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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后卫团神秘失踪,中央三次调查无果,70年后山村民俗还原真相

我要新鲜事2023-05-23 05:26:490

2016年12月,贵州人民政府的一封批复公函,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批准龙云同志为烈士。”

在这封公函中,政府部门不仅明确了红军战士龙云的烈士身份,还将其籍贯由病卒地湖南进一步更正至云南贵州。

籍贯地的变更,让人们重新注意到了那场伤亡惨重的甘溪战役。

甘溪艰苦一战,龙云烈士单枪匹马闯出敌人包围圈,却因叛徒出卖,再一次落入了敌人手中,不幸遇难。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曾多次委派人手,想要调查清楚在甘溪一战中,龙云率领的红军后卫团在贵州神秘失踪一事,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本以为这项调查会就此落空成为悬案,但2002年的一天,时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杨又铸同志,竟在机缘巧合下揭开了“悬案”的真相。

“是当地的民俗文化,让我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

杨又铸表示,正是在访查当地民俗文化时,他与一位老人相遇,这才揭开了悬案真相。

他的话,让外界更加好奇了。

那场伤亡惨重的甘溪战役后,红军后卫团为何神秘失踪,只剩龙云烈士一人闯出敌人包围圈?

中央数次调查无果的谜题,又为什么会因民俗文化而找到突破口?

2002年,杨又铸同志再次来到了石阡县困牛山一带。

自从上任该县的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他就曾数次奔波往返困牛山,想要弄清心中的谜题。

在翻看党史资料时,杨又铸发现,1934年反围剿时期,在完成掩护任务后,负责垫后工作的红52团在困牛山一带神秘消失,音讯全无。

而困牛山当地的史料上,却只含糊写着一句“800名红军战士在此地跳崖”的记录。

会不会跳崖的红军战士,就是那神秘失踪的红52团?

为了能尽快解开谜题,杨又铸只能再一次来到困牛山,试着发现一些其他线索。

走着走着,杨又铸就有了新发现。

在一处山崖下面,几个村民正一边焚烧着纸钱,一边将纸钱挥散到空中,神态非常虔诚。

“今天是重阳节,难道这些村民的亲人曾在这里去世吗?”

杨又铸快走了几步,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村民的回答,却让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面对疑惑不已的杨又铸,村民们表示,他们在这里祭奠,并不是为了亲人,而是为了纪念在革命战争时期,在这里悲壮跳崖的红军们。

当年,如果不是红军大义舍身相救,恐怕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家破人亡。

等到战争平息之后,因为感念红军的付出,老一辈的村民便自发决定,每年都要来到这里祭奠红军,并将这个祭奠活动作为村中的民俗,代代传承。

难道说,困牛山党史上记录的跳崖红军,就是牺牲在这个山崖里吗?

反应过来的杨又铸,连忙询问村民,是否知道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是哪一个部队的。

但让他失望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负责祭奠的村民也记不太清了,简单回答几句后,便指了一条路出来,让杨又铸沿路直走,去问在那里安家的一位老人。

“他是村里的老一辈了,应该知道你要问的事情。”

村民们表示,在路的尽头,住着一位名叫蔡应举的老人,今年已经98岁了。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的回答应该更加可靠真实。

来不及思考过多,向村民道谢之后,杨又铸便匆匆忙忙赶路,奔向了目的地。

直觉告诉杨又铸,那里有他苦苦找寻的谜题真相。

终于,一番跋涉之后,杨又铸见到了蔡应举老人。在听闻他的来意之后,蔡应举缓缓点头,证实了杨又铸的猜想。

“你想的没错,这个祭奠活动,的确是为了当年跳崖的红军而设立的。”

短暂沉吟过后,蔡应举表示,那还是在1934年的秋天,当时红军正在困牛山与敌人激战。他们选择跳崖,其实是为了保护山中的村民。

紧接着,蔡应举又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支跳崖的部队,好像隶属于红六军团。”

听到这里,杨又铸顿时紧张了起来。他意识到,那个被埋藏70年之久的谜题,真的到了揭晓真相的一刻。

如果跳崖部队真的隶属于红六军团,那这个负责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打前锋的先头部队,究竟在这里遭遇了什么?

而这个村民口中为救人而牺牲的热血部队,又究竟与伤亡惨重的甘溪战役有多少关系?

似乎是看出了杨又铸的急迫,蔡应举老人详详细细,将1934年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

“六军团应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

1934年10月,一封加急电报打破了红六军团的宁静。

面对这封语气急切的电报,红六军团团长任弼时一时间有些讶然。

三个月前,由于战略失误,我军革命大本营——中央苏区陷入敌人包围,形势十分险峻。

为了分担苏区战斗压力,中央领导下令,先后发动红七与红六军团两股先遣作战兵力,一支北上,一支西进,争取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建立联系。

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就是继红七先遣队后,第二支由苏区出发的战斗队伍。

不过与红七团不同的是,由于已经明白我军突围意图,红六军团在出征最伊始,就已经遭遇了敌人的猛烈火力攻击。

1934年8月23日,当红六军团按照原定计划行进至湘江一带时,意外发现敌方重将何健,已在湘江对岸完成军事搭建,只等我军渡江时给予痛击。

一方是准备就绪的敌人,一方是刚刚经历一场恶战的我军战士,即使是作为我军作战主力的红六军团,也无力再继续与强敌展开鏖战。

紧急商讨过后,任弼时决定,放弃西渡湘江计划,折回处于粤湘交界处的阳明山地区,进一步储备作战力量。

但等到了阳明山一带,任弼时才发现,这里的地形并不利于我军防守作战。

原来,阳明山一带虽交通便捷,方便撤退,但同时也物产稀少,无法支撑军队生活所需。

稍有不慎,交通便捷的优势便会转化为劣势,成为敌人趁机集结部队,借力攻打我军的主要着手点。

无奈之下,红六军团只能再次突围,试图从广西北部撕开一条突破口,尽力向原定路线迂回。

但是,察觉到红六军团用意的敌方,早早派遣桂军迎敌,意图堵住我军南下通道;

而另一边,已经占据湖南主要战场的湘军,同样害怕红六军团遇挫折返,所以紧随桂军,派出大量兵力南下施压,想要将红六军团逼出湖南地界。

可以说,此时的红六军团,面临的是敌方重兵前后夹击的危险处境。

1934年9月8日,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红六军团终于占领了桂北的资源县城,赢得战斗的初步胜利。

但是,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差距太过明显,即使勉力成功横渡湘江,红六军团的伤亡也不容乐观,急需休整。

很显然,敌方势要斩破我军先锋军队,并不准备给红六军团过多休息的时间。

1934年9月20日,经过数次拉锯战,红六军团终于突破重围,顺利在黎平潭溪击退黔敌周芳仁部,撕开贵州的登陆点。

为了躲避敌人的重重围堵,任弼时下令,任命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龙云为先锋团团长,率领红52团开拔路线。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悄悄守在这里的湘、桂、黔三军,早已签订作战协议,试图联合起来,将红六军团扑灭在贵州境内。

在敌人迅猛的火力攻击中,红六军团只得改变作战计划,将龙云师长率领的红52团由先锋改为后卫,负责护送红六军团主力闯出敌人包围圈。

面对敌人迅猛的火力攻击,红六军团虽数次跳出敌军包围圈,但终究寡不敌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军的伤亡情况越发不容乐观。

红六军团中,50团团长刘式楷、51团团长张鸿基、54团团长赵雄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红六军团整体战斗力被大大削减。

终于,10月4日,在战士们的拼死战斗下,红六军团顺利来到贵州中部的瓮安县境内,暂时甩开了敌人的钳制。

大突围胜利的激动,再加上即将度过乌江的喜悦,都让整个红六军团大松了口气。

在先前的情报中,大家一致认为,只要度过了乌江,就可以与贺龙领导的军队胜利会师,完成组织交给的先锋任务。

可就在红六军团整装待发,准备强渡乌江时,组织上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

在电报中,中革军委强调,桂军已率先占领乌江南部区域,要求红六军团立即改变作战路线。

“改变原向西、向北的进军路线,改向东,朝着石阡、江口方向挺进!”

中革军委表示,根据情报,此时的红三军已成功占领印江一带,为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红六军团需要立即调整作战计划,放弃渡江计划,转而南下,撤往甘溪方向。

接令之后,红六军团立即调整行动路线,由龙云率领的红52团继续担任先锋,向石阡县撤离。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中革军委收到的那份情报,其实是敌方特意伪造出来,用以诱导红六军团进入包围圈的假情报。

由于占据通讯优势,敌人两个团的兵力,早已集结在乌江天险处,湘、桂、黔三军二十团的兵力,也已设立在甘溪外包围圈中,等待红六军团自投罗网。

也就是说,无论红六军团怎样选择作战路线,都难逃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战。

更何况,为了麻痹我军,敌人还特意在石阡县附近放出一小部分民团,伪装成老百姓的模样,以进一步营造出“南下无敌”的虚假幻想。

在这样的信息劣势下,毫不知情的红六团,在重振士气后,主动踏入了敌人设下的重重包围圈中。

危险,就这样悄悄逼近……

1934年10月7日,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来到了位于石阡县甘溪——一个狭长谷地里。

在敌人精心营造的和平假象中,红六军团渐渐放松了戒备,十分从容的开始布置露营,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

虽然全无战斗准备,但一些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将领,还是没有完全放松警惕。

红51团一营营长周仁杰,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红六军团刚刚抵达甘溪时,周仁杰就派出侦察连,前往附近侦查。

很快,三个表情异常的年轻男子,就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仔细盘问下,几个年轻男子才承认,自己是桂军王牌部队第19师的战士,大批桂军早已将红六军团包围。

这样的消息,让侦查员顿感不妙。他连忙报告营长周仁杰,请求下一步指示。

“马上沿土墙布置防线,强占附近高地!”

情急之下,周仁杰只能先将51团安排妥当,并未来得及向军团报告。

没过多久,桂军第19师长就察觉到有战士被俘,索性直接发起了进攻。

由于桂军事先埋伏,已经充分掌握了地形信息,所以在战斗刚刚打响时,桂军师长廖磊就巧妙利用甘溪一带“狭长谷地”的地形特点,将红六军团截成了三段:

对于率先发现桂军,已经做好一定应战准备的红51团,桂军调用一部分火力牵制;

而对于3公里之外的红六军团主力,桂军则从弯道迂回,正面直接出击;

刚好卡在“狭长谷地”中的红六军团,自然而然承受了桂军的前后夹击,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无奈之下,对战事毫不知情的红六军团只能仓促迎敌,同时向甘溪以北方向转移。

但由于敌人已占领高地包围圈,红六军团的突围行动屡次都以失败告终,战士们伤亡惨重。

几个回合之后,红六军团已在甘溪一战中损失1000人以上,武器弹药也相继告急。

任弼时明白,如果不尽快制定可行的作战计划,整个红六军团都会牺牲在甘溪,无法完成上级任务。

一番商讨后,任弼时下令,放弃向北突围,转而强攻东南方向。18师师长龙云继续率领红52团,担任后卫,负责垫后工作。

“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堵住敌人,保证主力的安全转移!”

面对任弼时的重托,龙云当即表示,会率领红52团尽全力完成掩护任务。

当即,他便率领全团800名战士,死守板桥一带,尽全力压制敌人进攻,为红六军团主力撤退留出更多宝贵时间。

一番激战过后,为了引开敌人火力,红52团撤退到石阡县龙塘附近。

龙云发现,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形似“X”的关隘,已被敌人重兵把守。

只要越过这个关隘,他们就能与南撤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合,继续转移。

然而,经过这一阶段的苦战,红52团的战士们早已筋疲力尽,队伍中的负伤率较高。如果选择强攻关隘,势必会让伤病队员因此牺牲,稍有不慎,还会暴露红六军团的撤退路线。

审时度势后,龙云果断决定,绕十二里山梁往西去川岩坝,后向北去困牛山,抛掉敌人后再向南追赶主力。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正是北去困牛山的这个决定,将红52团逼上了绝路。

困牛山,实为睏牛山,东南有十二里山梁,西北有老君山,西南有谭家湾大山,北面是万丈深渊,山底是深不见底的黒滩河,与外界的通道仅仅是一个狭窄的入口。

有经验的本地人,常常会将牛赶入困牛山放养,并不担心牛走丢或被盗,这也正是困牛山名字的由来。

但对于此时的红52团来说,一旦被敌人守住入口,进入困牛山的选择,就相当于自断后路。

果不其然,在发现红52团进入困牛山后,一路追赶至此的桂军反而从容了起来,不再强攻,而是悠闲把守入口,时不时让当地民团进入打探消息。

与身穿兵装的桂军不同,当地民团虽与红军为敌,但却身穿普通群众的衣服,看上去与上山的群众别无二致。

按照纪律规定,在不确定敌人身份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不能向百姓开枪。

所以,红52团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地民团在困牛山内活动,无法实行大规模的还击抵抗。

察觉到这一点,包围在困牛山入口处的桂军将领很快就有了新的想法。

当即,桂军将领就命人捉来当地百姓,并将其作为头阵,向困牛山深处进发。

而未身穿军服的当地民团则紧跟其后,掩护后面桂军真实的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16日,被困在困牛山的红52团,与利用百姓当挡箭牌的桂军相遇在十二里山梁。

“敌军里有百姓,不要误伤群众!”

虽然已经疲惫不已,但龙云还是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队伍前面惊慌失措的百姓。

为了保护群众,他一边命令战士不要开枪,一边组织队伍后退,尽量避开与敌人的火力冲突。

结果显而易见,在敌人迅猛的火力面前,无法还手的红52团,面对的是更加惨重的伤亡。

等到红52团被逼退至困牛山尾部时,原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战士们的悲痛哭喊,让敌人发动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很快,红52团的幸存战士们便被逼到了困牛山北部的悬崖边上,居高临下,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射击范围内。

眼看形势已经无法逆转,红52团的战士们向龙云请命,希望尽最后的力量,掩护龙云及主力突围,避免全团覆灭。

无奈之下,龙云只得含泪同意。

伴随着一阵悲壮的军号声,红52团再次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厮杀,龙云率领几个主力队员,勉强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同志们,绝不能当俘虏,跳崖!”

龙云顺利突围后,剩余的红52团战士松了一口气。面对前仆后继冲来的敌人,他们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与其对抗。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不知是谁先开了口,战士们纷纷摔毁武器,跃向身后的悬崖。

他们的慨然赴死,震撼了面前的百姓。近百人的队伍瞬间“凭空消失”的场面,让桂军一时间也不敢前进。

一番商议过后,桂军原路返回,放弃寻找俘虏,转而继续追赶南逃的红六军团主力。

而侥幸逃出生天的当地百姓,则在桂军撤退后赶到山崖下,试图为牺牲的红军立碑建墓。

“困牛山的山崖不是铁壁,在清点的过程中,村民发现了很多重伤但未牺牲的红军战士。”

故事讲述到尾声时,蔡应举老人表示,当时,村民们赶到山崖下时,发现很多红军战士被山壁上长出的树枝挂住,还留有生命体征。

但由于伤势太重,即使受到了精心的治疗,大部分的红军战士也在几天后不幸牺牲,只有一位名叫陈世荣的战士活了下来。

这段红六军与敌军激战的悲壮往事,正是陈世荣告诉蔡应举老人的。

在蔡应举老人的帮助下,杨又铸又与陈世荣战士取得了联系。

在他口中,龙云师长的下落也有了最终答案。

在突围成功后,龙云在追赶大部队的路上被汉奸保长出卖,再次落入敌手,由于饱受拷问,已于1936年1月卒于湖北武汉。

红52团的壮烈故事,让杨又铸热泪盈眶。

整理好思绪后,杨又铸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希望能尽可能还原这一支英勇的红军队伍的历史,并为他们立碑纪念。

2016年,经过查证,组织上最终确认了龙云师长的烈士身份,并将其连同困牛山的英烈一起,妥善安葬。

向当年的抗战英烈们致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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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铁.龙云与红六军西征[J].当代贵州,2013(05):66.

赵幼立.宁死不当俘虏 百余红军跳崖[J].文史天地,2010(02):4-7.

顾隆刚.论甘溪战役[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01):20-25.DOI:10.16614/j.cnki.issn1001-733x.1986.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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