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灾荒及其赈济——电影《1942》背后的真实历史

河南是我国三大重灾省（河北、河南、四川）之一。近代以来，河南灾荒频发，尤以1942—1943年的灾荒破坏性最大。此次灾荒从1941年夏开始，一直持续到1944 年夏。在河南大地，先是豫北旱灾，豫东水灾，后是群蝗飞舞，瘟疫横行，造成200万—300万人死亡。这场灾荒危害程度之烈，波及范围之广，百姓损失之重，为豫省历史所罕见。面对如此百年不遇的灾害，作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具官方权威的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反应？采取了什么对策？其赈灾效果又是如何呢？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严重的灾情

（一）灾情概况

总体而言，这次灾荒在1941年就初见端倪，水、旱、风、冰雹、虫等各种灾害汹涌而来，全省92个县市遭灾，农作物严重歉收。1942年，自春至秋干旱无雨，又有其它灾害交加侵袭，加上去年刚遭大灾，人民储粮告罄，因而引起特大饥荒，全省嗷嗷待哺的饥民达1000万人之多。到1943年灾情达到极致，豫西、豫北发生特大蝗灾，春夏之际豫东又两度发生水灾，全省饥民增至3000万人，而两年中饿死的人已达200多万人。至1944年，虽然灾情有所缓解，但局部地区仍较严重。在1944年的春夏之交，河南有42个县发生蝗灾，此时有疫疠肆虐，使河南地区雪上加霜。但是总体而言灾情到了这一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二）灾情表现

这次灾荒在1941年初就表现的十分严重。据《申报》载“豫省近半年来，战、旱、水、雹、霜、蝗灾，无所不有，灾情惨重，截至6月底止，报灾县份已达百余县之多。受灾县份，计受战灾者有南阳、唐河等二十三县，受霜灾者有灵宝等八县，受旱灾者有内乡等三十七县，受雹灾者有项城等二十四县，受水灾者有潢川等十一县，受蝗灾者有扶沟一县。请赈文电，连日如雪片飞来，省府及省赈济会已分电行政院及中央赈济委员会呼吁赈款，藉拯灾黎。”如果说1941年的灾荒只是个序幕的话，那么1942到1943年则无疑是40年代河南大灾荒的主体和高潮。这两年河南全省三千万人口，其中灾民达一千五百万以上，饿死三百万，流亡它省的二百万，另外的一千万也都奄奄一息。1942年，3、4月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麦收之际又有大霜；入夏以来，三月不雨，全省干旱；8、9月间，临汾各县黄水漫溢、泛滥。全省110个县，除沦陷区无统计外，无县无灾。

在所有受灾县中，特别重灾县有郑县、广武、汜水等18县；重灾县有洧川、新郑、临颍等13县；次重灾县有西平、遂平、淅川等17县；轻灾县有商城、邓县、桐柏等8县，总计71县，全省3000万人口中，粮食不足者873182户、4661512口，急待据救济的1485803户、7938967口。据参政员马乘风报告：“河南沿陇海线各县，自西徂东，如灵宝、卢氏、陕县、洛宁、渑池、宜阳、嵩县、伊川、洛阳、孟津、偃师、巩县、登封、密县、广武、荥阳、汜水、郑县、新郑，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如襄城、禹县、郏县、临汝、鲁山、叶县、舞阳、许昌、长葛、洧川、郾陵、扶沟、临颍、西华等地苦旱，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各县，如南阳、内乡、淅川、镇平、西平、遂平、汝南、新蔡、确山、上蔡、唐河、邓县等地。丰收原本可望，不意行将麦收之时，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继之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实满地生芽，徒唤无奈……秋种之后，八十余日，滴雨未见，秋收更根本绝望，两季一无所获哦哦，遂构成河南之严重灾难”。仅以广武县为例。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3月，饿死8072人，逃荒在外者33188人，全县只剩下两万灾民，许多村庄已无人迹。

如果说1942年的灾荒还主要是旱灾作祟，那么到1943年随着旱灾而来的蝗灾无疑是是饱经患难的河南劳苦大众的雪上加霜。1943年，春大旱，夏有迂蝗虫、风、霜等灾。据当时报纸记载：南自武胜关，北至太行山，西起荆紫关，东至淮河流域，全被旱魔笼罩，大小麦粒未收，秋禾全被晒干。入夏以后，蝗虫自泛东掠河而西，迅速蔓延，飞声如雷，遮蔽日光，粪下如雨。蝗虫飞至，所有秋禾吞食殆尽，全省有调查报告的受灾县有96个、麦灾面积50917644亩，秋灾面积54630640亩，麦秋季被灾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82%，待赈人口约12134600人。

当年亲历那场大灾荒的著名记者张高峰，在当年震惊中外的文章《豫灾实录》中记载了当年他亲眼所见的灾荒实情。“洛阳街头的景色与往年不同，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的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然后他在离开洛阳，南下到叶县见到了如下情景：灾民每人的脸部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吃得麻痛。”叶县一带灾民由于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听说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枝！真不如早死！”这些报道虽不如数据那么具体，但是更加生动形象地反映出灾荒的严重。另外当时南阳当地的一家小报社也相继刊登文章介绍当时的灾情：在黄泛区, 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 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市，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这些事实，如果不是亲听亲见，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说吧！古书中有析骨而爨，易子而食的事，读之常常毛骨悚然，现在竟会有亲娘吃亲女的事，连易也不易了。

（三）灾情特点

由以上灾情表现可以总结出，此次灾荒主要有范围广、并发性、连续性、积累性、兵荒交乘等特点。首先说范围广，此次灾荒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为河南历史上所罕见。据记载：1941年受灾的92县中，遭旱灾的有61县，遭雹灾的有47县，遭水灾的有29县，遭蝗灾的有6县，遭霜灾的有7县。1942年受灾的69县，遭旱灾的有69县，遭水灾的有10余县。1943年受灾的59县，遭蝗灾的有54县，遭水灾的有36县，遭风灾的有24县，遭雹灾的有9县，霜灾的有7县，遭旱灾的有6县。而1942年和1943年的统计，仅限于国统区，因而实际受灾区域更大。然后是并发性从河南全省来看，往往是多种灾害同时发生。1941年全省有旱、雹、风、蝗、霜、水等灾，1942年有旱、风、雨、水等灾，1943年有蝗、旱、雹、风、蝗、霜、水、疫等灾，1944年有蝗、旱、风、雹、疫等灾。具体到县区也是如此，1941年受灾的92县中，只遭受一种自然灾害的有37县，同时遭受5种自然灾害的有1县，同时遭受4种以上的有5县，同遭3种以上的有26 县。1943 年受灾的59县中，只遭受1种自然灾害的有16县，同时遭受5种自然灾害的有1县，4种以上的有10县，3种以上的有23县，2种以上的有43县。多灾交织，恶性循环，使灾情更为严重。

再者，虽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1942—1943年的灾情，但事实上此次灾荒在时间上延续了四年之久，从1941年持续到1944年。灾荒先由一种灾害发起，随着这种灾害的加剧，又引发了其他类型的灾害，如此恶性蔓延，最终把灾害推至巅峰。这便是灾荒的连续性。连续的灾荒，如果不及时治理便积累成更大的灾害，这就是灾害的积累性。从当时报刊报道看，1941年灾发之初，各种报刊还只是强调灾害范围之广，至1942年则将春秋作物严重歉收、灾民变卖家产、逃荒者络绎于途作为报道的重点。到了1943年饥馑、死亡甚至人吃人的惨剧则频繁见于报刊。从报刊视线的转移，不难发现灾情愈来愈重的事实。从当时的档案记载看，河南全省饥民在1942年时有1000万人，1943年增至3000万，两年来饿死约200万—300万人。从饥民数字上也可看出，1943年的灾情更重于1942 年。除了以上四个特点之外，本次灾荒还有一个更令灾区人民雪上加霜的特点即兵荒交乘。此次灾荒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而当时河南恰好是中日对抗的重要战场,驻守河南的各方军队有100万人以上。另外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南也是部署大量重兵，据估计，常驻河南的日军与伪军至少在10万以上。河南民众不仅要供养这些驻军粮兵甚至还要忍受军队的劫掠，这都加重了河南民众的负担。而且河南作为主战场，自然也屡屡遭到战火的洗礼。

由上可知，当年的河南灾荒何其严重，即使灾区人民几乎用自己能够用的所有方法来维持生命，但是人的生命在灾荒面前却显得那么脆弱。所幸的是自1943年初重庆《大公报》大量报道灾情后，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人民的广泛的关注。政府开始着手救灾，并随着灾害的减轻到1944年河南的灾荒基本趋于缓和。

二、灾荒的赈济

（一）政府的赈济措施

在严重的灾荒和国内外舆论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召开由各部长官出席的重点议决河南灾情的参议院行政会议，并于1942年9月，成立了以省府主席李培基为主任委员的“河南省救灾委员会”。并令各县分设“救灾委员会”。制定六原则：（1）停办不生产之事业；（2）筹集平籴基金；（3）筹购赈粮及运输办法；（4）各县以富养贫办法；（5）中等民户贷款办法（6）牲畜喂养办法。同时规定自1942年9月—1943年6月底为全力办理救灾时期，并在此原则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急赈

急赈包括赈谷、赈款和施粥三种，是灾荒最急切的救济方式。急赈之事，古已有之，历代相传。“武帝四年，汲黯……过河南，河南贫民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之。”所以历代都将急赈视为赈灾中见效最快的措施。灾害发生后，灾民嗷嗷待哺，赈谷可以让饥民暂时远离饥饿，全活于一时，但是，如果灾区交通不便，便采取赈款的方式。

除了赈谷和赈款外，施粥也是面临灾难最急切的办法。赈谷可谓年代久远，战国时代“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以后历代相承，民国以来，每遇饥荒，政府仍然实行设厂施粥的传统的灾赈办法。1942—1943年河南旱蝗交加，灾情十分严重，河南省政府在灾民流离的陇海铁路沿线办厂施粥。由于灾情遍及全省，陇海沿线的几个粥厂根本不能解决灾民的问题，于是，河南各地遍设粥厂，根据各县当时的上报统计情况，共有六十四县设立粥厂，有的县数目惊人，高达一千多处。

2、调粟

灾情发生后，灾民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食物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作为保障，“灾”便很快发展成为严重的饥荒。所以，调粟是灾害发生后临灾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调粟政策往往包括移民就食、移民垦荒和平粜三个方面。移民就食是历代粮食流通最普遍的政策。最早见于《周礼》的记载。秦汉以后历代行之。灾民就食地点往往是大都市或者粮食丰饶的地方。民国时期，河南灾荒连连，正常年份，广大民众尚难饱食度日，一遇灾荒，逃荒便成为大部分灾民求生的首选途径。1942年河南大旱“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但“也许几个钟头以后，（他们）便会血肉模糊地躺在洞口前，天桥下。”这条在灾民心中充满希望的“生命之线”却成为了多数灾民生命的“终结线”。一些侥幸到达西安的灾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梦想中的安排，因为“人家为了市容的雅观，根本不准这些破烂的人群到市内去。”流落到此的灾民无奈之下“有许多人，在平地上挖出一条小沟，再从小沟掘挖小洞，一家人便蛇似的盘在里面。结果有许多活活饿死，有的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

另外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移民垦荒。民国时期，政府就灾民移垦专门颁布了相应的办法。规定，“凡灾民确有耕作能力，自愿前往就食者，经该管区、村长保证，即可接受安置，安置办法分垦荒、佃户和雇工三种，任灾民自择。如有多数愿垦荒一处者，则拨给相当荒地，令其自组村庄。”移民垦荒主要是移往东北地区，当然也有向其他地区移民者。

从历史上的灾荒来看，灾荒一旦发生，灾区往往出现粮食不足和粮价飞涨的局面，为了改变灾区满目凄惨的情况，政府便采取这种平衡粮价的办法即平粜。1942年河南自秋徂冬，干旱异常，“野菜不生，饮水也感缺乏，粗面每斤二十元左右，红薯叶每斤七元，小米糠每斤五元，黄豆柞豆饼每斤十三元，尚鲜有售主，榆树皮、柿树皮均已刮尽，兹更取用粉石面、秫杆心及强拔麦苗、豌豆苗藉以充饥，……郾陵一带已经有食人肉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拨款举行了平粜，部分县也筹款经行，“闵乡县各级合作组织为加紧救济灾荒起见，将合作金库股金八万元悉数拨作平粜基金外，各社又筹集五万元办理平粜业务，商水县政府以粮价飞涨不已，劝募一百万元办理平粜。叶县用于平粜的粮食有七百市石之多，许昌筹集资金四十余万元办理平粜业务，孟津县筹款六万八千六百元办理平粜，以惠灾民”。

3、工赈

工赈即以工代赈，是民国时期盛行的赈济形式。灾荒发生后，如果“为一时救急计，则以急赈为宜，若为增进社会生产力及铲除灾源并筹各地永久福利计，则工赈实为当务之急”。原则上是选择灾情较严重地区实行工赈，并根据各重灾区情况选择项目和技术，就地取材，采取简单得劳动密集型技术，并考虑当地劳动力足以胜任的条件，利用因灾荒造成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进行。这样以工代赈便可以利用因灾荒造成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足以胜任的条件，既有助于减少灾民的依靠性，也有助于改善灾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在当地形成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增加贫困者的就业和收入。因此，工赈为民国历届政府和赈灾组织所重视。

面对1942—1943年的大灾荒，国民政府同样也采取了工赈的措施。为此国民政府拨大量工赈款。具体内容如下：100万元凿井贷款，1000万元小型水利贷款，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型水利贷款工程、工赈浚河工程和450万的泛区工赈筑堤工程等。虽然这些保障了民工现有的收入能够基本满足生存需求，是赈灾工作的基础。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性，致使许多项目由于资金投放不足和经办人中饱冒取，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4、除害

蝗与旱相因，蝗因旱而招，所以干旱往往会带来严重的蝗灾；水旱还会给灾民带来另外一种灾难——瘟疫。因此救灾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除蝗和祛疫。民国时期，蝗灾给河南造成的损失也相当严重，所以除蝗便成为了政府一项重要的救灾措施。1942—1943年河南大旱灾，接着又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确切地说，从1941年起，河南部分县已经出现了蝗灾。蝗灾越来越严重，波及全省，一直持续到1945年。由于当时灭蝗没有农药，也没有器械，唯一的方法就是靠人工土法防治，并总结出四条防治措施：挖沟掩埋法，围烧法，炮轰法，扑打围剿法。省政府制定《河南省治蝗方案》印发全省参照执行效果还不错，但却践踏，损毁了很多庄稼。水旱灾害发生后，往往容易引发疫情，所以祛疫也是救灾的一项重要措施。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总结，国民政府的救灾模式特点是：注重他救，忽视自救；注重政府，忽视民众；注重消极救济，忽视积极救济；注重眼前，忽视未来。这种模式的突出弱点，主要在于不能科学地统筹兼顾，即不能统筹兼顾他救和自救，政府与民众、赈济与生产、眼前与未来的关系，无法充分调动灾民及民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不能将救济有效地转化为恢复生产，更不能将此次灾荒的教训转化为预防将来灾荒的经

验。

（二）社会各界的援助

面对河南民众的悲惨境况和国民政府的赈济不力，河南各界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重庆陈说豫灾实况，呼吁国民政府迅速赈济河南灾荒，要求减免对河南的征兵征粮。在大灾荒发生后，河南各地“飞蝗蔽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鬻女，”河南省赈济会发动摊派各界代表赴陪都重庆“吁请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当时推选刘庄甫、任兆鲁、杨一峰三位为代表。

此外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为赈灾尽到一些微薄之力。例如当时的许昌人吴云芳向“三民主义青年团”女青年处递交了一份1500字的沉痛的报告，呼吁救济灾童，女青年处拨汇给她法币4万元，在许昌县城办了一所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命名的“育儿所”。育儿所的保育政策是采取重点有效地“救”、“育”方式，先收容弃儿五十名，救必使活，养必使健，住必使安，而以光线、空气都很良好的所舍。洁新的衣服，卫生的用具、充分的营养，适切的游戏和体贴的照顾，使被收容救济的弃儿都够身体健壮，精神活泼”。

（三）国际友人的援助

当时身处河南灾区的国际友人，也及时向广大苦难中的河南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例如从1942年7月开始“秋苗一颗颗枯死，旱灾已成”，国际救济会便开始收罗流浪的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孩子，收容的名额是1000名，每年需用款60万元。到9月灾情变得更严重，他们“呈准总会将救济费扩增为一百四十万元，创立四个粥场，南关一个，杜村一个，豫中打包厂一个，荥阳郑州之间的三官庙也有一个，统共收容四千人”。另外，总救济会也拨来巨款，分配给郑州、广武、荥阳、汜水、尉氏、洧川、新政、中牟、密县等地，以救济那里的灾民。他们共开办了“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男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十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可见当全世界都在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时候，面对同样可怕的灾荒，各国人民也同样地团结了在一起。

三、国民政府赈灾不力的原因

面对严峻的灾荒国民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采取了一些的赈灾措施，甚至国际友人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还都取得一定的成效。这些积极的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1942—1943年的灾荒依然是那么得严重，究其原因除了天灾的原因之外，也有不少人祸的因素，而人祸则主要集中在国民政府对灾荒赈济不力上。国民党政府1942—1943年在豫灾救济中，确实制定了一些措施，轰轰烈烈“热闹”了一阵子。但却只是纸上空谈，灾民仍苦不堪言。天灾诱发了人祸，人祸加重了天灾。二者的交织与恶性循环，使救灾工作收效甚微，继而给人民造成了更重的灾难，最终使救灾效果与救灾计划背道而驰。究其原因，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政府对灾情的漠视

灾情在1941年就开始发生，然而一直到1943年春政府才真正地开始救济，所以说对灾情的漠视，对赈灾时间的贻误，无疑是政府赈灾效果不佳、导致灾情严重的一大原因。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鉴于灾情日趋严重，公推了三个代表即刘基炎、任邵鲁和杨一峰赴渝报灾请赈。但是蒋介石对于1942年的灾情认为：“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操其心迹，官吏则借报灾荒，预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借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通同谎报以便私口。”出于这样的思想蒋介石不仅拒见他们，还进一步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

随着灾情的加重，国内不少报刊纷纷报道灾情，批评国民政府腐朽，以唤醒国家和人民对灾情的重视。但是国民政府对于这种行为，不仅不加鼓励反而大力封杀，严厉打击。例如洛阳的《中原日报》、《新都日报》因为透漏了具体灾情，被指责为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因发表《看重庆，念中原》，批判灾荒中重庆的奢靡生活，把当时政府向灾民逼粮的情景比喻为杜甫的《石壕吏》，被停刊三天。在如此严密的媒体封杀之下，那么河南的灾情是怎样被外界所得知呢？这又不得不感谢两位国际友人——白修德和福尔曼。

白修德想知道，河南是否真有灾荒？《大公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他便想深入河南实地采访，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正巧也有此意，两人便结伴而行。到达河南之后，白修德获得大量灾区第一手资料，并且拍摄下大量照片。还没有离开河南，白修德就按捺不住了报道的冲动，他立即动手撰写稿件，从郑州走到洛阳时，他已经完成了为《时代》周刊所写的特稿。他不想等到回重庆，而是直接在洛阳找了家商务电台派发了出去。按照当时国民政府战争时期新闻管制的规定，所有外国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向他所服务的媒体发稿时，无论在何地发报，都需先发给重庆，由有关部门审查后，再行发往国外。这一次，鬼使神差，白修德的报道居然没有通过重庆，而直接由洛阳发往了美国。3月22日，《时代》周刊报道了白修德艰难而危险的河南之行，而洛阳电报局因却因将白修德关于灾情的稿子发往美国而遭受国民政府的责罚。

（二）政府的的腐败

灾荒的严重除了因为国民政府对灾情的漠视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无论是重庆国民政府还是河南地方当局都处于一种极端腐败的氛围之中。国民政府除了上文提到对灾情的漠视和封杀报刊外，还表现在调查灾情上的名不副实。1942年10月，重庆国民政府在内外压力下，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渝调查灾情，调查两个月，结论竟为“各地情形尚称良好，至灾区善后问题，中央及邻省均在办理中，本年豫省冬耕业已竣事，耕地较去岁增加甚多，如雷雨及时，则豫省明夏丰收已可预不卜”。另一方面就是侵吞救济款。据德国人王安娜说，当时“海外响应救济机构捐款救灾，这些钱在法定的金融市场上换成中国货币，但汇率及黑市兑换价，亦即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但是政府的银行至少吞了救济金的一半。而后来国民政府拨给河南的救济款的金额，还没有政府银行在不正当兑换来自外国的救济金时的得益多”。

面对如此少的救济灾款，如此严重的灾荒，那些地方贪官污吏依然不忘记侵吞公款贪污利己。比如1943年，河南当局将重庆国民政府拨发的8000万救济款存入银行赚取利息。另外三青团河南省支团部主任及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委员王汝泮，贪污200万元救济款，以此购地500亩。1943年，中央拨巨款令河南省府到邻近有粮的省份购粮，平价出售以救济灾民，西安购委会竟拿着3亿粮款大量贩运私货。除了贪污之外河南当局的官员的生活也是相当奢侈的。当白修德他们离开郑州之前，郑州的地方官员设宴款待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洋客人，在饥民无以为食、饿毙路旁的大灾荒时期，白修德和福尔曼吃到的食物却是：辣藕片、胡椒鸡、芥末炒生肉、豆腐、鸡、鱼、热的蒸馍、米饭、3个霜糖饼、两个汤。如此丰盛的饭菜在那个饥荒的年代灾民是想都不敢想的，而这些则出现在官员的餐桌之上。据当时另外一个经历灾区情况的德国人王安娜记载：“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状态中，更为可怕的是招待我们的政府高级官员们的宴会，山珍海味堆积如山，而这些高级官员就住在饿死者和倒在地上快要饿死的人的近处。洛阳的各条街道上都满是饿得奄奄一息的难民，但在饭馆里，官吏和军官们却吃着珍馐美味。”依据以上两段史实可见，当时的河南当局的官员有钱招待外国友人和享受生活，却居然在赈济灾民上缩手缩脚，不可谓不腐败！

总结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知，1942—1943年的大灾荒确实给广大河南人民和当时处于抗战状态的国家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民也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应对灾荒，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当局重视不够，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腐败导致，即使采取了赈济措施也收效甚微。从这些史实中，我们不仅要学习继承古往今来的救灾经验和方法，而且对救灾措施具体实施中各级政府的行为进行反思和总结。

附记：该文写于2012年的冬季，记得那年也正好上映电影《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