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后卫团神秘失踪，中央三次调查无果，70年后山村民俗还原真相

2016年12月，贵州人民政府的一封批复公函，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批准龙云同志为烈士。”

在这封公函中，政府部门不仅明确了红军战士龙云的烈士身份，还将其籍贯由病卒地湖南进一步更正至云南贵州。

籍贯地的变更，让人们重新注意到了那场伤亡惨重的甘溪战役。

甘溪艰苦一战，龙云烈士单枪匹马闯出敌人包围圈，却因叛徒出卖，再一次落入了敌人手中，不幸遇难。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曾多次委派人手，想要调查清楚在甘溪一战中，龙云率领的红军后卫团在贵州神秘失踪一事，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本以为这项调查会就此落空成为悬案，但2002年的一天，时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杨又铸同志，竟在机缘巧合下揭开了“悬案”的真相。

“是当地的民俗文化，让我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

杨又铸表示，正是在访查当地民俗文化时，他与一位老人相遇，这才揭开了悬案真相。

他的话，让外界更加好奇了。

那场伤亡惨重的甘溪战役后，红军后卫团为何神秘失踪，只剩龙云烈士一人闯出敌人包围圈？

中央数次调查无果的谜题，又为什么会因民俗文化而找到突破口？

2002年，杨又铸同志再次来到了石阡县困牛山一带。

自从上任该县的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他就曾数次奔波往返困牛山，想要弄清心中的谜题。

在翻看党史资料时，杨又铸发现，1934年反围剿时期，在完成掩护任务后，负责垫后工作的红52团在困牛山一带神秘消失，音讯全无。

而困牛山当地的史料上，却只含糊写着一句“800名红军战士在此地跳崖”的记录。

会不会跳崖的红军战士，就是那神秘失踪的红52团？

为了能尽快解开谜题，杨又铸只能再一次来到困牛山，试着发现一些其他线索。

走着走着，杨又铸就有了新发现。

在一处山崖下面，几个村民正一边焚烧着纸钱，一边将纸钱挥散到空中，神态非常虔诚。

“今天是重阳节，难道这些村民的亲人曾在这里去世吗？”

杨又铸快走了几步，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村民的回答，却让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面对疑惑不已的杨又铸，村民们表示，他们在这里祭奠，并不是为了亲人，而是为了纪念在革命战争时期，在这里悲壮跳崖的红军们。

当年，如果不是红军大义舍身相救，恐怕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家破人亡。

等到战争平息之后，因为感念红军的付出，老一辈的村民便自发决定，每年都要来到这里祭奠红军，并将这个祭奠活动作为村中的民俗，代代传承。

难道说，困牛山党史上记录的跳崖红军，就是牺牲在这个山崖里吗？

反应过来的杨又铸，连忙询问村民，是否知道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是哪一个部队的。

但让他失望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负责祭奠的村民也记不太清了，简单回答几句后，便指了一条路出来，让杨又铸沿路直走，去问在那里安家的一位老人。

“他是村里的老一辈了，应该知道你要问的事情。”

村民们表示，在路的尽头，住着一位名叫蔡应举的老人，今年已经98岁了。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的回答应该更加可靠真实。

来不及思考过多，向村民道谢之后，杨又铸便匆匆忙忙赶路，奔向了目的地。

直觉告诉杨又铸，那里有他苦苦找寻的谜题真相。

终于，一番跋涉之后，杨又铸见到了蔡应举老人。在听闻他的来意之后，蔡应举缓缓点头，证实了杨又铸的猜想。

“你想的没错，这个祭奠活动，的确是为了当年跳崖的红军而设立的。”

短暂沉吟过后，蔡应举表示，那还是在1934年的秋天，当时红军正在困牛山与敌人激战。他们选择跳崖，其实是为了保护山中的村民。

紧接着，蔡应举又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支跳崖的部队，好像隶属于红六军团。”

听到这里，杨又铸顿时紧张了起来。他意识到，那个被埋藏70年之久的谜题，真的到了揭晓真相的一刻。

如果跳崖部队真的隶属于红六军团，那这个负责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打前锋的先头部队，究竟在这里遭遇了什么？

而这个村民口中为救人而牺牲的热血部队，又究竟与伤亡惨重的甘溪战役有多少关系？

似乎是看出了杨又铸的急迫，蔡应举老人详详细细，将1934年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

“六军团应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

1934年10月，一封加急电报打破了红六军团的宁静。

面对这封语气急切的电报，红六军团团长任弼时一时间有些讶然。

三个月前，由于战略失误，我军革命大本营——中央苏区陷入敌人包围，形势十分险峻。

为了分担苏区战斗压力，中央领导下令，先后发动红七与红六军团两股先遣作战兵力，一支北上，一支西进，争取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建立联系。

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就是继红七先遣队后，第二支由苏区出发的战斗队伍。

不过与红七团不同的是，由于已经明白我军突围意图，红六军团在出征最伊始，就已经遭遇了敌人的猛烈火力攻击。

1934年8月23日，当红六军团按照原定计划行进至湘江一带时，意外发现敌方重将何健，已在湘江对岸完成军事搭建，只等我军渡江时给予痛击。

一方是准备就绪的敌人，一方是刚刚经历一场恶战的我军战士，即使是作为我军作战主力的红六军团，也无力再继续与强敌展开鏖战。

紧急商讨过后，任弼时决定，放弃西渡湘江计划，折回处于粤湘交界处的阳明山地区，进一步储备作战力量。

但等到了阳明山一带，任弼时才发现，这里的地形并不利于我军防守作战。

原来，阳明山一带虽交通便捷，方便撤退，但同时也物产稀少，无法支撑军队生活所需。

稍有不慎，交通便捷的优势便会转化为劣势，成为敌人趁机集结部队，借力攻打我军的主要着手点。

无奈之下，红六军团只能再次突围，试图从广西北部撕开一条突破口，尽力向原定路线迂回。

但是，察觉到红六军团用意的敌方，早早派遣桂军迎敌，意图堵住我军南下通道；

而另一边，已经占据湖南主要战场的湘军，同样害怕红六军团遇挫折返，所以紧随桂军，派出大量兵力南下施压，想要将红六军团逼出湖南地界。

可以说，此时的红六军团，面临的是敌方重兵前后夹击的危险处境。

1934年9月8日，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红六军团终于占领了桂北的资源县城，赢得战斗的初步胜利。

但是，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差距太过明显，即使勉力成功横渡湘江，红六军团的伤亡也不容乐观，急需休整。

很显然，敌方势要斩破我军先锋军队，并不准备给红六军团过多休息的时间。

1934年9月20日，经过数次拉锯战，红六军团终于突破重围，顺利在黎平潭溪击退黔敌周芳仁部，撕开贵州的登陆点。

为了躲避敌人的重重围堵，任弼时下令，任命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龙云为先锋团团长，率领红52团开拔路线。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悄悄守在这里的湘、桂、黔三军，早已签订作战协议，试图联合起来，将红六军团扑灭在贵州境内。

在敌人迅猛的火力攻击中，红六军团只得改变作战计划，将龙云师长率领的红52团由先锋改为后卫，负责护送红六军团主力闯出敌人包围圈。

面对敌人迅猛的火力攻击，红六军团虽数次跳出敌军包围圈，但终究寡不敌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军的伤亡情况越发不容乐观。

红六军团中，50团团长刘式楷、51团团长张鸿基、54团团长赵雄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红六军团整体战斗力被大大削减。

终于，10月4日，在战士们的拼死战斗下，红六军团顺利来到贵州中部的瓮安县境内，暂时甩开了敌人的钳制。

大突围胜利的激动，再加上即将度过乌江的喜悦，都让整个红六军团大松了口气。

在先前的情报中，大家一致认为，只要度过了乌江，就可以与贺龙领导的军队胜利会师，完成组织交给的先锋任务。

可就在红六军团整装待发，准备强渡乌江时，组织上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

在电报中，中革军委强调，桂军已率先占领乌江南部区域，要求红六军团立即改变作战路线。

“改变原向西、向北的进军路线，改向东，朝着石阡、江口方向挺进！”

中革军委表示，根据情报，此时的红三军已成功占领印江一带，为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红六军团需要立即调整作战计划，放弃渡江计划，转而南下，撤往甘溪方向。

接令之后，红六军团立即调整行动路线，由龙云率领的红52团继续担任先锋，向石阡县撤离。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中革军委收到的那份情报，其实是敌方特意伪造出来，用以诱导红六军团进入包围圈的假情报。

由于占据通讯优势，敌人两个团的兵力，早已集结在乌江天险处，湘、桂、黔三军二十团的兵力，也已设立在甘溪外包围圈中，等待红六军团自投罗网。

也就是说，无论红六军团怎样选择作战路线，都难逃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战。

更何况，为了麻痹我军，敌人还特意在石阡县附近放出一小部分民团，伪装成老百姓的模样，以进一步营造出“南下无敌”的虚假幻想。

在这样的信息劣势下，毫不知情的红六团，在重振士气后，主动踏入了敌人设下的重重包围圈中。

危险，就这样悄悄逼近……

1934年10月7日，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来到了位于石阡县甘溪——一个狭长谷地里。

在敌人精心营造的和平假象中，红六军团渐渐放松了戒备，十分从容的开始布置露营，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

虽然全无战斗准备，但一些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将领，还是没有完全放松警惕。

红51团一营营长周仁杰，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红六军团刚刚抵达甘溪时，周仁杰就派出侦察连，前往附近侦查。

很快，三个表情异常的年轻男子，就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仔细盘问下，几个年轻男子才承认，自己是桂军王牌部队第19师的战士，大批桂军早已将红六军团包围。

这样的消息，让侦查员顿感不妙。他连忙报告营长周仁杰，请求下一步指示。

“马上沿土墙布置防线，强占附近高地！”

情急之下，周仁杰只能先将51团安排妥当，并未来得及向军团报告。

没过多久，桂军第19师长就察觉到有战士被俘，索性直接发起了进攻。

由于桂军事先埋伏，已经充分掌握了地形信息，所以在战斗刚刚打响时，桂军师长廖磊就巧妙利用甘溪一带“狭长谷地”的地形特点，将红六军团截成了三段：

对于率先发现桂军，已经做好一定应战准备的红51团，桂军调用一部分火力牵制；

而对于3公里之外的红六军团主力，桂军则从弯道迂回，正面直接出击；

刚好卡在“狭长谷地”中的红六军团，自然而然承受了桂军的前后夹击，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无奈之下，对战事毫不知情的红六军团只能仓促迎敌，同时向甘溪以北方向转移。

但由于敌人已占领高地包围圈，红六军团的突围行动屡次都以失败告终，战士们伤亡惨重。

几个回合之后，红六军团已在甘溪一战中损失1000人以上，武器弹药也相继告急。

任弼时明白，如果不尽快制定可行的作战计划，整个红六军团都会牺牲在甘溪，无法完成上级任务。

一番商讨后，任弼时下令，放弃向北突围，转而强攻东南方向。18师师长龙云继续率领红52团，担任后卫，负责垫后工作。

“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堵住敌人，保证主力的安全转移！”

面对任弼时的重托，龙云当即表示，会率领红52团尽全力完成掩护任务。

当即，他便率领全团800名战士，死守板桥一带，尽全力压制敌人进攻，为红六军团主力撤退留出更多宝贵时间。

一番激战过后，为了引开敌人火力，红52团撤退到石阡县龙塘附近。

龙云发现，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形似“X”的关隘，已被敌人重兵把守。

只要越过这个关隘，他们就能与南撤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合，继续转移。

然而，经过这一阶段的苦战，红52团的战士们早已筋疲力尽，队伍中的负伤率较高。如果选择强攻关隘，势必会让伤病队员因此牺牲，稍有不慎，还会暴露红六军团的撤退路线。

审时度势后，龙云果断决定，绕十二里山梁往西去川岩坝，后向北去困牛山，抛掉敌人后再向南追赶主力。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正是北去困牛山的这个决定，将红52团逼上了绝路。

困牛山，实为睏牛山，东南有十二里山梁，西北有老君山，西南有谭家湾大山，北面是万丈深渊，山底是深不见底的黒滩河，与外界的通道仅仅是一个狭窄的入口。

有经验的本地人，常常会将牛赶入困牛山放养，并不担心牛走丢或被盗，这也正是困牛山名字的由来。

但对于此时的红52团来说，一旦被敌人守住入口，进入困牛山的选择，就相当于自断后路。

果不其然，在发现红52团进入困牛山后，一路追赶至此的桂军反而从容了起来，不再强攻，而是悠闲把守入口，时不时让当地民团进入打探消息。

与身穿兵装的桂军不同，当地民团虽与红军为敌，但却身穿普通群众的衣服，看上去与上山的群众别无二致。

按照纪律规定，在不确定敌人身份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不能向百姓开枪。

所以，红52团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地民团在困牛山内活动，无法实行大规模的还击抵抗。

察觉到这一点，包围在困牛山入口处的桂军将领很快就有了新的想法。

当即，桂军将领就命人捉来当地百姓，并将其作为头阵，向困牛山深处进发。

而未身穿军服的当地民团则紧跟其后，掩护后面桂军真实的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16日，被困在困牛山的红52团，与利用百姓当挡箭牌的桂军相遇在十二里山梁。

“敌军里有百姓，不要误伤群众！”

虽然已经疲惫不已，但龙云还是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队伍前面惊慌失措的百姓。

为了保护群众，他一边命令战士不要开枪，一边组织队伍后退，尽量避开与敌人的火力冲突。

结果显而易见，在敌人迅猛的火力面前，无法还手的红52团，面对的是更加惨重的伤亡。

等到红52团被逼退至困牛山尾部时，原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战士们的悲痛哭喊，让敌人发动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很快，红52团的幸存战士们便被逼到了困牛山北部的悬崖边上，居高临下，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射击范围内。

眼看形势已经无法逆转，红52团的战士们向龙云请命，希望尽最后的力量，掩护龙云及主力突围，避免全团覆灭。

无奈之下，龙云只得含泪同意。

伴随着一阵悲壮的军号声，红52团再次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厮杀，龙云率领几个主力队员，勉强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同志们，绝不能当俘虏，跳崖！”

龙云顺利突围后，剩余的红52团战士松了一口气。面对前仆后继冲来的敌人，他们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与其对抗。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不知是谁先开了口，战士们纷纷摔毁武器，跃向身后的悬崖。

他们的慨然赴死，震撼了面前的百姓。近百人的队伍瞬间“凭空消失”的场面，让桂军一时间也不敢前进。

一番商议过后，桂军原路返回，放弃寻找俘虏，转而继续追赶南逃的红六军团主力。

而侥幸逃出生天的当地百姓，则在桂军撤退后赶到山崖下，试图为牺牲的红军立碑建墓。

“困牛山的山崖不是铁壁，在清点的过程中，村民发现了很多重伤但未牺牲的红军战士。”

故事讲述到尾声时，蔡应举老人表示，当时，村民们赶到山崖下时，发现很多红军战士被山壁上长出的树枝挂住，还留有生命体征。

但由于伤势太重，即使受到了精心的治疗，大部分的红军战士也在几天后不幸牺牲，只有一位名叫陈世荣的战士活了下来。

这段红六军与敌军激战的悲壮往事，正是陈世荣告诉蔡应举老人的。

在蔡应举老人的帮助下，杨又铸又与陈世荣战士取得了联系。

在他口中，龙云师长的下落也有了最终答案。

在突围成功后，龙云在追赶大部队的路上被汉奸保长出卖，再次落入敌手，由于饱受拷问，已于1936年1月卒于湖北武汉。

红52团的壮烈故事，让杨又铸热泪盈眶。

整理好思绪后，杨又铸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希望能尽可能还原这一支英勇的红军队伍的历史，并为他们立碑纪念。

2016年，经过查证，组织上最终确认了龙云师长的烈士身份，并将其连同困牛山的英烈一起，妥善安葬。

向当年的抗战英烈们致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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