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邓小平准备恢复军衔制，众人顾虑重重，邓公：骂名我担

“决定是大家一起做的，骂名由我一个人来担就好了。”

1988年的一天，中南海的会议室里气氛紧张。几位身穿军装的老同志们围坐在一起，脸上尽是担忧的神色。而邓小平则正襟危坐，用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在场人员的表情。

这次会议事关人民解放军未来的发展，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邓小平的身上。只见他微微抬起右手，放在自己的胸前，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过去的那套办法已经不行了，我们的军队也要与时俱进啊。外国人也有自己的制度，不也很好吗？”邓小平当然知道大家都在担心什么，他试图用国外成熟的例子来打消大家的顾虑。

可是，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是有人表示了担忧，万一这次的改革出现什么意外，千秋万代以后，人们会怎么评价当下的种种决策和决策者呢？

这时候，邓小平站起身来严肃地表示，如果将来出现了任何问题，骂名由自己一人承担就好。

那么，邓小平跟众人正在讨论的这项改革到底是什么，大家为何对顾虑重重？千秋万代以后，它又会对我国的事业和邓小平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955年，刚刚成立6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衔制度。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人们对于在革命战争时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同时也为那些战功卓著的同志们“授予军衔”，表示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肯定。

在这次规模盛大的“授衔仪式”上，一共产生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和802位少将。

面对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这份荣誉，大家的反映各不相同，但一开始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可慢慢地，人们在工作中发现，由于各个干部之间的军衔存在差异，他们在工作当中便会出现一些“不协调”的情况。

有时候因为军衔与具体职务之间的不一致，还会闹出纠纷，导致军队的工作效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许多在革命老区工作过的同志们本身就不喜欢“张扬”。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就曾经对部下说过：“我真的很不喜欢我肩膀上的这几个牌牌，这个很不好，将来肯定要取消掉！”

而果不其然，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同志就率先站了出来，对当时实行的军衔制度表示了怀疑。

在会上，有的同志义愤填膺地表示：“军衔制度”是教条主义的东西，它的诞生似乎就是为了区分军官与士兵。

但是人民解放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历来讲究“官兵平等”，既然平等那就应该取消军衔制度，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称“同志”，不要受军衔大小的影响。

对此，毛主席深以为然，当场便组织了同志们对此进行讨论。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对军委的各项人事任命和运行制度做出了一些修改，以保证今后军队能够高效地运转。

可由于当时距离“大授衔”才过去了3年时间，虽然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如果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就盲目做出决定，结果难免会顾此失彼。

所以尽管在会上大家争论激烈，但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所以毛主席也没有做出决策！

可1964年的一天，罗瑞卿来到北戴河面见毛主席时又与主席跟贺龙谈到了“军衔制”的问题。

只见贺龙同志把玩着烟斗，说话的时候神色自若：“我们一些干部提出，要进一步调整军队里各个职级的薪资待遇。”

“我看这个很值得讨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从我开始，大家的工资都应该往下调一调。”毛主席听了贺龙的话掐灭了手里的烟头，转身看向罗瑞卿。

此时的罗瑞卿坐在一旁，他见主席和贺老总都说完了，随即也发表了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并且主动提出为自己“降薪”。

这时候，贺龙突然严肃地朝主席问道：“我看我们就应该取消军队内部不平等的一切制度，要不然连军衔制一起取消算了。”

贺龙的话一说出口，整个房间里顿时变得寂静起来，房间里徐徐升起的烟雾咋，在窗外的蝉鸣声，使人的思绪回荡在紧张与松弛之间，不过大家都在看着毛主席！

“取消！我同意立即取消军衔制度。搞掉那块牌牌！”未过片刻，毛主席的眼神突然变得明亮了起来，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贺龙身上穿着的军装，高兴地说道。

三人讨论完毕以后，毛主席又特意让罗瑞卿给军委的其他同志们打电话，询问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具体看法。最终，除了少数同志没有给予回应之外，其他人都表示了同意。

“取消了好啊！我看着那个牌牌就很不舒服。过去我们大家没有那个牌牌都可以打胜仗。现在有了那个牌牌，我看反而不好了。”

毛主席兴奋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窗户前，看着窗户外的美景，非常感慨地说道。

于是1965年2月，在中央军委的同志们再三讨论后，大家拟定了取消军衔制度的方法以及今后军队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目标。

随后，国防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就这样在我军当中存在了十年的军衔制度被暂时画上了句号。

对此，当时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白尔杰回忆道：“6月1日，新的命令刚刚发布，北京的街头就出现了一副奇特的场景，无数的人穿着几乎同样的衣服走来走去，我们分不清他们谁是士兵，谁是军官，衣服上的红星是他们唯一的符号。”

其实客观来说，毛主席等人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做出“取消军衔制度”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平等、强大、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事实上，取消军衔制度以后，我军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

第一、军队的数量过于庞大，这使得我国每年要为了国防投入大量“军费”。因为当初在取消军衔制度的同时，很多相关的制度也被一并取消了。

军队内部有很多“老同志”一直不退休，新同志又不断加入，这样一来，军队的人数越来越多。

第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混乱。由于撤销军衔制度，每支军队之间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调度，一些部队甚至缺乏政工干部，这导致他们的政治工作长期落后，使得部队思想混乱不堪。

第三、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水平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迹象。取消军衔制度以后，一些领导干部被组织上频繁地调动，导致一些部队里出现了“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尴尬局面，战士们长期缺乏有效的训练，部队的战斗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军队的体制建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于军衔制度被废除以后，我国的军事制度也频繁地出现变动。

很多部队的建设目标不够明确，自己的任务也并不清晰。甚至如何发展和向什么方向发展都成了问题！

1979年11月，正在担任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就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而后，他带着大家一起回忆了一番我军的发展之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恢复军衔制度，但是这件事情要缓个几年才能实现。”

邓小平之所以说这件事情要过几年，完全是因为当时我国军队的数量太多，如果贸然进行改革的话，会引起剧烈反应。

为了把影响降到最低，邓小平决定先带领军委的同志们做两件事情：建立军官服役和退役制度，同时给军队进行“大瘦身”！

1982年5月，经过两轮的“消肿”工作，军队的人数已经渐渐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

此时邓小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组织同志们召开会议，商讨“恢复军衔制度”的问题，一场事关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的改革随即拉开序幕。

1983年5月，中央军委的同志们在邓小平的指示之下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度领导小组”，由中央军委办公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直接领导。

时任军事学院副院长的贾若瑜被任命为小组办公室的主任，负责落实“恢复军衔制度”过程中的各项具体工作。

根据他的回忆，这次大家的工作都做得十分细致，大家在办公室下又按照工作性质和种类设置了三个不同的小组，分别为：军衔小组、文职干部小组和预备役军官小组。

在开始具体的工作以前，邓小平就针对这次的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实行新的军衔制度以后，我们的军官要分三等（将官、校官、尉官）十一级（将官四级，其中包含一级上将，并未实授、校官四级、尉官三级）。”

1955年举行授衔仪式之前，我军的军衔被确定为“四等十四级”。这次新军衔在设置上参考了前一次的经验，以防止军衔过多造成部队混乱、肿胀的情况。

可以说，邓小平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非常有智慧的。

根据贾若瑜的回忆，邓小平下达了“恢复军衔制度”的命令以后，大家跑遍了全国的各大军区，走遍了各个军种的部队，向广大的基层战士和指挥员征询了意见。

最后大家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一起草拟了三份材料准备上报中央。

1985年，中央军委见初步工作已经完成，便准备启动“恢复军衔”的工作。可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出现了剧烈变化。

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后表示：“我们的军衔恢复工作还要暂时缓一缓。”

同一年，中央军委做出了“百万大裁军”的决定。

消息一出，全世界的媒体都将目光对准了中国，而邓小平也成为了全世界政治家们争相讨论的对象，大家都在关心着几个问题：

由邓小平主导的这场事关中国军队发展全局的改革能否成功？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邓小平要“裁军”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边境作战当中暴露出来很多问题。经过无数次的战场实践证明：我军的部分战术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了。

另外，此时苏联领导层刚刚完成了“交接工作”，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他一上台就表示出了极强的改革意图，曾经几次表示想要改善同外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因此，我国很愿意在军事上做出让步，使得本已经降到冰点的中苏关系回归“正常化”。就这样，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我军“恢复军衔制度”的工作被迫推迟了。

1988年7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我军队军衔改革工作终于正式获得了全国人大的授权。

但在具体的授衔工作开始之前，邓小平组织大家在中南海举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而这次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微妙。有的同志担心我们的军队如果恢复了军衔制度会面临和从前一样的问题，邓小平听后当即表示：

“我们不是在1955年军衔制度的基础上搞恢复，而是要重新建设一套军衔制度，它会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85年时就被杨尚昆同志提出过。当时杨尚昆就觉得，既然我军即将要实行的军衔制度与1955年大不相同，就不应该叫“恢复军衔制度”，而应该改称为“采用新的军衔制度”。

更何况，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还指出：“我们的军队建设今后要长期处在和平时期，因此军队里的军衔只要设到上将就行了。”

对于这一点有的同志表示了异议，认为这样做会使得军队里出现大量军衔一样的干部，日后大家开展工作、彼此配合上都会出现很多问题。既然要设置军衔，为什么不干脆多设置几级呢？

但是随后便有人解答了这点疑问，和平时期，我军的军队建设重点在于训练和救灾，在这样的行动当中，战士们立功的机会十分有限，不会出现像战争时期那样“英雄扎堆”的情况，军衔晋升自然也就慢了。

况且当时国外的军队也在实行“军衔制度”，这样既有利于军队的现代化管理，也方便了日后军队出国执行任务时方面他国对接。

其实面对众人表现出的种种担忧，邓小平的心里也是十分理解的。毕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也亲自参与过我军的军队建设和战役指挥，论起对军队的了解和对战士们的感情 他不会比任何一个人弱。

可大家看了看手里拿到的草案，又看了看邓小平，谁也说不准一旦恢复了军衔制度，军队的发展在未来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而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将来的后人们又会如何评价他们呢？

“决定是大家一起做的，骂名由我一个人来担就好了。”突然，邓小平同志站了起来，面对全场的同志们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他很清楚这个决定的分量和影响，但是出于国家和军队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必须扛起这个可能会到来的“骂名”。

邓小平的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被邓小平这种勇敢的气魄所打动，纷纷表示同意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既然这个决定是大家伙一起做的，那么未来如果出了问题，“骂名”也不应该由邓小平一个人来担。

终于，在所有人统一意见之后，中国新军衔制度的评定工作正式展开。而在这其中，关于邓小平与军衔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小故事！

1988年9月14日早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内，工作人员在房间里摆好了朴素的装饰，但大家心里都激动不已。

因为这一天，中央军委即将全面采用“新军衔制度”，中央随后还会公布一批“授衔名单”。

几个小时以后，秦基伟、迟浩田、洪学智、刘华清等几十位将军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了怀仁堂内。大家庄严地朝着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敬礼，而后走向了授衔台。

为了迎接今天的仪式，所有的在场人员都穿上了崭新的“87式军服”。随后洪学智、秦基伟等十七位同志戴上了象征着上将军衔的肩章和领章。

按照我军先前拟订的授衔名单来看，杨尚昆和邓小平同志本来有资格获得“上将军衔”，但二位老人纷纷表示自己不需要军衔。

他们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国家与军队未来的发展，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的荣誉和得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授衔仪式的现场还出现了五位女将军，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顺应苏联军队提出的“妇女不适宜在军队工作”的思想，大量妇女干部被迫离队，到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被授予军衔的女干部累计只有4465人。

而所有的将官当中，也只有李贞一位女将军。

1988年实行“新军衔制度”以后，我军的女将军数量由一位变成了五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与进步。

在授衔仪式结束后，所有的将军们站在一起与中央军委的各位领导人来了一张大合影，时光被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随后的时间里，我军分别在1994年、1996年又对军队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改革。在不断的改革与发展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现代化的世界一流军队。

人民军队所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我国各位领导人的思考与付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日兵强马壮的“人民解放军”。

2022年，我军开始实行新的“士兵军衔制度”，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改革又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回首过去，我们的军队不断在实践和战斗当中完善自己，让自己始终对得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和希望，这也正是人民军队能够永葆本色的关键！

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为人民！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我国的军队与经济发展都面临着全新的重大考验。唯有“心系人民，热爱人民”才能够使我们的军队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人民解放军”从无数的人民中走来，必将继往开来地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更加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