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广东挖出无底黑洞，传言是日本人宝藏，专家到来揭开千年隐秘

文|李冕智

编辑|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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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广州象岗山一处工地上，一辆挖掘机正在工作。

忽然，铲斗前端似乎碰到什么坚硬物，机械臂卡在半空动弹不得，一旁待命的工人们赶忙上前观察，发现铲斗进退两难之处是一块石板，铁青色的表面仿佛青铜器一般。

工人们见状只好用铁铲、十字镐对付这块“硬骨头”，当他们把石板上的砂石和土层清理干净后发现，方圆几丈的地面都是由这些硕大无比、形状规则的石板组成，板间缝隙狭小。

工人们没多想，为了继续施工，他们使用丁字镐顺着石板的缝隙强行撬开。

随着土石方的移动，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内里漆黑一片难以视物，工人们只觉得阵阵阴风从洞口涌出，将恼人的暑意消弭于无形。

有人猜测这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藏宝洞，其间宝藏无数，可当政府派遣的考古专家来到现场后，却判断这个洞穴的价值远超所谓的日本人藏宝洞。

那么，这个洞穴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它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的历史？

接下来请听笔者娓娓道来。

无底黑洞的发现

由于洞穴不知深浅，所以工人们不敢轻举妄动，恰好负责工地现场的基建科长邓钦友路过现场，见此处人头攒动，便凑上去一探究竟。

当他从工友口中得知发现无底黑洞的来龙去脉后，直觉告诉他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迅速上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同时联系到了广东省文物局，请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前来一探究竟。

在邓钦友紧急联系各方，并调度工人们保护现场时，此事已在工地里传开，成为工友们空闲时的谈资。

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洞穴的真面目，有人想起了过去的见闻，猜测可能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藏宝洞，里面藏有当年侵华战争掠夺的财富。

有人说是当年四野解放广东时，所修建的防空洞，也有人粗通地理，认为这是地质运动的巧合，大自然的奇迹，更有甚者猜测这是外星文明的遗留。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了解象岗山及此处工地往事的邓钦友，对洞穴的真面目，已经有了大致的猜测方向。

象岗山位于广州越秀山最西面，由于形如卧象，所以被命名为象岗山。

虽然象岗山只是一座海拔不到五十米的小山包，但其地理位置造就了它在军事上的独特地位，自古以来就被统治者作为扼守广州城的天然屏障对待。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军入驻此地，在此处挖掘掩体，将其打造为军事禁区，直到两广局势稳定后才逐渐解禁。

改革开放后，象岗山划为建设用地，随着工程队的入驻，昔日的军事重地上，一座公寓大楼拔地而起。

不过，在施工工程中，曾发生过一些小插曲，虽然工地上的工人们来来去去换了几批，知情者甚少，但始终负责这一项目的邓钦友，却始终记忆犹新，而那也是他紧急联系广东省文物局的原因所在。

话分两头，文物局的值班人员黄淼章在接到邓钦友的电话后，火速与同事驱车赶往象岗山工地。

在前往现场的途中，黄淼章的内心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比起工人之间传说的“日军藏宝洞”，黄淼章更愿意相信那是一座古人留下的坟墓，而且根据邓钦友在电话中的描述，单从洞口规格上看，这座古墓恐怕来头不小。

而黄淼章之所以心怀忐忑，与那个年代的一股恶劣的社会风气脱不了干系。

盗墓猖獗的疯狂年代

说起“文物浩劫”，许多人下意识可能会想到六七十年代那十年，但实际上，20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的盗墓走私文物狂潮，比起那十年对中国文物的破坏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改革开放后，对外交流的窗口打开为中国的经济注入活力与生机，但与此同时，也令国内外许多心怀歹念的投机分子借此机会打通走私渠道，间接推动了盗墓热潮的出现。

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浩浩荡荡的人群加入到挖掘古墓的浪潮中，他们有的翻山越岭寻龙点穴，有的则就地在家乡大范围发掘，哪怕在山岗上打满窟窿眼，也要寻出个所以然来。

上到皇亲国戚、王公贵族，下到地方乡绅，都没能逃过这场“狂欢”。

据统计，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二十年里，全国至少有30-40万座古墓被盗，300-400万件珍奇古玩流失，或被国内私人收藏家收入囊中，或走私至海外，平均每天有1.7座古墓被盗，每小时有17件古董被破坏。

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份，是古代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千年来积攒的文化底蕴非同一般，所以在那个疯狂年代，当地群众之间常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致富，去挖墓，一夜成为万元户。”

光从这句话，就足以见得这门无本万利的买卖，是如何勾起人们心底的欲望。

因此，对于国内的考古学家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他们心碎的年代，眼见传承千年的文明底蕴像牛嚼牡丹般被暴力破坏，他们却无能为力，这如何不叫人痛心呢？

这正是黄淼章所担忧的，而且类似的事件在象岗山早已发生。

象岗山工程前期，工人们在山体中发掘出几座古墓，年份从魏晋直到明代皆能考据，当地文物局得知这一消息后，每次都派人前来勘探，甚至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一度接管整个象岗山工地，发掘其考古价值，可文物局却屡屡失望而归，因为这些古墓早已被盗墓者光顾，只留下空荡荡的墓室。

随着挖掘工程的深入，专家们判断山体内已经不可能藏有古墓，于是考古工作也就没有了下文，象岗山重启之前的建设项目。

可如今工地上的新发现，不仅推翻了之前专家的判断，也在黄淼章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倘若所谓的“无底黑洞”内是一座古墓，光是修建这座坟墓所需要的工程量和需要调动的劳动力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也从侧面反应了墓主身份的显赫程度。

在广州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能力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能说少，但也绝对不多，这些大人物无一不是史书留名之人，其中还有几位裂土封王，割据一方。

因此，如果象岗山的洞穴只是日本鬼子的藏宝洞，那价值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可要真是一座古墓，而且已经惨遭盗墓贼毒手，那对于黄淼章的心态打击可就太沉重了。

黄淼章思绪漂浮九霄之外，不知不觉中，汽车已驶进目的地，勘探工作正式开始。

南越王的传说

黄淼章匍匐身子趴在洞口处，借着手电筒发出的灯光查探洞内情况。

之所以没有使用强光灯，是因为其红外线和紫外线辐射太强，容易造成文物纤维和结构断裂。

饶是如此，黄淼章还是凭借微弱的光线发现了洞内藏有一尊巨大的铜鼎，并对洞穴内部的石壁进行大致观察。

根据石壁造型，黄淼章初步判断，之前象岗山出土的古墓与这座古墓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其年代至少可以追溯至汉代，考古价值不可估量。

黄淼章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当即联系上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麦英豪先生，麦先生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考古学家，听闻黄淼章的汇报后，麦英豪身体如触电一般，神色激动，火速赶往象岗山。

麦英豪之所以如此突然如此亢奋，是因为他与黄淼章都想到同一个可能：这座古墓或许是南越王室墓地，更大胆一些，没准是南越初代国王赵佗之墓！

南越国建立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远离中原的岭南地区在中原人心目中向来是神秘的代名词，而南越开国君主赵佗的坟墓，更是具备几分神话色彩。

据说赵佗出殡当天，古番禺城全城戒备，送葬队伍故布疑阵，由多支完全相同的队伍抬棺向不同方向走去，流程完全相同。

除此之外，赵佗的后人还留下数十座疑冢扰乱视听，饶是如此，在随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还是有无数盗墓者对南越王墓趋之若鹜，因为有传闻，赵佗将那些能够代表他一生荣耀的珍宝都带进了地下世界，与之长眠。

比如王范撰《交广二州记》时记录了韩暨的临终遗言：“越王赵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其垅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

韩暨活跃于东汉末年，足见从那时起，便有了关于赵佗之墓的流言。

而在这份遗言中，韩暨还回忆了同一时期，吴王孙权为了追寻南越王墓中的财宝，居然派遣大将吕瑜率5000兵士前往岭南一带大动干戈，掘地三尺，可最终也只是寻到赵佗的曾孙赵婴齐的墓葬。

时间回到当下，麦英豪现场再度确认，古墓是汉代大型墓葬后，立即遣散了工人，派遣专门人员驻守，并封锁了古墓的消息。

不过古墓究竟有没有被盗犹未可知，于是麦英豪让身材瘦小、身手矫健的黄淼章顺着绳索先行进入地下宫殿进行查探。

就着生涩呛鼻的空气，黄淼章小心翼翼地落脚，举起手电筒只是一扫，眼前的景象令他热泪盈眶，只见他所处的墓室内，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色青铜器、铁器。

甚至在不远处，还有一整套青铜编钟，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它们映照着历史的光芒，似乎在为重见天日欢欣鼓舞。

虽不能确定墓主的真实身份，但麦英豪可以笃定，这是一座完好无损的汉代王族墓葬。

事关重大，他将此事上报中央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急召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和广州博物馆馆长进京汇报情况。

最终在得到国务院批准后，该墓穴于1983年8月25日上午9时正式开展发掘工作。

随后的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从墓穴中找到一块刻有“文帝行玺”的龙钮金印以及刻有“赵眜”二字的玉印，终于确认墓主原来是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文王赵眜。

而这两枚印鉴的发现，也为历史学家揭开了一段尘封两千余年的隐秘。

南越国的由来

公元前214年，酝酿多年的灵渠通航，南北水道由此贯通，得到充足粮草供应的秦军，在任嚣、赵佗的统帅下势如破竹，于同年将混乱的岭南地区正式纳入秦朝的版图。

公元前209年，随着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爆发，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天下再度回到群雄割据的局面。

虽然同为大秦疆土，但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岭南一带向来是蛮夷之地，不值得费心，不过这也使得岭南偏安一隅，免遭战乱侵袭。

任嚣见大秦式微，无暇南顾，于是生出割据一方的念头，不过此时任嚣已病入膏肓，无力挥洒野心。

所以他将割据岭南的野望传承给了部下赵佗，令其代行南海郡的职务，嘱其依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之利建国。

公元前205年，任嚣病逝一年后，坐拥南海郡的赵佗发动了对桂林郡、象郡的战争，虽物是人非，但秦军之威不堕当年，不到一年的时间，赵佗便统一了秦朝所设置的岭南三郡，并在公元前204年正式建国称王，史称南越国。

尽管岭南远离中原，偏安一隅，但赵佗却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倘若中原大局已定，那么新王朝必然会将目光投向岭南，到时无险可守的岭南难逃被兼并统一的命运，而作为南越君主的赵家王室也难以善终。

汉高祖刘邦一代枭雄，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识到对于刚刚建立的汉朝来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更为重要。

况且当时的岭南开发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原一带，就算收复，对王朝的实力提升也不大。

因此，刘邦派出使节游说赵佗，识时务者为俊杰，赵佗无意与汉帝国抗衡，便接受了刘邦所赐南越王印绶，南越国成为大汉藩属国。

说起来，在人均寿命较短的古代，赵佗可谓是实打实的“长命百岁”，他熬死了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甚至把自己的儿子都熬死了，直到高祖的曾孙武帝即位时，才坦然离世，足足活了103岁！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赵佗虽然表面臣服于大汉朝廷，但实际上还是割据一方的大势力，自主权远大于其他诸侯国。

不仅如此，赵佗心中始终没有放弃裂土为王的野心，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赵佗与赵眜（赵佗之孙，南越第二代君主）一直在南越国内以天子自居，只有在觐见汉家天子时才以称王。

而在《汉书·南粤传》中有过一段记载，称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为了讨好中央朝廷，“藏其先武帝文帝玺”，直接证明了赵佗与赵眜在南越自称武帝、文帝，并将使用的印鉴称为玺。

要知道，汉朝沿用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等级森严，规定只有皇帝使用的印鉴才能称作玺，其他诸侯王、各级官员只能称印，毫无疑问，赵佗与赵眜的行为是对汉家天子的极大僭越。

不过，这始终是史书记载，后世史学家难以证实，直到象岗山南越王墓发掘过程中，“文帝行玺”的发现，才证明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文帝何许人也？自然不可能是汉文帝，恰恰就是南越文帝赵眜是也。

南越文化

虽然墓穴并非传说中的赵佗之墓，但南越文帝赵眜之墓的价值同样不可估量，是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

据统计，南越王墓中一共出土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套，总计万余件，数量之巨，就连大名鼎鼎的马王堆汉墓，都无法与之媲美。

从南越王墓本身及其出土的文物，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西汉秦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通过南越王墓的整体规划设计，考古学家们发现，其设计风格、选材等方面，与同时期北方诸侯王流行的崖洞墓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在墓道的填封材料上，北方诸侯王崖洞墓选择用土石填塞，这种填封方式在岭南极其少见，可南越王墓中的墓道及外藏椁位置却对标崖洞墓，同样是土石填封。

由于广州地区的地质环境不适合凿山造横穴崖洞墓，所以南越王墓施工时，墓主特地采用运石造墓的方式，人为塑造石质环境，既体现了墓主人对北方文化的向往，也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思想。

但在墓室布局方面，南越王墓又与北方诸侯王墓使用的高低错落、形式多样、充满立体感的墓室布局不同，它采取了扁平化的箱盒式墓室布局，实际上是受到南越传统丧葬习俗的影响。

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铁器，种类繁多，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赏玩器等，从器物上的铭文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器物是由南越本地制造。

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

所以墓中出土的大型南越式铁鼎和铁武器，应该都是本地制造，侧面说明了当时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南越，同样具备自己的制铁工业。

不仅如此，南越国其他手工业部门同样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南越的制玉工坊。

南越王墓中出土了244件玉器，其中最具重量级的就是赵眜身着的丝缕玉衣，这也是至今所知的唯一一件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整件玉衣共有2291块玉片，以麻布丝线编缀黏连而成。

其奢华程度、精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玉片选材、琢磨都是由南越本土完成，反映了当时南越高超的制玉技术。

偏居一隅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但也由于交通的不便，为文化传播与交流增添阻碍，所以直至春秋战国时代，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与中原文化相比相对落后。

可随着秦帝国的扩张，这种地域的隔阂被逐渐消弭，赵佗任龙川令期间，还曾向秦始皇提出建议：“求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补衣,秦皇帝可其五千”。

推动了大批中原汉人南迁，为岭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推动了民族融合。

而作为南越的统治者，赵氏家族原为秦国贵族官僚后代，生活作风带着鲜明的秦文化色彩，同时越地又与楚地相连，秦文化、楚文化、中原汉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的融合，铸就了南越文化的多样性。

在南越王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玻璃制品、非洲象牙舶来品，这也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批舶来品。

自古以来越人善舟，早在秦汉时期便能通过季风运行规律进行近海航行，而这些舶来品的发现，说明南越国与东南亚诸国具有一定的经济交流，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如今，政府在南越王墓址修建了宏伟的博物馆，向游客展示南越文化的独特魅力。

南越王墓的发现，为广府文化追根溯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一件件或精致或古拙的珍宝，人们仿佛能跨越千年时光，感受到先民们为建设家园与天斗与地斗的顽强意志，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