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被秘密杀害，22年后寻其遗骨9块，但又过20年才得以安葬

（说历史的女人——第1592期）

方志敏于1935年1月底（27日下午一点左右），在江西省怀玉山一带不幸被国民党刘振清旅士兵截住盘查抓捕，他们从方志敏身上搜到一枚章，上刻着“方志敏章”。同时被截住盘查抓捕的，还有刘畴西等红军领导人。（见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八军少将参谋长宋澄的供词《方志敏将军被刘振清旅捕获经过的详细情况》）

有关方志敏被捕前的情况，其实也是有必要做一个交代的。1934年11月的时候，方志敏和粟裕根据指示率领红军队伍孤军北上，不幸遭遇国民党王耀武的部队，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激战后，方志敏和粟裕率领少部分队伍突破重围。如此，方志敏便是安全的了。但是方志敏见还有队伍没有突破重围，他认为自己是领导人不能丢下队伍独自逃生，遂折回领导队伍。再次与敌激战中被打散后，这时方志敏如选择在白区隐蔽躲起来，存活几率依然很高，然方志敏认为自己是领导人，要严格执行上级命令，所以就依然不顾生命危险，向赣东北转移，结果在转移过程中被捕。

方志敏被俘后，先被带往上饶，在这里大概停了两天两夜，接受了少将参谋长宋澄、第八军军长赵观涛的审讯，但是方志敏顽强不屈，不仅没有屈服妥协，还在这里写了著名的《方志敏自述》。之后，方志敏被赵观涛军长亲自押送至南昌。

在南昌，方志敏经历了半年多的牢狱生涯，在这里，方志敏主要经历了两类事情：

第一类事情就是不断被敌人劝降。

在方志敏被押至南昌后，蒋介石立即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想尽一切办法劝降方志敏。有了蒋介石的密令，顾祝同自然十分用心，先后派遣国民党43旅旅长刘振清、玉山县县长王振寰、弋阳县县长张抡元、南昌行营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等人前去劝降。敌之劝降方式多种多样，采取的手段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不管敌人如何利诱和官诱，始终不能动摇方志敏的革命决心和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

之后顾祝同亲自出马，也劝降无果。当时《字林西报》的一名记者去监狱采访方志敏，方志敏的言谈令他十分敬佩，他对方志敏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奇特卓绝的人物。”而当时采访中，方志敏的一句话也表明了他的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难怪各路人马劝降皆无果。当时方志敏说：

“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

虽然劝降没有成功，但是国民党方面依然不死心，至该年六七月间时，蒋介石也曾来到南昌行营北营坊看守所，专门见了方志敏，做了一番谈话，实际是一番劝降，但是蒋介石的亲自出马也没有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很愤怒，乃留下密令处决方志敏。

实际上，在这个半年多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越狱。原因是顾祝同等劝降失败后，请示南京方面如何处理，回复是两个字：缓办。对革命同志心怀同情的看守高家骏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方志敏。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方志敏认为不投降，但也不能坐以待毙，有关此一节，方志敏在自己的遗稿中写得很清楚，他是这样写的：

“越狱是万死中去求一生，否则万死就是万死！不管成败如何，生一天就得努力一天！”

后来根据高家俊的回忆，他说方志敏在监狱中做通了十名看守的工作，由他们帮助方志敏越狱。当时方志敏有一个计划，那就是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由其安排人员和汽车至看守所附近接头。但是方志敏在监狱里，根本不知道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破坏，根本不可能取得联系。不管怎样，当时为了完成这个越狱计划，高家俊他们秘密找到看守所的前任所长凌凤梧（其因同情方志敏被调离）请其帮忙，当时凌凤梧表示无力相助，但是他说会为他们保守秘密，后来凌凤梧也确实守秘，并且暗中多次相助，比如协助高家俊给方志敏提供笔和纸，以及后来帮忙保存和转移方志敏的遗稿。

有关方志敏越狱这一节，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监狱狱长的胡逸民在回忆中，也提到了这些情况，与高家俊所说差不多。胡逸民为了协助方志敏越狱，还专门花了400元买通了当时的看守所所长，请其帮忙打开了方志敏的脚镣和手铐，但是因守卫森严，加上外界根本没有协助之力量，方志敏最终没有走出监狱的大门。

建国之后，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专门请高家俊和凌凤梧到家里做客，以表达当年他们善待和帮助丈夫方志敏的感激之情。

第二类事情便是写作。

越狱失败后，方志敏用敌人给他写投降材料的纸和笔（但这些纸和笔毕竟有限，因此大部分纸和笔都是由高家俊等偷偷去买来的），开始了革命创作。他写下了重要的名篇《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可爱的中国》《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等12篇遗稿，共计13.6万字。

在写作这些遗稿时，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避免被销毁，在诸多地方方志敏都采取了化名等方式。最后稿子写完后，在胡逸民、高家俊等人的帮助下，得以保存。按照方志敏的交代，要求把自己这些遗稿交给鲁迅的。但是高家俊（专门让女友程全昭来到南昌，暗中悄悄把方志敏遗稿带离南昌，带到上海，但没有见到鲁迅和宋庆龄）和胡逸民经过各种努力，一路辗转，最终都没能把稿子交到鲁迅手里，因为他们设法带着方志敏的书稿来到上海四川路找鲁迅时，鲁迅已经去世（1936年10月19日）。不过幸运的是，他们最终在1936年11月18日把手稿转到了章乃器、胡子婴夫妇手里。

但是没几天，根据胡子婴的回忆，可能因方志敏手稿或别的敏感问题，章乃器被捕。幸好当时没有搜查房子，丈夫被捕后。胡子婴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马上打电话给宋庆龄请求保存方志敏的遗稿，宋庆龄让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庵来取走稿子，保存在她那里。之后，宋庆龄把稿子秘密转给冯雪峰，冯雪峰再转给了潘汉年。

后来叶剑英在读到方志敏的遗稿时，感动落泪，写了一首诗，以文天祥比方志敏，原诗如下：

“血染东南半壁江，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方志敏在经历各种方式的劝降无果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失去了耐心，密令处死方志敏。在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被秘密杀害。根据后来凌凤梧的回忆，他说在8月6日清晨，看守员黄克明忽然来到他的室外叫门，把他从睡梦中叫醒，问及何事，黄克明说方志敏忽然被带了出去，大概是要处决了。凌凤梧清楚记得那天阴云密布，下着零星的雨。

因为当时处决方志敏是极其隐秘地进行，所以方志敏的遗体处理情况，鲜有人知。此后数十年，一直战火不熄，方志敏之忠骨隐落于何地，也成了一个谜团。

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于1955年，党中央决定寻找英烈方志敏的遗骨，在刘少奇主席的指示下，江西省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以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为小组组长。

但是因为线索缺失，调查工作进行很慢，直到两年后——1957年的春天，因为江西化纤厂要在南昌下沙窝开工，结果在建筑工地的现场，施工队的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忽然挖出一堆遗骨，还有一副生锈的脚镣。施工队立即把情况报告上去，调查小组立即一方面安排人赶到了现场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信息的可靠性，调查小组把凌凤梧也请了过来，并一起来到了现场。

经过仔细的地点确认，以及脚镣的辨认后——凌凤梧说这脚镣正是方志敏当年所戴的。听闻此言，在场之人，无不泪水盈眶。江西省委领导接到该消息后，立即指示把遗骨收集送往省公安厅法医工作室。调查小组按照要求，把现场的遗骨仔细装入一个木箱，经现场统计——一共79块。

方志敏遗骨的辨别工作，交由省公安厅青年法医张伟纳。当时为了确保遗骨鉴别的准确性，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堂弟方志纯等亲友向张伟纳提供了方志敏的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方志敏身高近一米八等（后经遗骨鉴定，方志敏生前身高约为1.77米）。

张伟纳对79块遗骨进行了仔细地清理和鉴别，最后发现这79块遗骨中有9块是方志敏的遗骨。对这个结果，组织上为了进一步确认，在1957年12月28日又派人送往上海。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专家们再次化验分析审验后，认为张伟纳的法医鉴定是没有错误的。于是，方志敏遗骨被最终确认。而方志敏的遗骨报官工作，也被交给了法医张伟纳。张伟纳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挑选了一个一尺宽三尺长的纸箱，把方志敏的9块遗骨单独包好存放其中，并在箱子外面贴了一张标签纸，上写“方志敏同志遗骨”。然后，就把箱子放在自己办公室的角落里，以避免被人碰到。

既然遗骨已经确定，组织上便开始安排建方志敏烈士墓，并于1965年建成。按照既定程序，墓已建好，便是安葬遗骨。但是在这一年，一段比较特殊的历史大幕开启后，诸多工作都被搁浅。时至1967年，一天早上，张伟纳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惊起一头冷汗，因为办公室里原先放置的十几箱遗骨及标本都不见了。接着他的助手出现了，说“军代表令人把这些骨头都搬到赣江畔给烧掉了”。接着，助手说，“墙角还有一箱，我原本打算等外面平静一点给你送去的。”

张伟纳急忙奔过去，那里存的正是方志敏的遗骨。他赶紧把箱子上的标签纸给撕了下来，然后把遗骨箱子放在法医室内的一个空水池里，接着在箱子上横了一块大木板，再在木板上摆放上瓶子罐子之类的物品。如此，看起来就成了一个工作台。

此后，10年，张伟纳就如一个卫士，日夜悄悄关注和守护着方志敏的遗骨，直到那段岁月的结束。

1977年8月6日，在方志敏殉难42周年的这一天，他的遗骨终得安葬。张伟纳在众人的陪护下，捧出了方志敏烈士的遗骨，并当众一一清点，正好9块。然后小心用红布包好，放进汉白玉特制的棺椁之中。

接着，在无数老百姓和老革命家的护送中，来到了修于南昌城外梅岭山区的墓地，方志敏的遗骨终于可以得以安葬，方志敏的英灵终于可以安息。方志敏的墓碑上写着笔迹熟悉的七个大字：方志敏烈士之墓。这七个大字，是13年前，即1964年5月21日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请毛泽东主席为方志敏写的。该年11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这7个字后，派人转交江西省委。结果一拖十年后，这七个字才被正式刻于方志敏的墓碑之上。

如今回看，方志敏在1935年被秘密杀害后，（1957年）22年后好不容易寻其遗骨9块，但却因历史原因，一拖又再过20年（1977年）才得以安葬，这个过程真是不易！

——惟愿英烈安息，愿我们永远铭记英烈之志和精神。

在最后，愿我们以英烈之遗言共勉之——

“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纯无伪。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今日写这封信，是我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方志敏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写于囚室）”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