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北上万日本人暴乱,女护士残杀我军150名伤员,目的何在
1946年2月3日,这天是大年初二,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
在东北的通化这座小城里,一派喜气洋洋的表象下,是暗处的毒蛇们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但很快,沉睡中的老百姓们被一阵细密的枪声叫醒了。
通化城发生暴乱了!
与此同时,在通化的伤兵医院里,日本医护人员拿起手术剪、刀子等利器,悄悄靠近了病床上的中国伤员们。
残忍杀害150名伤员后,随后赶到的朝鲜义勇军救出了其余的伤员们,并全歼了这些毫无人性的“白衣恶魔”。
两个多小时后,暴乱危机解除。
日军在中国早已满盘皆输,此次的暴乱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通化位于吉林省南部,南边的山区与鸭绿江相望,北部则是广阔的平原地区,是一片进可攻退可守的核心位置。
更重要的是,通化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是整个东北的交通关键位置。
早在日寇占领东三省时,就十分看重通化这座城市,甚至将通化作为伪满州政权的首都。
苏联红军因为军纪涣散离开后,我军便接管了通化地区。
而此时的通化,鱼龙混杂,城内既有遗留在中国的17000名日军、10万左右的日本难民,还有许多来自日本民间的杂牌军成员们。
与此同时,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城内上蹿下跳,伺机搞破坏。
城外还有一些土匪,想要在我军的管控下讨一些甜头,不断地骚扰通化周边的村子。
可以说,此时的通化城一片混乱。
也正是在这个时机下,国民党地区党部主任孙耕尧出场了。
通化作为整个东北地区的关键之处,就这样被我军接手,这让国民党方面十分嫉妒,难以接受。
于是,孙耕尧便开始筹谋如何从我军手中夺取通化。
起初,国民党方面将少量部队伪装成城外的土匪进攻通化,但是被我军一一打了出去。
假装土匪这条路走不通,或者说,仅仅依靠国民党在东北的力量,是不可能夺回通化。
于是,孙耕尧便将主意打到了通化城内残留的这一万多日军身上。
很快,残留军队的头目藤田实彦,便接到了一封来自国民党的密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世界大战结束后,通化日军却被八路军缴械,这乃奇耻大辱。国民党政府诚邀日军,共商大计。”
这与本就心怀不轨的藤田实彦不谋而合。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国民党方面承诺,如果此次合作成功,将我军从通化赶出去,那么国民党政府保证这些日本人可以留在通化正常地生活工作,同时日本人可以加入中国台湾籍,顺理成章留在中国。
而最令人不耻的是,协议最后一条居然是国民党政府将与日军携手建立中日联合政府,共同管理通化!
在见识过中国的地大物博后,藤田实彦自然不愿意就这样回日本。他一直想要将这些日本人留在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火种,假以时日,或许会有大用处。
双方一拍即合,藤田实彦立刻着手联系残余的日本关东军,同时暗中动员不安分的日本侨民参与通化的暴乱。
因为日军的主要武器都已经被缴械了,这些日本人只能凑到一些藏起来的轻武器,因为武器数量太少,更多的暴乱者只能分到一些农具。
这样看,胜算并不大,藤田实彦又找到了联络他的孙耕尧,商议暴乱事项。
作为中国人,孙耕尧知道春节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于是建议藤田实彦将暴乱事件订在春节当中。
因为这个时间段里的军民们,都会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对于日本人的警惕性会降低很多。
时间定好了,可那么暴乱发生后,又该怎么办呢?
对此,藤田实彦的脸上浮现出疑一丝得意,因为他早就安排好了接应的人!
而这些内应就是那些主动要求留用的日本人。
战败后,日军技术人员迅速示好,并表示可以运用技术来帮助中国人。
因此,对于这些俘虏,我军不仅保证他们日常饮食正常供应,也允许他们继续留在相关岗位上工作。
而藤田实彦看准了我军的仁厚宽容,不会为难俘虏,便暗中授意这些人假意投降,实际上让他们成了安插在我军的钉子。
这次暴乱,如果有这些在医院、公署、学校里的日本人做内应,那么整个占领需要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
甚至连暴乱战败后的安排,国民党也计划好了。
如果日军失败,那么幸存日军就立刻逃往沈阳方向,在那里会有国民党的人接应照顾他们。
万事俱备,孙耕尧和藤田实彦内心暗喜,静静地等待约定好的时间到来。
凌晨四点,城内突然断电,一片黑暗。
而附近的山上悄悄燃起了狼烟,这是约定好的信号,暴乱开始了。
为了提高胜算,藤田实彦早已暗中探查到,这一天为了让通化百姓们过个好年,不受土匪的骚扰,八路局大部队都在长白山地区剿匪,留在通化城内的武装力量只有500多人。
而且这些人还大多是警卫和民兵,有过战场经历的士兵们都跟着剿匪部队出城了。
悬殊的兵力差距,且又是出其不意的袭击,藤田实彦更是孤注一掷,将城外的残留日军也拉了进来,只等着占领城内重要据点后,内外呼应,一举成事。
按照计划,日军拿着武器和铁锹铁锨朝着通化公安局、政府单位以及电话局发动了进攻。
可刚一露头,立刻就遭到了密集的火力进攻!
这让藤田实彦瞬间慌了神,他意识到,这场暴乱我军早已知情,因此早早布好了天罗地网,只等着他们送上门了。
于是,忙不迭招呼手下人赶紧撤退。
同一时刻,通化的监狱内也响起了枪声。
监狱中关押的是日本关东军的指挥官们,在日军的计划中,他们要营救出这些指挥官,投入这场暴乱,然后再救出监狱内溥仪弟弟的妻子嵯峨浩。
当时监狱内只有一个班的战士看守这一百多个关东军,眼看日军进攻越来越猛,班长当机立断,指挥战士们即刻击毙这一百多个指挥官,直接让日军的营救计划破产。
但因为看守的战士们将注意力放在了日军身上,嵯峨浩便趁机逃了出去。
可刚出监狱门,就看到门口四处都是日本军人的尸体,她心知自己作为日本人,此时逃窜并非良策,自己可能还没走多远就会被直接击杀。于是转头回了监狱,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牢房中。
在这场暴乱中,大部分据点因为早有准备,伤亡并不大,而通化医院则不幸成了这场暴乱中最大的受害者。
根据国际公约,交战双方是不许对于敌方的伤兵动手,且事先并未接到攻击医院的信息,因此整个通化医院在这一天一切照旧,伤兵们也早早的入睡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正在酣睡之际,医院内的日本医护人员,手拿手术刀、手术剪等武器,凶猛地刺入酣睡中的我军伤兵们的身上。
这些伤兵本就身受重伤,无力抵抗,日本医护人员以一种近乎屠杀的方式,杀害了150名伤员。
其余的伤员因为朝鲜义勇军及时赶到,得以逃出魔爪,而这些全无道德与人性的白衣恶魔们,也被全部歼灭,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至此,整个通化城多个据点的暴乱都被快速镇压。
藤田实彦早在暴乱之初便发现了我军事先准备好了,便火速抛弃其他日军,躲在了一所阁楼里。但千躲万躲,还是被巡防士兵们揪了出来。
此时的藤田实彦还沉浸在这场自己用尽心血的暴乱,被我军两小时内解决的震惊中,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步走露了风声。
那么,这场暴乱,又是从哪个地方露出了马脚呢?
1946年2月2日,正是暴乱计划施行的前一天。
当时任职于军区后勤部的沈殿凯,应邀到姨夫家拜年。
在姨夫家中,他遇到了这一段时间内神出鬼没的表弟刘敬儒,两人许久未见,又都爱酒,便满杯满杯地开始对饮。
此时的刘敬儒早已加入了蒋介石的部队,并为这场暴乱负责筹集经费。
或许是内心压得事情太多,没喝几杯,刘敬儒便醉意上头,说话也含糊不清了。
酒精的熏染下,刘敬儒对于自己这个表弟生出几分关心来,便建议表弟带上全家去自己家里避祸。
沈殿凯立刻察觉出了刘敬儒话中另有深意,便不动声色地等着刘敬儒接着往下说。
刘敬儒又大着舌头多说了几句:“我知道你不肯跟着老蒋干,日本人要动手了,你是我弟弟,你带着弟媳去我家逃过这一劫吧”
打听出来详细信息后,沈殿凯坐不住了,向表哥致谢后,就立刻返回单位,向上级汇报。
接到消息后,通化的高层领导们不敢懈怠,立刻召开会议制定对策。
首先,抓捕孙耕尧,在暴乱之前要从他嘴里挖出来暴乱的详细信息。
同时,对于城内的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击,断绝日军得知情况有变的信息渠道。
而接下来的重点,便是应对暴乱了,除了医院方面因为暴乱计划中未提及,牺牲了150名战士外,其他据点共计伤亡二十余人。
歼灭的日军数千人,枪声在通化城上空盘旋了很久。
值得一提的是,暴乱结束后,老百姓们走出家门,方才得知这些日本人又做乱了。
通化被日军占领多年,老百姓们更是饱受摧残,好不容易共产党来了,过上了安宁的日子,又被日本人伺机破坏。
新仇旧恨下,老百姓们纷纷走上街头,自发地检查躲藏在角落里的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没有过年贴春联的习惯,因此但凡是家中没有贴对联的院子,都会被士兵和百姓们盘查一遍又一遍。
整个城内上下一心,从士兵到百姓们,都主动参与进来,在暴乱后将通化城内的蛇鼠们,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论是否参与了暴乱,对于愤怒的老百姓们来说,只要遇见了日本人,就是他们的敌人,就要为这场暴乱付出代价。
而这场暴乱的始作俑者藤田实彦,并未被直接击毙,我军将藤田实彦带上街头游行示众,这也是对于通化百姓们的一个交代。
游行时,面对激愤的中国百姓,早已丧失人性的藤田实彦并没有什么触动,但面对愤怒的军民击杀的日侨家属时,却表现出了莫大的悔意。
可这些人真的是无辜被牵扯进来吗?
作为暴乱的知情者,丝毫不感恩中国军民们往日的宽容,选择坐山观虎斗,即使没有参加暴乱,但也同样是加害者。
但他们却只觉得自己没有参加,就不应该被暴乱买单,便将仇恨转移在了藤田实彦身上。
面对这些人,藤田表现得十分愧疚,总是弯腰道歉,对不起说了一遍又一遍,只恨自己不能当场切腹自尽。
何其荒唐!
不久后,藤田选择在监狱内选择自尽,这个结局是他亲手写下的。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从来都不愿意引起任何一场纷争,但同时也从不害怕应对任何威胁和压迫。
在这场暴乱中,日军医护人员泯灭人性,向伤员下手,公然违背国际条约,怎能不让人唾弃?
这场暴乱带给我们的伤害是难以消弭的,那些本应迎接新生活的伤兵们,死在了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年春节里。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唯有珍惜和平,珍惜前辈们以血肉之躯为我们铸造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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