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地区的文明化与华夏化进程

昨儿说到了湖南考古，想起了之前曾经听郭伟民所长的讲座，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学习笔记，现在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文章比较长，可以慢慢看，确实讲得信息量很大。

湖南位于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陵山以东，罗霄山以西，全省属于亚热带气候，面积为2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七千多万。就整个湖南的地形而言，三面环山，向北部的洞庭湖敞开，区域内的江河均向北流汇入洞庭湖，然后自洞庭湖城陵矶处汇入长江。（图一）曾国藩曾道：“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革，盖亦山国荒僻之亚”，承认湖南是一个偏僻多山的荒野之地。钱基博也曾言：“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强调湖南相对封闭且民风彪悍，中原地区的华夏之风较难传播到该地区。先秦时期关于湖南的文献记载相当少，且内容甚简仅提到诸如：“洞庭”、“苍梧”、“江南”、“长沙”等地名。所以，若仅依靠文献来写湖南古代史，只能从秦汉以后开始，而在此之前湖南数十万年的历史，就要全部依赖考古学。故，以下内容将分五部分讲述自距今50万年旧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湖南历史。

一、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南方史前文化高地

（一）非洲夏娃？连续进化与附带杂交？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多年来的工作基本建立了两大类群，一是湘北的澧水类群主要分布在山前的丘岗上，另一个是湘西北的潕水类群分布在云贵高原的东沿武陵山区中。（图二）澧水类群有着较为清晰的文化序列，从距今50万年前的虎爪山文化遗存到2万年前后的十里岗文化，两者之前还有鸡公档文化和乌鸦山文化，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该类群的年代上限可能更早而达到距今70万年。潕水类群的起始年代稍晚，从距今40万年至2万年，经历了二卵石、岩屋滩和长坪三个文化遗存。其中，澧水类群最重要的特点是大三棱尖端器，早期器物体量较大，至中晚期开始出现细小的石器，（图三）此类石器在该地区的临澧看花庙、临澧文家下湾、临澧看花山、临澧尖峰村、临澧望城、澧县乌鸦山等遗址均出土。而潕水类群则以单边刃的砍砸器为代表与澧水类群有着明显的差异，（图四）在辰溪马鞭田遗址出土十分丰富。

近两年在洞庭湖的赤山岛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现旧石器点10余处，年代为距今30—12万年。目前对其中三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取一批重要遗物，首次在湖南确认似阿舍利技术风格产品的地层和时代。（图五）在考古学上为中国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给中国及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视角。

另外在湘南的道县福岩洞遗址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发现了47枚距今8-12万年属于现代人的牙齿。（图六）对于此发现，发掘者刘武先生评价道：“发现最大的意义，是发现了‘fully modern’（完全现代）的现代人，虽然还没有直接触及现代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但结合道县以及这么多年国内化石的发现，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中国乃至东亚人从当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由此便引出关于人类起源的话题。

目前关于人类起源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直立人的起源说，认为人类起源于700万～600万年前非洲中北部的撒海尔人乍得种，在大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从中东向东南亚的爪哇不断迁徙扩散，并在此后几十万年的时间里，占据了整个旧大陆。二、现代人起源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为：走出非洲说，认为现代人类源于20万～10万年前非洲的第二次迁徙，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到达东亚的时间为3—5万年；另一种为：多地区进化说，认为现代人类的几大人种是由早先从非洲扩散至不同大陆上的古人类独立、连续地进化而成。

为了解决这两种学说的矛盾，一些中国古人类学家如吴新智等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中国人起源模型。此外，美国学者史密斯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同化模型，认为从非洲出发的扩张和各人群之间的遗传交流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都起过重要作用。这些学者认为：西欧和中国人的起源模式有区别，东南亚、澳洲、美洲的模式及它们与非洲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是完全取代、连续进化还是融合同化，不能用同一种模式概括所有现代人的起源，不同模式在各地人类起源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相同。而目前在中国已经发现的百余处人类化石材料为更新世以来本地人类连续演化、镶嵌进化和与外来人群有过少量基因交流提供了系统性的实证。中国古人类头骨上表现出很多共同的、在时序上连续性的形态特征，颜面在水平方向扁平，鼻梁矮，鼻腔与眼眶之间骨表面平或稍凹，眼眶近长方形,上颌骨颧突下缘弯曲，与上颌体连接处位置较高，额骨与鼻骨和上颌骨相接的骨缝呈大致水平的弧形，额骨正中线上最突出处靠下，头骨最宽处在中三分之一部的后段，早期较强而中期较弱的正中矢状脊，上门齿呈铲形等。对于如此重大全球关注的问题，湖南旧石器考古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二）南方文化的策源地

在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阶段，湖南地区发现了以玉蟾岩为代表的典型遗址。在1993年和1995年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哈佛大学联合主持的抗骨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水稻遗存，发现了中国最早之一的陶器（图七），通过对陶片的检测显示其年代距今约一万八千年，仅次于江西仙人洞发现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提供了考古学物证，展现了资源强化与农业起源阶段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拉开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序幕。

此外，在南岭两侧还有诸如大岩、父子岩、甑皮岩等年代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乃至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遗址，特别是在桂林地区可能有近200处类似的遗址，东部江西地区的仙人洞和吊桶环亦属于南岭向东延伸的山系。而整个南方山区的中心则是在南岭，并形成了可称为“南岭中心带”的区域。（图八）该中心带的文化特点是：石器发达，兼具打制与磨制，骨角蚌器磨制加工普遍；陶器制作出现；动物遗存丰富；也有植物遗存。其经济形态为：渔猎采集发达，植物驯化出现特别是孕育了稻作农业。因此，在距今一万至二万年之间的南岭地区，最先出现了先进的磨制石器、陶器及稻作农业，成为我国新石器革命的策源地。

（三）彭头山文化——长江中游第一批定居聚落（距今9000——7600年）

至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以彭头山文化为代表的一批最早的定居聚落。彭头山文化出土器物器形比较单调，以圜底器为主体，陶质以夹粗砂为主。此时彭头山文化已经开始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上山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华进行大范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图九）其中彭头山文化最富特色的器座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该器物向北可至山东，东至浙江，西至云南，南至两广，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段均存在该器物，最早都可追溯至彭头山文化。而彭头山等遗址出土的圜底双耳器可能与河南贾湖遗址有关。另外，在湖南澧县梦溪八十档遗址的古河道中发现数万枚炭化水稻以及一些菱角。其中出土的水稻已经具备现代粳稻的特点，而菱角的淀粉含量相当高，完全可以作为当时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四）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环壕聚落的发展（距今7500——6500年）

彭头山文化之后便是距今7500年至6500年的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此时已经出现环壕聚落，即在村子周围有壕沟环绕。皂市遗址位于水边的阶地上，并没有发现壕沟，当时在汤家岗遗址便发现有，而且挖壕沟的土就堆在壕沟的内侧，那便意味在壕沟边上就有一条土埂，因此就形成了类似有墙且有环壕的结构。汤家岗文化出土陶器最大的特点便是陶器上有很多戳印纹和篦点纹（在大的戳印的基础上再用竹片戳更小的纹饰）实际上二者在一起是一种复合的纹饰，是汤家岗文化向南方其他地区传播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另外，该时期还出现了白陶，其装饰纹饰也极为复杂。同时期，在洞庭湖区之外的沅水中游武陵山区腹地分布着高庙文化。高庙遗址为一贝丘堆积，出土有大量的螺丝，但没有水稻遗存，意味着当时居民还处于渔猎经济的状态。但该文化的陶器纹饰极为复杂，尤以兽面纹和凤鸟纹最具特色，另外还有类似于太阳的纹饰。（图十）

（五）城头山——中国最早的城（距今6300年）

接下来以城址的出现为标志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以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为代表，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便真正启动。而此时湖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便是城头山古城，（图十一）该遗址最早可追溯至大溪文化第一期距今6300年。该城整体形态为圆形，周围有城墙以及护城河，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发现了不同时期筑城堆积的情况，基本可以分为四次大的建造阶段。在城壕中发现大量的木桩，以及木桨和芦席。在城东还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水稻田，当水稻田废弃之后，出现了祭坛。在祭坛的边坡留下了大量的红烧土和草木灰，在祭坛最后使用阶段至彻底废弃这个区域还有很多墓葬。在祭坛旁边还有很多祭祀坑，出土有大量动物的骨头，尤以烧过的猪骨和牛骨为多，而且还发现有很多草木灰以及被砸碎的陶器。另外，在城头山遗址还发现了目前为止大溪文化规模最大的墓葬以及数量众多大小不等的瓮棺葬。

当城头山古城延续到距今5000年左右时被废弃，在澧阳平原又出现了一个新城即澧县涔南乡的鸡叫城。（图十二）该城呈圆形被三环水系所包围，而且在城外围西部和东北部有一系列竖长排的壕沟，壕沟之间大约相隔200米，而且这些壕沟通过河流与鸡叫城的三环水系相联通，并且与附近的湖泊连在一起。这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极具特色的集防御、灌溉、水路运输等功能为一体的水利工程。通过解剖壕沟，发现壕沟底部有长超过4米，宽45厘米，厚25厘米做工极为平整的木板，木板周围有很多木桩，下部的淤泥中有大量的糠。据此推测当时该城开始的时候为环壕聚落，后来将壕沟填埋后要在壕沟上建城墙，因此可能在壕沟的淤泥内掺杂糠并打下木桩铺上木板。

二、华夏中原的出现与华夏边缘的形成

（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赵辉先生认为在公元前4000至前3300年，中国有三大文化圈，即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游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圈；东北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筒形罐文化圈；长江流域以屈家岭文化、崧泽文化为代表的鼎文化圈。比较三个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情况可以看出，彩陶文化圈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似乎更为主动和强有力。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大约相当于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相对虚空，周边较为发达。比如：大型祭祀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大型聚落和精致陶器的大汶口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建造了宫殿式建筑的大地湾—仰韶文化。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开始逐渐向中原地区施加影响，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至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中原地区吸收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以客省庄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陶寺文化等形成巨大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而且，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中原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凸显出来，不仅为以后三代文明准备好了地域舞台，还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在这个格局大势中，中原兼收并蓄各方好的东西，为我所用，它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来因素的大度心理，也因此得到其外围群体的认同。中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辐射四方，这在人们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譬如外服制度、“中国”的观念等），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行为的基本方策。所以，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正式形成。

因此，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过程中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历史进程：进程之一：仰韶文化早期中原强势，仰韶文化彩陶对周边产生影响长江流和域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互动频繁；进程之二：中原动荡，群雄涌入——逐鹿中原，即各地区文明化进程加剧，中原成了各方力量角逐的舞台，周边文化不断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然而并没有任何一支周边文化在中原地区长期固守；进程之三：中原强大，周边暗淡——月明星稀，即经过中原文化的发展以及周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不断影响后，中原文化在固守中原的基础上并奋力开拓周边，至此早期中国的概念出现。千余年之后，在何尊的铭文中出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而“宅兹中国”就是要永久固守中国。综上所述，早期中国出现的标志有三：第一、自然地理上的“中国”与“天地之中”的认知——中原即中国的认知，导致周边古国或族群开始有心逐鹿中原，欲成为中原之国，可称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第二、逐鹿中原并逐渐据中原；第三、占据中原并且固守中原从而开拓周边，可称为政治上的早期中国。

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这个时代，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也开始由澧阳平原向江汉平原转移形成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时至今日两湖地区的中心还是在武汉。在江汉平原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周边聚落群达8平方公里。在印信台遗址发现了大型陶缸的遗迹，在三房湾遗址仅有两个探方的面积内发现数万个红陶杯，而在谭家岭发现了数量众多精美的玉器，相似的玉器在湖南地区如孙家岗墓地、石门丁家山等遗址也有出土，但质量和数量稍逊一筹，（图十四）甚至一些器物传播至越南的冯原文化。所以至龙山时代的中晚期，所谓的华夏中心和边缘就开始出现了，而湖南的边缘化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二）谁的夏商周？

龙山时代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湖南依然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向桃初所论证的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过程中，湖南便处于传播过程中最末端的一个地区。（图十五）在湘西和湘东地区均发现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但未见该时期的铜器。至商周时期，岳阳铜鼓山出土了相当于殷墟一期的铜器，在宁乡黄材炭河里遗址及附近则出土数量且种类较多的铜器，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四羊方尊和人面鼎，（图十六）另外在周边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当地风格的青铜器出土。至于这些铜器的来源，是在中原制造而南来，还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工匠在当地铸造，还是当地工匠学习了中原地区的铸造工艺在当地铸造，对此依然存在争论。而此时当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方国还是一个地方团体，至今也无法解答。但该地区依然是在华夏中心形成的过程中，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实体的存在，也正是这样实体的存在，形成了中华民族早期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图十五：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向桃初）

在西周时期，湖南地区大体有两支族群，即百濮与百越，亦都可视为南蛮。其中一支主要分布在湘江流域、资水流域，可能为百越人活动区，考古学文化上表现为樟树潭、费家河、山门角一类遗存。而另一支分布在澧水和沅水流域，可能为百濮人活动区，表现在荆州周梁玉桥、澧县文家山、宝宁桥一类遗存。所以在夏商周时期，湖南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各个区域独具特色的区系，而这有与各个地区所分布的族群以及各个地区与中原文化以及其他的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目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致力于构建湖南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这不仅对湖南甚至整个南中国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都起到一个标尺的作用。

三、从国家边陲到帝国内陆

（一）奋发荆楚——楚国的崛起与楚文化的南渐

在两周时期，楚文化在两湖地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传说楚国的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乃黄帝之孙，昌意之子，表明楚国公族可能与中原地区有某种关系，但楚国的平民百姓应该还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楚国在西周早期便已存在，在西周晚期开始逐渐强大并占据着江汉平原。至春秋中期楚文化已经渗透到湖南地区，在湖南临湘大畈遗址出土的陶器和汨罗高泉山一号墓出土铜器均表现出楚文化的因素，至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整个湖南地区均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至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势力基本完全占据湖南地区，湖南也便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在湘北、湘西、湘东均发现了楚国的城址，（图十七）如沅陵窑头古城、龙山里耶古城

桃源采菱城等。另外还发现一些楚文化的墓葬，如临澧九里大墓、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战国楚墓、桃江腰子仑春秋墓、永州鹞子岭战国墓、郴州资兴旧市春秋战国墓、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等，并出土有诸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人物御龙帛画等珍贵文物。

在湖南逐渐成为楚国南疆的过程中，则伴随着楚人与越人的争斗以及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此消彼长。如《国语·楚语》记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表明楚国对南方的征服。在桃江腰子仑春秋墓、资兴旧市春秋墓、平乐银山岭战国墓所出土的器物则表现出楚文化和越文化共存的现象，并且器物所占比例可能与墓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时代有关。通过对湖南地区楚文化材料的梳理，可知楚文化在永州的分布局限于九疑山以北，在郴州的分布局限于骑田岭以北，楚势力范围不过南岭，但可能对南岭以南地区有所影响。

（二）秦汉帝国的南方疆域与疆界

秦灭六国后，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分五路军越过南岭平定百越，在湖南设立郡县（洞庭郡、苍梧郡）（图十八）。汉承秦制，行政设置虽有改动（武陵郡、长沙郡），但区域板块大体维持基本格局。从此，湖南正式纳入中央版图，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才最终属于华夏。在秦朝时期，湖南有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便是里耶古城，发现了城墙、大量用于战争的箭镞、秦代的乘法口诀表，记载有“洞庭郡”的木牌以及珍贵的竹简。

在西汉前期，南岭成为长沙国和南越国的疆界，但当时的中央帝国很难控制南越国，南岭亦可视为帝国的疆界。至汉武帝元鼎五年秋（前112年），分四路大军出桂阳、出豫章、出零陵、出夜郎进军南越国，并会师与番禺，最终实现帝国的统一。而在西汉长沙国时期，长沙国王侯陵墓取得了巨大的考古发现包括渔阳墓、风蓬岭张姃墓、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以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包括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人遗体、素纱褝衣、帛画、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漆器、竹简等大量珍贵文物。

总之，自春秋时期之后楚国在湖南的经营，使湖南加速了华夏化的进程。秦朝洞庭郡和苍梧郡的设立，湖南正式步入华夏国家的序列。西汉长沙国、武陵郡、长沙郡、桂阳郡的设立，湖南持续得到开发。并正式完成由边陲到内陆的过程。在帝国向南岭以南国家疆域扩展和版图扩张的过程中，湖南成为帝国的锋芒。

四、远古湖南的华夏密码

在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中湖南扮演着独具特色的角色，在多方面为华夏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第一、湖南旧石器时代连续稳定的砾石石器工业技术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重要传统。第二、湖南从狩猎采集到稻作农业的发展，对于中国史前文化有杰出的贡献，从玉蟾岩、八十档、城头山、鸡叫城四个遗址出土的不同时期的水稻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发展的序列。第三、湖南史前文化的创造对中国新石器文化观念的变革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前和华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其中白陶、兽面纹、凤鸟图像、八角星纹、祭坛与祭祀坑等主导的精神文化成为夏商周时期重要的精神信仰，主要包括以兽面纹为主题的龙凤艺术。另外，白陶及其刻划、压印、戳印纹为主的陶器风格影响了整个南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第四、湖南史前文化与周边的互动成为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长江下游的跨湖桥、崧泽、良渚文化以及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仰韶和龙山文化均有交流。同时，湖南又作为中间媒介或文化因素的发端地向南方地区甚至越南以及太平洋地区传播。

五、九嶷山上白云飞——舜葬九疑传说的来龙去脉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在夏商周时期，湖南应该不属于中原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但是为何“舜葬九疑传说”会出现在湖南呢？说明怎样的历史问题？

（一）“舜葬九疑”的历史溯源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说明舜帝作为“五帝”之一，其生活的时代在夏朝之前。夏之前的中原，是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可以分为多支地方类型，舜属于哪一支尚无从坐实。但其实舜帝（帝舜）作为人格名称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论语》、《左传》、《国语》中，舜、帝舜的记载不在少。《左传》从僖公三十三年到召公二十九年，舜的名字出现十次之多。《国语》也有七次提到舜。一般认为《左传》、《国语》的成书年代大概在战国早中期，由此可以判断，“舜”这个人格的出现大致在战国早期甚或更早一些。“五帝”之说则要更晚，《左传》、《国语》等书中均无“五帝”的专称。到战国晚期，五帝之说才突然兴盛。

关于舜帝南巡和舜葬九疑的故事，在《史记》之前，就已经存在。其一，《尚书·舜典》记载：“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此处“陟方”究竟何指并不明确，后世史家多以南方指代。其二，《国语·鲁语》说：“舜勤民而野死”，表明其死在外地，具体方位不明。其三，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说：“吾欲往湖南嬉，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其四，刘安《淮南子·修务训》中说：“舜作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其五，屈原多次提到舜帝（重华）、九疑的事迹。并且之后又演变出“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泪挥竹，竹尽斑”的传说，以及之后广为流传“九嶷山上白云飞”的凄美爱情故事。

而关于舜葬九疑的文化构建很可能是由楚国完成的。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南方的强国，楚国也有完成全国统一的企图，需要来自华夏的认同。而楚国公族出自华夏，舜也被认为是楚国的先祖。楚的南部边疆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未越过南岭，九疑山应该就是是楚国国力与疆域统治的极限，作为疆域边界的九疑山便成为了国家的象征。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原因，才有九疑山的舜葬，九疑山的历史传说。

国家官方对舜的祭祀行为历史悠久并且历代均有。比如，楚灵王“阙石陂汉，以象帝舜”；后来秦朝时期，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秦始皇）“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汉武帝时期，“（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湖北宜昌），望祀虞帝于九疑”；新莽时期，“治‘虞帝园’于零陵九疑”，“四时致祠其庙”。唐以后历代，均有皇帝派官员或委托地方官员祭舜。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所标的帝舜就应该是舜庙。（图十九）总之，舜葬九疑的历史构建经历了五个过程，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舜作为一个人格化的传说伟大人物开始出现；战国晚期，舜作为五帝之一见于史籍；战国末期，形成舜葬九疑的传说；秦朝时期，开始望祀九疑；西汉之后，历代开始在九疑山祭祀舜帝。并且至今，历届湖南省领导也均祭祀舜帝。因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九疑山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