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俄跨国列车遭悍匪劫奸数日，中央闻讯震怒：跨国缉捕

1993年6月，一份密函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紧急地送往了中国北京。极短的时间内，这份密函先后出现在了中国公安部部长与党中央最高领导的办公桌上。

令人惊讶的是，在阅读完这份密函后，党中央各级领导无不震怒，立马做出批示，要求尽快破案，严惩罪犯。

原来，就在几天前，一趟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过去的六天旅途中，先后遭遇三伙不同的中国劫匪轮番洗劫，20多名中国旅客惨遭抢劫、3名中国妇女被数十名暴徒多次强奸、轮奸，多名旅客被暴徒打伤、打残，生命垂危。

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初步核算，单单是被抢劫的现金就足足有7000多美元、近百万卢布与大量的人民币，算上被抢劫的金首饰与贵重物品，涉案价值高达百万人民币，堪称是我国建国以来列车抢劫第一大案！

鉴于案情重大且又是跨国犯罪，为了早日将凶手缉拿归案，中央下了大决心，作出罕见的批示：跨国追捕凶犯。

那么，这场大劫案是如何发生的？凶手又是怎么样落网的呢？

1959年6月，经中苏蒙三国的协商设定的首条三国国际线路，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旅客列车正式开行，其中，有中方负责的中国境内车次为K3/4号列车。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作为中国与苏联、蒙古两国在陆路上最为便捷、最为快速的交通方案，这趟国际列车在几十年的时间中经久不衰，行驶了数千万公里，安全运动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百万旅客。

为中国与亚欧大陆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有着“中华第一车”的美誉。

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后，由于苏联的解体，经历政治剧变的俄罗斯国内巨量的轻工业需求来自中国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纷纷带着货物与钱财，通过K3/4这列“黄金列车”，前往俄罗斯发家致富。

但是，自古以来，商路都多生贼众，K3/4列车也不例外。1990年后，发生在K3/4列车上的犯罪行为就开始呈几何倍数增长，偷盗、贩毒、卖淫、嫖娼、走私、杀人、强奸等等情况在这趟列车上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受制于K3/4列车的特殊政治属性，来自中国的列车警察必须要在二连浩特站以前下车，而当列车进入到俄罗斯国境时，俄罗斯警方也不会为列车配备乘警。

这便让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风险大大降低，渐渐地，曾经的黄金列车逐渐地转变为了犯罪列车。

1993年5月26日，邵迅与自己的五名同伙在北京站登上了当天开往莫斯科的K 3/4列车。自从一年前入伙犯罪集团以来，他已经跟随着团伙完成了十余起的抢劫案，也算得上是老手了。

与其他劫匪不同，邵迅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抢劫，而是打探消息和负责开门，行业里俗称“点道的”。

由于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所以他可以轻易地在列车上打探到哪些人是来自上海的富商或者是“倒爷”，并且可以凭借自己的上海口音与受害者套近乎，让他们打开包房以帮助团伙完成抢劫。

也正因为由他的存在，他的团伙敢于在第一时间抢劫，快其他团伙一步。火车刚发车，邵迅团伙便按计划躲在了包间中，归纳打听到的消息，制定抢劫目标，准备器械。

等到27日晚上，中国乘警刚刚在二连浩特站下车，他们就一股脑地从包房里涌了出来，顺着车厢，按照原定的计划，由邵迅先“拍门”，其他人手持麻醉枪、西瓜刀、匕首等凶器随即开始抢劫。

邵迅团伙的抢劫效率非常之高，敲不开的房门扭头就走马上换目标，遇到不听话、敢反抗的受害者就直接下刀。

所以极短的时间内，邵迅团伙就完成了本次抢劫，盆满钵满的在乌兰巴托站下车，趁着人流逃之夭夭。

5月27日夜晚，列车缓缓地驶入俄罗斯国境内的伊兰斯卡亚站，在这里，由“二姐”赵金华和“朱三”朱兴金为首的犯罪集团再次登上了列车并开始了抢劫。

但由于此前列车上的富商已经被邵迅团伙抢劫一通，所以并没有剩下多少的油水可捞，朱赵团伙几次抢劫都没抢到什么东西。

看到这种情况，朱兴金与赵金华极为愤怒，直接召集自己的同伙们将车厢一节一节地堵了起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进行搜刮，抢劫了足足四天，甚至连旅客的金牙、陶瓷牙都要拔下来，贵重一点的衣服裤子都不放过。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朱赵团伙的洗劫还没结束，四天后的5月31日，莫斯科黑道中最臭名昭著的中国匪徒牛顿又带领着自己的小弟登上了列车，准备分这最后一杯羹。

于是朱赵和牛顿两个犯罪同伙极为巧合地在列车上碰了面。按理来说，同行是冤家，两伙劫匪碰面总该不会太和平。

可令人意外的是，朱赵、牛顿两个团伙不仅发生火并、黑吃黑等情况，反而是十分地配合，你抢你的，我抢我的，大家互不相干。

朱赵和牛顿的团伙都崇尚暴力，且胆子更大，简直就是一帮亡命之徒。他们抢劫时根本不分目标，无论穷富，只要是旅客他们就抢。有时候实施抢劫前，他们往往会先将受害者打一顿，再实施抢劫。

而被抢的人若是女性，面临的将是更加可怕的境地。在大劫案中，有两位女性受害者是我们派往东欧访问的专业学者，她与她的女留学生便惨遭匪徒的毒手。

两人被两个团伙所瓜分，每个人分别被轮奸侮辱数十小时，参与犯罪的男性多达十余人，这简直就是反人类的暴行！

最终，在经历了六天六夜的疯狂抢劫后，K3/4列车在终点莫斯科站停下，打开列车门的那一刻，无数的受害者蜂拥而出，挤进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请求国家的帮助，那些猪狗不如的匪徒们则早就借着人流溜走了。

在收到受害人的举报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没有丝毫迟疑，紧急安排了受害者的衣食住行，并向他们询问了案件的详细资料，随后紧急将案件信息写成密函发给中央。

党中央在详细讨论后，迅速做出指示，要求尽全力侦破此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务必保证中俄国际列车的安全性，保护中国的海外国民，更要保住中国的国威！

作为本次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的负责部门，中国公安部一刻都不敢怠慢，立马联系了中共铁路公安部门，与申请与铁路公安部门联合侦破此案。

公安部与铁路公安部门一拍即合，由二者组建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专案组成立，其中的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胡安福、铁路局公安局副局长张起增等人。

不夸张地说，铁路公安系统与公安部的一半精英警员都在这个专案组中，但警员阵容豪华，并不就意味着解决该案件轻而易举了。

恰恰相反，在当时的中国哪怕是将全部的精英警员都集合起来，都不敢说能百分百地侦破案件，抓获凶手。

毕竟这个案件太过于复杂，不仅涉及的犯罪分子和犯罪势力众多，而且还是发生在外国领土犯罪案件，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演变为外交问题。

此时的中方想要尽快破案，开展下一步工作，只能先将希望寄托在俄罗斯警方，期待他们能够给予中方跨国办案的机会。

好在俄罗斯警方没有辜负中方的期待，仅用几天时间，就在莫斯科抓获了参与犯罪的朱赵犯罪团伙的首领赵金华与朱兴金。

听到这个消息，专案组十分高兴，当即向中央申请前往莫斯科进行朱赵二人的审判与其他嫌犯的抓捕工作。

参与本次大劫案的匪徒中，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道上俗称“北京帮”。

北京帮的成员关系负责，大部分匪徒相互之间都是老乡、亲友，其内部的联络网交织反复，消息敏捷。

当朱赵二人被抓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北京帮的匪徒们便纷纷的躲藏起来，或者是乘坐K3/4列车从莫斯科潜逃回国内。

为了保证本次案件的顺利侦破，重案组在制定跨国追捕的计划时，特意将抓捕队伍分为了两批人马，制定了两个不同的计划，从两个角度切入案件，务必不让一个罪犯成为漏网之鱼。

其中，由北京铁道公安局副局长姜战林率领一支队伍，通过国家渠道直飞莫斯科，协助俄罗斯警方进行朱赵二人的审讯工作，争取在第一时间内拿到有关犯罪分子的第一手资料。

北京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程亚力则率领另一支队伍，以便衣的身份乘坐K3/4列车前往莫斯科，一边保护乘客的安全，避免悲剧的重演，一边在列车上打探有关犯罪分子的消息。

这个方案得到了公安部门上级领导的认可，一场跨国追凶的大戏正式拉开了帷幕。

6月9日，姜战林一行人的专机在莫斯科国际机场缓缓降落。飞行了十几个小时的他们顾不上休息，直接前往了关押朱赵二人的监狱，开展审讯工作。

在姜战林等人没有到来之前，俄罗斯方面的警方已经对赵和朱二人进行了多次的审讯，可惜二人的经验十分老道，无论俄罗斯警方用什么办法，两人就是不说话，致使俄罗斯警方在大劫案的侦破上陷入了僵局。

然而对于姜战林来说，这样的审讯却并非难事。因为在他以往的办案经历中，像朱、赵二人的异地犯罪罪犯可谓屡见不鲜。

在他看来，这种常年出没在异地的罪犯与一般的罪犯不同，他们大多都十分好面子，要尊严，不肯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犯罪行为告知家中。

每每与家中联系的时候，都会装成自己是在外面做正经生意的人，向亲朋好友掩

盖自己的犯罪事实，担心自己的家庭受到自己的影响。

所以在审讯朱赵二人时，经验丰富的姜战林直接利用将赵金华与朱兴金的家庭与亲友搬了出来，晓之以情动之以情地说服二人，配合警方行动。

一听到自己的身份要被家里人得知，此前还不可一世的朱赵二人立马松口，态度发生了180度的逆转，

直接将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说了出来，请求警方的从轻发落。

如此一来，姜战林迅速地掌握了盘踞莫斯科的华人犯罪集团的大部分的详细信息，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大劫案牛顿团伙、多次在K3/4列车上进行抢劫的苗炳林团伙、以及这些犯罪团伙的窝藏的据点、人员配置、武器配置等等。

话分两头，在姜战林这边计划的顺利进行时，程亚力一行人也正乘坐着K3/4前往莫斯科。不过相比于姜战林一队相对轻松的审讯任务来说，程亚力一队的任务便有些艰巨了。

一般来说，根据跨国办案的基本原则，程亚力一队在乘国际列车时，不允许佩戴任何的武器进入俄罗斯边境，很多警察都是随后在背包中揣了个锁头甚至是擀面杖用以防身。

以这样的装备在列车上调查案件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万一身份暴露，几人的结局必然是凶多吉少。

但尽管条件艰难，危险巨大，他们还是坚持在列车上执行任务，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四处观察，打探车上的可疑人员，争取为破案取得线索。

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程亚力等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仅仅在第二天，他们便遇到了一名对案件至关重要的人物，罪犯牛顿的情人——珍珍。

作为牛顿的枕边人，珍珍经常通过K3/4列车往返于中俄两国，帮助牛顿打探消息、销赃，深受牛顿的信任。

但根据警员了解到的情况，珍珍由于常年与拥有暴力倾向的牛顿相处，早就想要逃离牛顿、脱离他控制的想法了，简直就是我方可以争取的不二人选。

于是在确认了珍珍的想法与意图后，程亚力立马决定与珍珍进行了接触，并在取得了珍珍的信任，从她的口中得知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凭借中方提供的情报，俄罗斯警方顺藤摸瓜地突袭了很多犯罪分子的据点，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等到姜战林与程亚力两方面会和时，尚且在逃的莫斯科犯罪集团仅仅剩下了牛顿与苗炳林两大犯罪集团的残部龟缩在莫斯科的角落里，不敢露头。

根据二人被捕的手下交代，他们两人的反侦查意识极高，有很多私密的据点就连他们也不知道，案件便在此陷入了僵局，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中方都没能取得任何收获。

这使得中国警方遭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身为负责人的程亚力与姜战林更是愁得寝食不安，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前重复地翻看阅读过无数遍的线索，寻找着蛛丝马迹。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失败的情绪几乎快要吞噬整个团队时，牛顿的情人珍珍再一次送来了重要的情报：

有人知道牛顿此时的住所，并愿意与中国的警察进行沟通。

原来，牛顿团伙曾经多次带人抢劫过莫斯科当地的富裕华人商贩，搞得莫斯科华人商圈苦不堪言，李某便是一位曾经被牛顿抢劫过的受害者。

一直以来，李某都在等机会报仇，但奈何牛顿的势力不小，华人身份的他难以得到莫斯科警方的专心照顾。

而中方专案组的到来则让李某看到了机会，他深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中方警察逮捕牛顿这位胆大包天的罪犯，也算是为自己报仇了。

其实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莫斯科华人圈里成长为一方富甲，李某自己也有一些特殊的手段，能够找到牛顿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李某不早早地将消息透露给警方，反而是等到7月末才敢和警方接触。

收到李某传来的消息后，程亚力等人的心中仿佛有一颗大石头落了地，马上派人在华人圈里打探了一下李某的说法并得到了准确的答复，李某所言属实。

程亚力没有犹豫，通过珍珍向李某传达了中方的意思，与李某进行了会面，从他的手上要到了牛顿的位置，并表示了感谢。

不久后，通过李某提供的消息，俄罗斯警方迅速行动，将牛顿团伙一网打尽，头目牛顿被抓。根据牛顿团伙成员的口供，警方再次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苗炳林团伙的住处，亲手抓获了那位龟缩在家的莫斯科抢劫“祖师爷”苗炳林。

莫斯科之所以拥有那么多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苗炳林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牛顿与赵金华等人都是看着他靠抢劫发家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最终，以苗炳林、赵金华、朱兴金、牛顿等人为首的极大犯罪团伙悉数被捕，总计71人。

同年8月31日，在中俄双方的秘密协商之下，参与本次犯罪的嫌疑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被逐次地遣返回国内，震惊一时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告破！

此后，身在俄罗斯的华人以及乘坐K3/4列车的旅客从此再也不必为抢劫而提心吊胆，曾经沟通中俄蒙三国的“中华第一车”，也重新恢复了往日的辉煌。

1994年10月7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北京公开审理大劫案中牛顿团伙嫌疑人，被告人首犯牛顿被判决死刑。

其团伙中的二三把手、邢忠实、秦志彤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四把手张文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其他犯罪情节较轻的嫌疑人，也均被判处3-10年的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次判决之后，以牛顿为首等几人再次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12月7日，牛顿被处以死刑。

至于牛顿团伙之外的其他犯罪集团成员以及首领，也均在回国后被审判。参与本次犯罪被捕的71人中，3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含死刑），14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真可谓大快人心。

2011年，当年先警方一步逃回中国的贾小明、宗立勇两人也在潜逃十八年后被中国警方抓获。经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贾小明、宗立勇两人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同年八月，参与过93年中俄列车大劫案的最后一名在逃人员邵迅也被警方抓获，当年的漏网之鱼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但值得一提的是，邵迅被抓时，这位当年在团伙中负责“拍门”的小弟，在经历了18年的逃亡生涯后奇迹般地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了成了国内慈善界有名的千万富商，多次为我国的自然灾害救助与教育事业进行捐款。

也正因此，考虑到邵迅的慈善行为与诚恳的认错态度，2012年2月09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邵迅采取了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至此，邵迅戏剧性的逃亡生涯为当年震惊中央的93年国际列车大劫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真是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