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杀秋瑾之后，他对着秋瑾留下的7字诗念念不忘，最后悬梁自杀

（说历史的女人——第39期）

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市轩亭口刑场，秋瑾被清朝的法律执行了死刑。是的，是清朝的法律（凡是威胁到清廷利益者，皆得死）。不过，这时候的清朝已是腐朽的清朝，政权岌岌可危，外不能对抗世界强敌，内不能安万千百姓之心。有的只是在自我封闭中垂死挣扎，对外委曲求全，对内则暴力镇压。秋瑾，正是如此时代的清醒者和反抗者，但是同时也是牺牲者。

时间往前稍微推一下，在秋瑾牺牲的前一年，也就是1906年秋天，秋瑾与徐锡麟等会党领导人在上海聚首召开会议，主要是商讨、确立有关浙皖两省反清武装工作思路。会议方案定下来后，秋瑾就回到了故乡山阴县，在这里秋瑾有一个秘密工作之地，便是山阴县大通学堂。秋瑾常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秋瑾图1

为了给武装起义做准备，秋瑾在学校增设了体育课，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新任绍兴府山阴县的知县叫李钟岳，进士出身，为人清廉，却极开明。因对秋瑾之才华和人品的赏识，故对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是睁只眼闭只眼，不作干预。

秋瑾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开展工作，一边组织人，一边还悄悄从上海买回来一批武器，包括枪支弹药。

但是秋瑾运气不好，手下有个“猪队友”，此人叫聂李唐。在起事前夕，此人把起事的机密给无意泄露了出去。武义县知县接到密报后，立即派兵把聂李唐家包围起来，进行搜捕。结果在聂李唐家里搜到了一本会党名册——这玩意儿可是要命的东西。

不过这还不算，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不幸的事——时任安徽武备学堂副总办、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徐锡麟派往上海购买兵器的光复会员不幸被抓，受到了严刑拷打，结果承受不住，就招供了。徐锡麟得到消息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干脆就提前起义，在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带着学生起义。但因准备仓促，激战只进行了四个小时左右，便以失败告终，徐锡麟也被抓，次日被残杀。

徐锡麟的“安庆失败”，把秋瑾的危机上升到了一个李钟岳无法“睁只眼闭只眼”的程度，因为有人跑到绍兴府告状了，告秋瑾的罪名有两条：

第一条是秋瑾是会党的首领；

第二条是秋瑾和徐锡麟是表亲。

时任绍兴府知府的是贵福，贵福和恩铭皆为满人。原本对革命党就没好感，如今革命党人又杀了自己的满胞，于是对此事格外重视，亲自跑到杭州拜见张曾扬，此人是张之洞的同族侄曾孙，当时担任浙江巡抚。

张曾扬

张曾扬听了贵福的汇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至少从贵福的口中听来是严重的，说秋瑾以大通学堂为根据地，纠结了一伙反清同伙，多达数百人，且有数百枪支，密谋于6月10日进行武装叛乱。

此事的戏剧之处就在于，如何看待和如何处理，确实考验张曾扬。若事未发而先处理，对于大清而言是没有错的，至少不会落下政治把柄，可保头上乌纱帽；若等事发而有备处理，对于大清而言可能会引起一阵恐慌，张曾扬就会落下政治把柄，于仕途不利；但是，从事发后的情况来看，决定事情处理后果的，已经不是清政府，而是全国的舆论，张曾扬因抓捕秋瑾，受到舆论狂潮的谴责，虽然清政府为了保护这个忠心耿耿的官员，几经调任和安排，但张曾扬承受不了舆论的谴责，身心忧闷，称病辞官回老家去了。

且说乱世之中头绪繁杂，张曾扬的眼界有限，也是情有可原。所以，他听说秋瑾要搞叛乱，就赶紧派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率兵三百，和贵福奔赴绍兴。山阴县知县李钟岳获悉后，赶赴绍兴面见贵福，陈述说大通学堂没有犯法行为，不知大人为何对其采取武力措施，是有何凭证？如果动武，恐怕引起地方不安哪。恳请贵福掌握确凿实据后，再用兵不迟。

贵福心里老大不快，但也确实没有动武的实据，只好暂时作罢，待寻机再图之。可是李钟岳回来后，一心想保大通学堂的师生，想让他们离开，可是大通学堂的师生却不愿离开，反而要求提前起义，去攻打绍兴府。但是秋瑾权衡再三，认为目前力量薄弱准备不足，若提前起义必会失败，失败就会造成没有价值的牺牲。因此，她基本上是按照李钟岳的愿望行事，密令大部分学生疏散离开，自己则和三十余名不愿离开的师生，继续留在大通学堂。

摄于1905年的秋瑾照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革命党人王金发力劝秋瑾离开，但是秋瑾不为所动，选择了留下。

第二件事是绍兴知府贵福把李钟岳拖延围剿大通学堂的情况，向浙江巡抚张曾扬进行了密报两次，上面则发来两次催剿电令。

所以，等到7月13日的时候，贵福的耐心到了极限，对山阴县李钟岳进行斥责，说如果李钟岳再拖延围剿反党分子，便是与之同谋，定向上面告其与逆党私通之罪。

一听这个，李钟岳真的是怕，因为在清朝，实际上任何一朝，这个罪名都是非常可怕的，轻则脑袋搬家，重则株连九族。所以，李钟岳知道这事已经没有回旋余地，只好听任贵福安排。

于是，李钟岳被迫带着贵福、李益智以及其率领的清军，前往大通学堂。不过在前往大通学堂的路上，李钟岳为了减少对大通学堂师生的伤亡，李钟岳故意找个托辞，让自己乘坐的轿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逼近学堂时，贵福下令射击。可是清兵把打到了知县李钟岳，只好对天鸣枪。

秋瑾闻听枪声，知有变，立即组织师生突围，双方展开一番枪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上内奸蒋纪在秋瑾逃脱时故意纠缠，使得秋瑾掩护队友撤离后脱身无门，被捕。除了秋瑾之外，还有7名成员也被捕。另有2人战死，其余则安全离开。

贵福见抓到秋瑾，心情大好，立即令山阴县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在绍兴府搞了一个三堂会审。可是，公堂之上，贵福从秋瑾嘴里啥也没审到。

与此同时，外界舆论呼声极高，要求释放秋瑾。贵福心里虽然对秋瑾恨之入骨、想杀之而后快，可是他毕竟是一个政客，凡事都要盘算一下利害，想这秋瑾系社会名士，杀之必遭谴责，可是不杀又不解恨，也没法向上头交代，怎么办呢？那就来个借刀杀人，于是，他令李钟岳押回办理此案。

翌日，李钟岳开始审案，但是李钟岳对待秋瑾的态度，与贵福截然不同，不仅给秋瑾拿了条木凳，让其坐着，而且李钟岳的态度，根本不是审案，而是坐在对面，如两位朋友推心置腹地聊天和交谈。

结果秋瑾见李钟岳态度诚恳，为人和善，便把自己的情况全部和盘托出，比如幼时的经历、婚姻感情、赴日留学等等。李钟岳听罢，打心眼里佩服秋瑾之胆略、才华，认为她就是一位女中豪杰。

聊天毕，李钟岳请秋瑾题字，秋瑾遂写下七个字：

“秋风秋雨愁煞人。”

李钟岳对秋瑾的书法非常欣赏，将字收藏。

李钟岳“会见”秋瑾前后，差不多两个小时。“问案结束”，李钟岳向贵福做了汇报。结果贵福很恼火，认为李钟岳对待秋瑾如上宾，不用大刑，简直是有包庇之罪。当夜，贵福赶到杭州，对巡抚张曾扬谎称秋瑾已经招供，承认自己是革命首领，张曾扬便听信贵福之言，也不加证据核实，便下达了处死秋瑾的手谕。

贵福拿到手谕，立即回来，给李钟岳看。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贵福要求李钟岳天明便执行。李钟岳申辩半晌，均被贵福怒斥驳回。

李钟岳见事已至此，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心想若拒不服从，恐贵福安排他人处置，那时秋瑾恐要遭受更多凌辱，不如自己忍痛答应，以全秋瑾的成仁之志，这也是目前他唯一能够做的了。

当夜，李钟岳回来，在大堂上再见秋瑾，一脸无奈地说自己本有救你之心，然上司决意要杀，我也没办法了，你若有求，我能办到，定然尽力为之。

秋瑾知道李钟岳已尽力，知道自己之死已不能免，便说：

“多谢盛意，来世再报。如今，我有三个要求，若能满足，则死而无憾了。”

李钟岳问是何要求，但凡能够做到，定然应允。

秋瑾说：

“第一个要求是我是读书女子，名节至上，所以希望在我死后不要扒掉我的衣服；

第二个要求是，我死后，请为我备一口薄棺，我不想暴尸荒野；

第三个要求是，我要写一封信，以便给亲人和朋友作最后的告别。”

李钟岳听罢，表示三个要求，全部都可以满足······

不久，贵福便亲自带兵来到，当时大约是7月15日凌晨四点左右。

贵福唯恐生变，催促早点行刑。李钟岳无奈，只好遵命，在贵福的监视下，押秋瑾至绍兴轩亭口刑场——在这里，秋瑾从容就义。

秋瑾死了。

李钟岳遵照秋瑾临死前的承诺，未让人脱其衣保全了秋瑾之名节，并为其购置了一口棺材，请两名女子为秋瑾行安葬事宜，这两名女子一名叫吴芝瑛，一名叫徐自华。

这两名女子，并非泛泛之辈，吴芝瑛是当时极有名的女书法家，而徐自华则是知名的女诗人。

对于秋瑾之事，以李钟岳当时的处境和地位，他的处理可谓是仁至义尽。

不过李钟岳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善待秋瑾，遭到贵福的记恨。秋瑾被处死后，贵福就到浙江巡抚张曾扬那里告黑状，结果张曾扬又是不问青红皂白就以“包庇女犯”之罪把李钟岳“双规了”。

按理说，丢了官，都是失魂落魄的，可李钟岳却相反。丢官后离开那天，绍兴成百上千百姓来送，恋恋不舍之情，令人动容。此外，还有一人主动辞职，他是山阴县衙的方案李镇川。李镇川辞职追随李钟岳而去。

李钟岳失业后，暂住杭州，终日忧闷，为斩杀秋瑾一事苦闷，不得解脱，常说：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

李钟岳终日闷坐屋内，盯着秋瑾的那七个题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知不觉间，泪水流出。终于，李钟岳心生殉道之念。一日，趁家人不备，忽然跳井，怎奈井口太小，李钟岳身体宽胖，使得跳井失败，被家人救出。

数日之后，李钟岳再次行自杀之事，这次他欲吊死到屋后菜园的老柳树下，怎奈其夫人韩氏对丈夫不放心，跟踪其后，导致李钟岳第二次自杀也以失败告终。

李钟岳的这个情况，令亲友极其担心，最后李镇川干脆是白日不离左右。可是，这人若心生死念，总是无法挽留。且说9月23日清晨，李钟岳一改往日表现，开开心心和家人吃饭聊天，饭后还对妻子说照顾好身体，又检查了孩子的作业。最后来到厢房，和李镇川一块饮茶聊诗。

李镇川见李钟岳如此，心里非常开心，以为李钟岳打消死念，要好好活着了。所以，喝茶喝多了，李镇川想上厕所，便放心去了。可是等李镇川上厕所回来，眼前一幕，令其惊呆——因为李钟岳竟已悬梁自尽了。

这年李钟岳53岁。

李钟岳自杀的消息传出去后，舆论哗然，一方面对李钟岳之死表示痛惜，一方面开始把谴责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贵福和张曾扬。当时的知名报刊，比如《中外日报》、《申报》等，皆刊发了很多文章。不仅如此，上戏还专门把秋瑾一案拍成新剧，取名《六月雪》，进行演出。

清廷面对如此民愤，只好对张曾扬采取工作调动，把张曾扬调任江苏巡抚。但是江苏士、民得到消息后，立即发出通电拒绝。清廷只好对张曾扬再次调任，一番折腾，让张曾扬受尽舆论谴责，内心无比忧郁，仕途和人生全部跌入低谷，再也没有翻身之机会。贵福后来为了活命，改名赵景祺，伪满时期投日做了汉奸。

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说李钟岳。且说李钟岳自杀后，因他为官期间过于清廉，导致其连丧葬都成问题，其妻只得靠典当衣物和借贷，才把李钟岳的灵柩运回山东老家安葬。

后来（1912年），褚慧僧、吴芝瑛、徐自华等筹措费用，在西湖秋瑾墓旁边建了一座鉴湖秋瑾祠。

在祠中，专门摆上了一位特殊的人物灵位，他就是李钟岳——上题“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此举，若李钟岳在天有灵，定是最大之安慰。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