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皇家添了皇孙，魏征送的“贺礼”最为独特

唐太宗皇孙降生，皇家又添一丁，自然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于是在东宫大摆酒席，宴请五品以上官员。

在喜庆的欢宴上，除了说一些道喜的话，唐太宗总不忘说些廉价的赞扬话，褒奖为他卖命的大臣们。他总结道：“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贞观年以来，纠正朕的过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劳。”对这两位建立殊勋的大臣，御赐他们佩刀，以示皇恩浩荡。

执掌乾坤这些年，唐太宗的确在文治武功上都取得不小的成就，今日高兴，有些飘飘然的对魏徵说：“朕治理国政与往年相比如何？”

这是明显的要听赞扬的话，但魏徵就是这么“轴”，他据实回答：“威德加于四方，则远超过贞观初年；人心悦服则不如从前。”

这话说的，褒中带贬啊。唐太宗有些不理解的问道：“朕自当‘天可汗’以来，远方民族畏惧皇威羡慕圣德，所以前来归服。说威德加于四方，公正客观。但是怎么又说不如以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魏征回答：“陛下以前以天下未能大治为忧虑，所以注意修德行义，每天都有新的作为，如今既得到治理又较安定，所以说不如以前勤勉了。”

在这欢乐祥和的氛围中，魏征偏要撒一些胡椒面。这些话说得有些破坏宴席的气氛了，但唐太宗确实是少有的明君，这些话他还能认真的听进去，要是换了别的皇帝，这种大不敬的指责恐怕造就引得雷霆之怒了。唐太宗耐着性子问道：“如今所做的与往年相同，有什么区别呢？”

魏征答道：“陛下在贞观初年惟恐臣下不行谏，常常引导他们进谏，听到进谏便乐而听从。如今却不然，虽然勉强听从，却面有难色。这便是区别。”

唐太宗又问：“你说的这些能举出例子吗？”

魏征说道：“孙伏伽戴胄的谏言和皇甫德的谏言，结果有天壤之别呀。”

所谓的孙伏伽和戴胄，是这么一个过程。孙伏伽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状元，贞观年间任拜大理寺少卿。元律师因为触犯逆鳞，唐太宗要判他死刑，主管司法的孙伏伽认为依法不当处死，向唐太宗抗辩。

因为唐太宗刚刚执掌大唐天下，急需一些正直的大臣谏言，后来元律师依法被判了刑。事后唐太宗赐给孙伏伽兰陵公主的花园，价值一百万。

当时有人说皇上的赏赐太厚重了。针对许多人的质疑，唐太宗回应道：''朕即皇位以来，未听到行谏的人，所以要重赏''。这有点千金买马骨的味道，其目的就是鼓励引导众人行谏。

司户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资，唐太宗下了“敕令”，要杀掉他。主管刑法的戴胄坚持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审判，最后唐太宗的“敕令”作废。

虽然戴胄没有得到物质奖励，但当着群臣的面，唐太宗对其进行了大力褒扬。这种场面上的精神奖赏，有时候要远胜一般的物资奖励。

后来唐太宗伟业有成，有点志得意满的意思，他要修缮洛阳宫，皇甫德参上书谏阻。唐太宗心想，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修造一下宫殿，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你们也说三道四，非常气愤。后来谏言的人多了，改造工程被迫下马。但那实在是勉强听从。

听了魏征的这番话，唐太宗恳切的说道：“爱卿所言极是，人苦于不能自知呀！”

唐太宗一直把曾子的“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这句话作为自己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有效手段。 “用师者王”就是领导者非常谦虚，尊奉真正贤能之人为老师，从而“王天下”成大功。例如商汤用伊尹，齐桓公用管仲尊之为仲父，燕昭王用郭隗，都是用师。

“用友者霸”就是领导者对下属像兄弟朋友一样。例如刘邦用萧何、韩信、张良，苻坚先生用王猛，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

“用徒者亡”则是指专用言听计从、唯唯诺诺、顺人喜好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

所以唐太宗的身边不乏各种人士，有诤臣魏征、王珪等人，有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有战将李靖、李世勣等人，但就是没有小人。再加上自己也可谓是目光如炬，使得小人不敢凑到他的身边。

所以说，唐太宗能创下万世功业，除了自己有才能，周围有奇士，还与他善于听取大臣们的不同意见有绝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