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成都现龙凤合葬墓，墓主却是俩男人，揭开700年前感人往事

文|李冕智

编辑|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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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天，成都东郊一处工地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地铁。

随着挖掘机摇臂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裸露在地表的坑道越挖越深，已然初具规模。

忽然，挖掘机的铲斗似乎遇到了硬茬，僵直在地面，无法继续下挖。一旁的工人以为挖到花岗岩之类的坚硬物，赶忙上前清理。

可当工人们将石块表面的土渍清理后，却发现所谓硬物根本不是什么花岗岩，而是一些刻有瑰丽纹路的青石。

经验老道的工头打量后判断，这回恐怕是挖到古墓了。工地负责人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通知当地文物局前来查探究竟。

未曾想一探之下，竟在这一带发现了一片太监古墓群，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中居然还有一座龙凤合葬墓，而墓主人居然是两个男人！

那么，这片古墓群是什么朝代的？龙凤合葬墓为什么会是两个男人？墓主人是何身份？

接下来请听笔者娓娓道来。

意外发现的墓葬群

赶到施工现场后，考古人员们立刻对挖掘中出现的硬物进行勘察。

根据其表面的花纹，考古人员确定这是只有墓葬才会使用的纹路，从纹路表面的腐蚀程度以及规制，大抵可以判断这是一座明代墓葬。

得出结论后，文物局当即联系相关部门，将地铁开发工作暂时搁置，优先对古墓进行保护性发掘，并成立专业考古队执行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在发掘前，考古队员们皆是心潮澎湃，因为由建设地下铁路而挖到古墓这种事，并非第一次发生。

比如说陕西西安曾在2006年开始规划建设四条地下铁路，我国地铁线路的平均建设周期是四到五年，所以哪怕是四条地铁，在几乎同时开工的情况下，也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可是，西安为了建设这四条铁路，却足足花费了12年，直到2018年才全线通车。

原因在于，在建设过程中，施工队在西安地下挖出了上千座古墓，活生生挖出了半部中国古代史，其实这也得益于西安十三朝古都的身份，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令人难以忽视。

成都同样是一座文化古都，历史上曾七次被设为都城，例如蜀汉、成汉、大西农民政权，都将此地视为政治文化中心。

正因为有此先例，所以考古队员们产生莫名的预感，认为这一次会有特别的发现。

利用精密的考古仪器，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将覆盖在墓葬顶部的沙土清理干净，整座墓葬的轮廓随之显现。

可还未等考古队员们进入墓室内清点文物，他们便在这座坟墓相邻处发现了另一座墓葬，而且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

怀着激动的心情，考古队员们继续进行横向勘测，结果居然一连串发现了十三座古墓！

由于古墓的排列较为规整，所以专家判断，这应该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墓葬群。

中国古代向来提倡“事死如事生”，所以比起西方，中国的丧葬文化发展更为精致，并延续了现实社会的等级制度，天子、诸侯王、士大夫乃至于地方乡绅，都有一套完整且合乎礼制的丧葬标准。

所以在考古过程中，考古人员们往往通过墓葬的规格，便能推测出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在正式打开墓葬前，考古队员率先对墓室外围镌刻的浮雕进行研究，尽管年代久远，但考古队员们依旧可以清晰辨认出，墓室的砌砖和石条上金龙盘旋，彩凤环绕，好一幅龙凤呈祥的场景，栩栩如生，令众人叹为观止。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有资格在墓葬中雕刻龙凤的，无非就是王公贵族，难道这片墓葬群来自皇室？

专家们率先排除了明代蜀王陵的说法，因为明蜀王陵早在1958年修建东风渠时便被发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办正觉山山麓附近，如今早已建成博物馆供人参观。

难道说是明代晚期割据政权留下的墓葬？

可明清交际之时，在成都立足的割据政权恐怕只有张献忠建立的大西。

史料记载，张献忠死后，其部下“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尸首不知去向，只有在西充凤凰山留下一处衣冠冢，所以也可以判断该墓葬群与张献忠无关。

为了揭开其中隐藏的真相，跃跃欲试的考古队打开了墓室，一探究竟。

龙凤合葬之谜

进入墓室，印入眼帘的是成排的陶俑，考古队员们轻手轻脚地将它们一一搬出，先后大概有两百多个。

陶俑以人物为主，其中还不乏文官武将造型的陶俑，表情栩栩如生。

要知道，普通老百姓可没有资格在墓内放置陶俑，根据这些陶俑的做工精细程度，足见墓主人身份之特殊。

随后考古人员发现，墓室内由封门石、外八字墙、前室、后室和壁龛组成。

其中还有仿木结构建筑，在仿木质建筑所造的屋檐上，屋脊两端可见清晰的龙头形纹样，而圆形瓦当和滴水均饰有精美的花朵，这些特点都与正觉山山麓附近出土的明蜀王陵相吻合。

尽管墓室的规模比起蜀藩王墓小了不少，但极有可能是郡王墓、郡主墓或是县主墓。

可是，考古人员的好心情随着探索的深入，也就戛然而止了。

除了陶俑外，主墓室的陪葬品显然都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在墓室的不同角度不同方向，都能找到大小不一的盗洞。

很显然，光顾此处墓葬的盗墓贼来自不同时代，有的使用较为原始的洛阳铲，也有的使用钻机、砂轮，他们采用暴力开棺的方式，把原本精美的棺椁撬开，留给考古队员们一地狼藉。

考古队员们一连打开了七座墓室，可结果都是一样，盗墓贼将这些墓葬一一光顾，而剩下得六座墓葬，则因各种原因坍塌，恐怕墓室内的文物早已毁坏。

考古队员们虽然有些气馁，但本着专业精神，他们还是默默地开展文物修缮和保护工作。

一晃眼半个月过去，考古队将墓室中残存的瓷器碎片、首饰等零散物件大致整理完毕，本以为除此之外再无更多收获，可万万没想到，随着八号墓室的启封，事件引来了转折。

当考古队员进入八号墓室后发现，虽然墓室内较为凌乱，土块砖石散落一地，可墓室内的陪葬品却保存相对完好。

专家推测，四川属于地震多发区，或许是地质活动令墓室周边环境出现变化，将墓室入口封死，盗墓贼见状只得知难而退，与此同时，由于地震强度不高，所以墓室内部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

这一发现令考古队欣喜若狂，经过细致地发掘，考古队员们将墓室内的陶俑、玉带、玉镯等陪葬品相继取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保存完好的鎏金银爵。

所谓“爵”，最早发现于夏朝，在夏商周时期颇为流行，用于饮酒，随着时代的发展，青铜爵器逐渐演变为祭祀用的礼器，在使用时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时间来到封建时代，在饮酒器皿方面，匠人们开发出更新颖的器皿造型，爵也逐渐被束之高阁，往往只有在皇家贵族的祠堂或墓室中可以看见。

鎏金银爵的发现，令专家们再度产生疑惑，墓主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居然能将一对鎏金银爵带入墓室！

不仅如此，八号墓室的规格也与其他墓室有所不同，更像是一座龙凤合葬墓，或许这是一对身份尤为显赫的夫妻。

打开棺椁后，果不其然，棺内一共有两具尸体，在数百年岁月的洗礼下，尸体早已腐烂得面目全非。

经过现代医学检验，检测人员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两具尸体居然都是男性！

这一发现令考古人员们大跌眼镜，哪怕是在今天，同性恋在中国依旧是不允许到登记结婚的，更遑论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

恐怕只有社会风气较为开放糜烂的东晋，才对同性恋有所包容，否则在其他朝代，同性恋者都是受人唾弃不齿的存在。

这一发现令专家们兴致大增，倘若墓主人真有断袖之癖、龙阳之好，而且还敢明目张胆地合葬，那对于历史学家研究明代四川的社会风尚，将带来不可估量的考古价值。

随后，专家们开始遍览典籍，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到此处墓葬群的蛛丝马迹。

终于，专家在《新唐书》中查到，此处原名为摩诃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记载：

“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阊里皆满，户所占地，不得过一床，雨则冒箕（jī）盎（àng）自庇。城中井为竭，则共饮摩诃池，至争捽溺死者，或筥沙取滴饮之。”

早在隋朝，摩诃池便已存在，作为一处蓄水池为当地百姓提供充足水源，活人无数。

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摩诃池的水源也逐渐干涸，及至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将其子朱椿封至蜀地就藩，蜀王朱椿便顺势将大半个摩诃池填平，在后蜀宫殿遗址上建成了蜀王府，摩诃池就此被纳入宫苑。

1914年，也就是民国三年，摩诃池被四川军阀彻底填平作为演武场，千年前那个波光粼粼，游鱼直视无碍的摩诃池，以及它的名字，便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如此看来，这位疑似有“龙阳之好”的墓主人，与蜀王关系匪浅。

不过，这一推测被接下来的发现彻底推翻，因为在考古队清理出的陪葬品铭文以及墓志铭中记载，墓主人其实是两名太监，而从周边居住的老人口中，考古队还得知了摩诃池的另一个名字——公公坟。

与此同时，专家们发现，出土的陶俑几乎都是无须的形象。

在古代，男性多以蓄须为风尚，比如大名鼎鼎的关羽，就因其蓄有长须，被人誉为“美髯公”。

因此，往往只有太监这种阉人，因缺乏雄性激素，使用无法留须。

紧接着，专家根据两名太监的名字“魏玉”和“阮英”，得知了一段令人动容的往事。

太监的友谊

成化十四年（1368年），陕西潼州天降大旱，万亩田地化作焦土，百姓颗粒无收。

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古代，哪怕是太平盛世，老百姓在天灾面前也毫无抵抗力，一场大旱、一场洪涝，便能令无数小农家庭家破人亡。

出生在贫穷家庭的魏玉和阮英，在时代的洪流下，同样身不由己。

倘若继续留在家乡，到头来大概率落得饿死村口的下场，或是接受父母的建议，入宫当太监，兴许能搏出一条生路。

虎毒尚且不食子，更何况是人？谁又愿意自家儿子变成无根之人？可为了在那人食人的饥荒中活下去，入宫或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魏玉和阮英作出了相同的决定，一刀挥向自己，同样也斩断了后代。

在那个外科手术落后的时代，哪怕是由经验最充沛的阉役操刀，阉人在手术后的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究其原因是止血和消毒技术的落后。

史料记载，被阉割后，阉人需要在蚕房中待上数天，倘若存活下来，才能成为太监。

所以，魏玉和阮英称得上是福大命大之人。

一入宫门深似海，其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稍不留神便会落得个万劫不复的下场，饶是如此，魏玉和阮英依旧捱过了重重阻碍。

由于两人入宫前都是潼州人，人生经历大致相同，所以两人称得上十分投缘，也就在宫中共事的过程中逐渐熟络起来，引为知己。

而随之而来的任免，令两人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将自己的诸多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就藩，与过去的分封制不同，除了燕王、宁王等驻守边疆的藩王，其他藩王的私人武装力量较为薄弱，说起来与汉武帝推恩令后的郡国并行制类似。

饶是如此，藩王的存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中央集权，比如燕王朱棣，因不满其侄子建文帝的统治，于是发动了靖难之役，一路从北平打到南京，加冕为皇。

朱棣篡权夺位后，通过自身经验，更是意识到藩王造反对皇位的威胁。

为了避免后世藩王复刻自己的经历，朱棣效仿建文帝继续削藩，并推行一系列措施，将藩王的威胁降至最低，其中便包括派遣太监到各个藩王封地进行监视。

由于资历颇深，魏玉和阮英被皇帝派遣至蜀王府巡视，直至病逝，两人都未能回到京城，也没能回到家乡潼州。

不过，与历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太监不同，魏玉和阮英完全没有刘瑾、八虎那样的野心，他们在任期，帮助当时的蜀王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做了不少利国益民的好事，也算是留下美名。

而两人的交情日渐加深，成为类似亲人般的存在，所以两人死后在蜀王府附近的摩诃池合葬，也好在黄泉路上做个伴。

时隔数百年，人们依旧能从这段往事中，感受到点滴温暖，这是历史的厚重，也是人文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