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河南:二里头遗址与夏都的探索
夏代在很多先秦的文献中都有记载,它是中国“三代”之首,是“家天下”王朝的开始,也是多数人认可的中国文明的开端。
西周初年,周公等人为训诫成王、康叔、殷遗民等,将夏、商、周进行对比,说明历史兴亡在于人之作为、天命体现于人事活动的道理。这是最早把夏作为比商更早的一个时代提出来而加以讨论的,这个观念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并且很少有人怀疑夏的存在。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古史辨运动开始后,从“大禹是否存在”的议题开始,继而有人质疑夏是否存在。民间和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直到2019年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成开馆,关于叫不叫夏都的争议也一直在持续。
文献中纷繁复杂的夏
远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夏朝历史已经感到茫然。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即便回到孔子生活的时代,夏代遗留下来的文献也不足。言而总之,对于夏的历史,不知者多,知之甚少。
在先秦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对夏的记载较简略且有诸多不同,这些不同使我们对夏代历史是真史还是神话传说产生了争议:
纪年算法方面,夏代的纪年,大致有471年和431年两说。
夏族起源方面,有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河济之间说、东南说和四川说,虽然现代也没有绝对的证据说哪种不合理,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夏起源于豫西和晋南。
夏朝都城和首领的活动范围方面也是众说纷纭,有禹都阳城、平阳、安邑,禹居阳翟,太康居斟寻、斟灌诸说。
国家形态方面,有夏代是奴隶社会、氏族封邦建国制、方国联邦、早期国家、王国阶段等说法。
通过文献研究的夏代历史空白较多,较少有公认的、绝对的、可接受的共识。尽管目前学术界通过文献达成了一些对夏的共识,如夏朝是存在的,并且已经进入王朝国家阶段。但文献考证的局限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更多地开始从考古的角度去探索夏。
通过考古来探索夏
真正结合文献从考古角度探索夏文化的是徐旭生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生开始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他认为夏代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提出夏文化考古,即从夏禹兴起到夏桀亡国,具体是指对这一时期的夏氏族或夏部落的文化进行考古研究。徐先生从文献中去寻觅夏人的活动线索,认为特别应注意两个地区: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周围,尤其是颍水谷地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通过对文献的考察,特别对文献上的有关地名,如“禹居阳城”“夏启有钧台之享”“伊洛竭而夏亡”“斟寻”(河南巩县)、“帝杼居原”(河南济源)等地的考证,确定夏文化探索的重点地区范围。
二里头遗址与夏
1959年4月14日至5月26日,72岁高龄的徐旭生先生身体力行,开始在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进行“夏墟”调查。此行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包括4个村子:二里头村、圪当头村、四角楼村和北许村。调查在偃师高姓文物干部的带领下进行,从偃师高庄开始,在二里头村渡过洛河。因首先在二里头村南发现灰坑和遗物,故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根据采集到的陶器等遗物,徐旭生等推断“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性质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
关于遗址的范围,则估计为“东西长3—3.5千米,南北宽约1.5千米”,而“未追求四至”。鉴于遗址出土物丰富、面积广大,且位于史籍记载的商都“西毫”所在地,徐旭生认为:“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他的观点一经提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十分重视,复查后很快就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到现在已经超过60年。
洛阳盆地:这是一处非常狭小的盆地,只有1000多平方千米,四周都是山,只有几个非常狭窄的小河口作为进出通道。洛阳盆地在1500余年间成为十三朝古都。
二里头是不是夏?
我们利用当下的考古材料建构出来一段丰富、重要、价值非凡的二里头的历史。二里头文化年代距今3800年到3500多年,是当时发展程度最高的一个实体,与中国文献记载的夏朝活动的地域、年代、发展程度比较符合。所以,二里头文化非常有可能是夏。从考古学的角度说,无论二里头是不是夏,都不会影响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本文节选自赵海涛:《二里头 3700年前的中国第一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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