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福建老师寄出举报信，毛主席看后亲笔批示，改变2000万人命运

1973年4月2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正在处理政务的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来信人叫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的一名小学老师。

主席在读完这封信后，心中不由酸楚，立刻作下批示，责令党中央和国务院着手解决信中所提到的突出问题，对知青政策进行调整，进而改变了2000万下乡青年的命运。

那么，李庆霖的信有何种魔力，竟能促成一件政策的改革，这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地区人员集中，但是因国家初建，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一时间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成为了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难题！

1955年，毛主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此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轰轰烈烈的知青下乡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而考虑到知识青年长期生活在城市中，对农村生活缺乏适应，为了帮助知青尽快进入角色，参加劳动生产，地方政府动用财政工具，为知识青年提供生活补贴。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该项补贴的数额不断攀升，导致地方财政压力猛增。

地方部门为了开源节流，无奈只能中止补贴政策，让知识青年纳入到农业生产体系之中，享受工分以及生产分红，实现自给自足。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6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选择下乡，在长身体的年龄参与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不少人因此吃不饱、穿不暖。

再加上特殊社会背景下，十里八乡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打击，给下乡知青，尤其是这群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学毕业生造成了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压力。

时任莆田某小学教师的李庆霖，从自己儿子那里了解到下乡知青的真实情况后，多次向当地主管部门反映，但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所以，他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无奈窘境中，鼓起勇气大胆地给主席写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在信中，李庆霖提到了自己16岁儿子和其他青年们所遭遇的情况。在山区，孩子们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没看到过分红。

最困难的时候，下饭的咸菜吃光了也没有钱去买；衣服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只能多打几个补丁。

更重要的是，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万一谁在劳动中病倒了，就连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绝大部分青年去山区务农以来，生活所需的钱粮几乎都得依靠家里支持。

而除了知青的生活问题外，李庆霖还在信中对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后门”现象大为不满。

信中提到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部分人不好好劳动，不认真磨炼自己的心性，也不虚心接受再教育。

他们倚仗自己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

在阅读李庆霖来信的过程中，毛主席的情绪从平静到激动，再从激动到酸楚。李庆霖的文字如一柄撕开迷雾的利刃，向主席展现了基层中最为真实的情况。

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毛主席理解李庆霖的苦衷，理解一个父亲对子女的拳拳爱意，人只有在万般无奈，出路尽堵的情况下，才会“斗胆”寄出这封书信。

对于毛主席而言，李庆霖的书信向他提供了他平日很难接触到基层内容，是很多人想说却又不敢说的话，其价值不言而喻。

但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数量在千万量级，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彻底根治问题，就不能操之过急！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毛主席提笔给这位小学老师写了封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上书主席并收到回信之事，在那个年代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对此拍手称快的却是广大知青家长。

在60年代以后，国家耗资三百多个亿动员2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自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两千万知青的背后又是数百万个家庭。

因此这封举报信和毛主席的回信不仅造成了社会层面的轰动，同时也立即在中央高层领导中引起高度重视。

1973年4月29日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等领导出席。

这场会议从晚上9点开到第二天凌晨，众人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等攸关知青生活的重大问题。

会议结束后，国务院农林部负责人沙风根据总理的指示，从各级干部中挑选骨干，组成了一个拥有70余人的工作组，分别前往吸收知青下乡的十二个省、

他们深入地方基层，摸清下乡知青的真实生活情况，对不妥的地方予以批评，并督促当地政府及时改进。

而得知了毛主席的回信后后，李庆霖所在的莆田当地政府非常紧张。5月4日，莆田地委在接到省委的电话通知后，立刻派出工作组，深入李庆霖信中所说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李庆霖所述的情况不仅全部属实，有些问题甚至比信中反映得更加严重。

一些知青受当地人的排挤，只能住在破旧不堪的房屋中，白天又被当成免费的劳动力，重压之下，这些人的脸上早已没有了当年下乡之时的朝气，眼神黯淡无光，观者无不潸然泪下。

在确认了真实情况后，莆田当地立马召开会议，对全区各县的所有知青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从衣、食、住、行、医、五个方面下手，务必要保障所有知青的基本生活需求。

待莆田的问题处理好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回信为契机，开始着手解决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众所周知，知青下乡的真正用意是为了解决城镇就业压力，但由于各种特殊情况的影响，这项原本利国利民的政策渐渐脱离了正规，走入了歧途。

实际上，知青上山下乡刚开始就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片面强调接受再教育，无视部分人的身体情况，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

在安置上实行一刀切，给国家财政、知青本人和接受知青的农村都带来了许多实际困难，甚至由此演变导致出现流血冲突事件。

而在管理上，当地接收单位使用行政手段和军事化管理，导致部分知青的人身权力受到侵犯。

在生活上，各级单位主张自给自足，又不给知青提供一定的农业指导，再加上一些人年纪还小，连生活都尚且不能自理，自给自足对于他们而言简直脱离实际。

就这样在多重重压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人为地埋下许多隐患，全国范围内缺少反映基层真实情况和民情的通道，导致很多问题都被搁置，进而造成不幸的后果。

在此背景下，中央下发了21号文件，各级党委、政府拨粮、拨钱并调拨各种物资，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解决知青具体困难的热潮。

但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更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被一一抖搂出来。

云南当地个别知青管理处的干部思想觉悟低，对待工作简单粗暴，有的干部甚至知法犯法，对知识青年的人身和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触目惊心的事实让总理心如刀绞，从不轻易发火的他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情绪，痛骂这些人是在搞法西斯，必须要立即严肃处理。

总理的命令下达后，公安部联合云南当地省委和军区，派遣部队进驻到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驻地，将所有被迫害的知青保护起来。

同时解除云南建设兵团负责人的相关职务，对其展开调查。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云南建设兵团某些人迫害知青的案件被披露后，导火索就此点燃，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被接连披露。

在总理和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下，各地的正义之剑高高举起，向这群潜伏在内部的败类发起了最后的清算，参与殴打，摧残知青们的败类被开除公职，这群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在打击犯罪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也展开了对“走后门”等违纪行为查处！

仅以李庆霖所在的莆田县举例，就有两百多名知青借助家人和社会上的关系下乡镀金，包装简历。在农村混了几个月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工厂的干部。

对于这群违规进入工厂的知青，当地政府一律予以清退，尽可能地创造一个公平公开的下乡环境，从而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而由于李庆霖的上书，在解决了个别知青点的具体问题后，国务院也意识到知青政策存在一定弊端，旋即开始对政策进行调整。

首先，放宽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根据各地提交整理的相关报告，改进了插队方式。

采取党委组织和个人选择相结合的办法，可以一批一批去，也允许个别去；可以在本省的农村插队，也可以到外省去，还可以回老家。

同时因地制宜，将知青和生产队剥离开来，单独成立一个知青队，这个队伍以知识青年为主，经验丰富的老农民和带队干部充当导师的角色。

知青队和生产队的工分单独结算，同时要求各地在人较少，地较多的地方设点，以便知青们相对独立地生活、劳动以及学习。

这些政策对于广大知识青年来说，大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待遇以及劳作环境，无疑是雪中送炭。

而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各级政府将知青下乡一事当成重要工作来对待，不得敷衍塞责。

除此之外，在知青安置和去向上的相关政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在李庆霖上书事件发生之前，除了少数人外，大部分知青都扎根农村。

而且当地政府舍近求远，将大量知青输送到边疆贫苦地区，这不仅是对知青的不负责，也增加了边远地区政府的接收压力。

所以在安置上面，国家开始投资建立特殊的知青农场，既能参加劳动，又能继续参加教育。

在去向上，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

在一些地区明确规定了知青的插队时间，一般两到三年就可以回到城市，接受组织上的工作安排。

对于那些有多个知青的家庭而言，则采取一人顶一人的做法，知青的流动性开始大幅度增加，周期缩短，回城速度加快，良性循环初步形成。

而且为了防止老问题再出现，中央也派出了多个工作小组，帮助先前的知青离开农村，重返城市，从而结束历史遗留问题。

从此时起，上山下乡的各种问题见见得到根本性解决。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也走到了尽头！

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名青史之人少，改变历史进程之人少，而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更是少之又少。李庆霖是一位标准的小人物，但他的一封书信，间接改变了两千万人的命运。

但改变知青政策的关键并不在他身上，李庆霖的信无非是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导火索，是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结果。

即便没有李庆霖，也会有张庆霖、王庆霖。总有一天，上山下乡的问题会被毛主席以及各级领导干部所重视。

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李庆霖先生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是父爱的绝佳体现。

作为历史洪流上留名的小人物，他那封间接改变知青命运的书信，将成为一颗明珠，永远印在伟大的中国现代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