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发现！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找到了，秦始皇的祖居地终于找到了

我要新鲜事2023-10-03 19:39:480阅

大禹治水成功奠定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成为华夏民族、华夏文明高度发展的最重要阶段；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大一统的王朝，成为中国唯我独尊皇权统治的起始。

我们的民族称为华夏民族，我们的文化称为华夏文化，我们的文明称为华夏文明。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为什么历经四千多年的政治变迁，统治中心的不断迁移，“华夏”民族与文化的认同，一直是中华大地上各地区人民共同的、唯一不变的认同？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秦始皇祖先与大禹有什么联系呢？

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通过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始皇先祖的世系传承，秦始皇的先祖大费，在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期，既辅佐大禹治理天下洪水、平水土；并“佐舜调驯鸟兽”，而称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成为秦国赢姓的来源。因此，我们说，远在中国西部的秦国建立的大一统皇权秦朝，是以大禹时期夏王朝形成的华夏民族政权，当之无愧。学术界主流思想也认为秦人来自东方而成于西方，是商末战乱时西迁的华夏族一支。

但秦人先祖究竟来源生活在哪里？在哪里辅佐尧舜禹建立功绩，成为华夏民族形成，功不可没的一员？司马迁没有交待，历代学术研究成果也没有给出答案。也只有笔者，作为尧舜禹的承继者，华夏文化的传承者，来给出一个标准而明确的答案了。

秦公簋，春秋中期青铜器，1923年出土于甘肃天水西南乡，大约制作于春秋秦景公时期（前576年—前537年在位）。大多数学者认为，秦公簋铭文与宋仁宗时出土于陕西的盄和钟极为相似，两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为同一秦公所作。这件盄和钟在我国古代考古学之父宋人吕大临编著的金文图录《考古图》中有所记载。

中国的夏王朝以及夏王朝时期建立形成的华夏文明历史，长期以来饱受质疑，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夏王朝的存在在考古学界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证明，中华文明历史也被大大缩短了五百年。秦公簋的出土，无疑为我们打开一扇破解华夏文明历史的大门，穿越时光，再现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

秦公簋铭文记载：不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

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刺刺（烈烈）桓桓，迈民是敕。

咸畜胤士，盍盍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

作吻宗彝，以邵皇且，其严御各，以受屯卤。

多厘眉寿无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灶有四方。宜。

司马迁《史记》记载的中国上古史被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质疑，但秦公簋铭文的记载“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通过出土文物的方式，证明了《史记》记述的“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的真实性与可信性；“保业厥秦，虩事蛮夏”同样印证了秦祖柏翳辅佐大禹，建立夏王朝，服事于南方夏王朝的历史事实；“虩事蛮夏”更以无可辩驳的记载，证明了夏王朝为“蛮夏”、南方之夏王朝。

秦公簋铭文所能给我们的历史信息，远不止这些，还有更让华夏文明大放异彩的重要信息。

“高弘有麐，灶有四方”，秦祖柏翳有灵，生活生息于“四方（湖）”古城。“四方”在青铜器铭文中，是一个具体地名，即今天的淮河夏水北淝河四方湖，四方湖北岸有一个历史遗迹丰厚的“古城”。

在四十多年前发现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中，“四方”同样作为一个具体地名而存在。在出土的铭文中有“天子郾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鼐”，不仅有力地证明了秦人的族属为华夏族，更是明确记述了高阳帝颛顼，作为秦人先祖有灵，在四方湖古城铸成大鼎、成就大业的历史。

这两处不同的铭文记述，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史记》记述华夏民族上古史的可信性，更是将秦人先祖帝颛顼高阳、秦祖柏翳生活于四方湖古城的历史，完整明确地记述于秦景公祭祀先祖的铭文中。秦景公作为东周下的一个诸侯国，在诸侯争霸的春秋中期，不敢也不会把“四方”作为秦国统治天下的志向，表述在祭祀的青铜器铭文中，否则会招致天下诸侯的讨伐。“尊王攘夷”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招牌，只是争做诸侯国的老大，尚无以争夺天下四方的雄心壮志。因此，秦公簋铭文中的“四方”，只能是一个具体地名来理解，“高弘”对应“灶”、“有麐”对应“有四方”，说明尹吉甫工作生活的四方湖古城流行的《诗经》文题已经成为当时的行文规范。

也许有人对“四方”地名的具体性，持有怀疑与否定的观点。在宋朝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青铜器，同样有关于“四方”的铭文记述。“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周宣王命令尹吉甫负责成周“四方”地区的税赋，来到了南淮夷。显然，尹吉甫治理的不是成周天下或成周全区域的税赋，只是成周下面具体的位于南淮夷的“四方”（湖）地区税赋。否则，作为管理成周整个地区税赋的尹吉甫，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去到南淮夷地区，今天的淮河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地区，就无法有效管理成周全境的税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