，通过相互交流、学习，极大地推动着文明进程。殷商文明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向了我国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文化因交流而多元，文明因互鉴而精彩。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之先，已有彩陶之路、青铜之路乃至玉石之路。这些都表明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回顾殷墟考古发现的过程，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在面对各种新的“文化西来说”时，不会再有当年的顾虑与局促。中华文明向来不排斥、不惧怕外来文化，而是在充分吸纳与融合中加以改造和利用，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华文明永续的根本动力！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