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普通话”是怎样的，历朝历代的官话有什么不同？

虽然中国古代以农业生产为主，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决定了百姓生活半径较小，平日里使用方言交流便已经足够，但对于往来各处的商人、官员、学子等人员来说，“十里不同音”的语言交流起来显然较为困难。为了便于交流，因此便有了标准统一的官方语言，这被称为“雅言”或者“官话”，而随着政权和首都的变迁、人口的迁徙等因素，这种标准同样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简单介绍一下“官话”（雅音）的变迁历史吧。

夏商周时期：洛阳雅言

洛阳雅言，古称河洛语（河洛话），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话，其音系为华夏传统的上古音系，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

实际上，周朝以前的雅言发音已经无法考证，不过相传夏朝建都便是在河南洛阳及周边地区，而商朝建都的地点也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故而一般认为夏商时期的雅言标准音，应该就是以洛阳一带的预言为基础，因此推测夏商时期的普通话应该就是以古河洛语（今洛阳话）为标准音。

周朝起于西北，因此在周朝的建立过程中，语言融合了古羌语的部分发音，因此周朝的官话应该是以河洛语为基础，融合古羌语之后形成的一种新型语言，这便是西周雅言，而随着周天子分封天下，这种官话也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但随着周平王于前770年迁都洛邑，洛邑的预言又渐渐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

两汉、魏晋南北朝：洛阳雅言（金陵雅音）

秦朝的标准语同样已经无法考证，一般认为以古关中话为主。而从李斯的《谏逐客书》来看，此时的语法体系已经相对完善，古代文言的基本语法也已经基本成型。而随着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政令推行，这同样也为后来的“官话”语法体系奠定了基础。

汉朝的官话则继承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雅言，因此汉朝的标准语也以河洛语为“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而在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相继建都于洛阳，故而承继了汉代音韵，同样以洛阳雅言为国语。

不过，由于东吴和东晋的关系，南方语系这一时期也发展较为迅速，在东晋建都建康之后，洛语与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南京话，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得以延续，而北朝则基本以洛阳雅言为延续。

隋、唐、宋：长安官音

隋朝重新统一天下后，则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将其融合后形成了长安官音，也称秦音，并由陆法言等人编著形成《切韵》。

隋朝灭亡、唐朝建立之后，则在隋朝《切韵》的基础上，制定了《唐韵》作为唐朝的标准音，并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宋朝建立之后，则又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了《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作为官方发音。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时期的刘渊则在《广韵》的基础上又著《平水韵》。

从隋朝到隋朝，虽然每个朝代的具体发音有所改变，但却基本上是一脉相传，主要以长安官音，即秦音为主。而随着北宋的灭亡，在建炎南渡的大趋势下，长安官音也随之向南方传播。

明清时期：南京官话、北京官话

元朝建立之后，元朝的统治者基本不怎么使用汉语，他们的官方语言仍以蒙语为主，这也催生了很多的官方翻译官。不过，元代的汉语还是不免受到了蒙语的影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了入声，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大都汉语”。

明朝建立之后，“官话”这个词语开始正式取代“雅言”、“通语”等称呼。朱元璋因唐宋音韵在长江以北多失正，于是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而明朝因建都南京的关系，故而形成了以“金陵雅音”和古中原雅音融合后的“南京官话”，在永乐帝迁都北京后，由于大量人口北移，“南京官话”也随之一同北迁，从而成为了北京语言的基础。

清朝早期仍以“南京官话”为主要用于，当时形成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皇城以内讲“南京官话”，皇城以外则讲北京话。直到雍正年间（1728年）设立正音馆，则开始以“南京官话”和北京话融合后形成的“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

综上所述，按照目前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虽然随着朝代的变迁和人口流动，历朝历代官方语言均有所差异，但还是不难追溯其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