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黄维被特赦后，参加宴会见到81岁的李仙州：你怎么这么能活

1959年，毛主席坐在桌子旁，看着桌面上长长的战犯名单，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名单上的名字皆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争罪犯，毛主席此刻在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置这些战犯。

良久，毛主席批示：释放全部战犯，给予他们相应的自由。

先放一批表现好的，然后逐一进行特赦，而被释放的皆为改造积极、良好之人。

此次释放，中央决定对那些存在抵触改造，认错态度不好的人继续关押，直至改造成果良好。

自1959年至1975年，对于改恶从善的战犯共实施了7次特赦。

在敲定特赦名单过程中，有两人极为特殊。

周总理曾特意点名，先后在1960年及1975年的特赦名单中加上了两个人的名字：李仙洲和黄维。

那么，二人究竟犯下何错？他们是如何被俘获的？周总理为何亲自点名要求特赦二人？

1947年2月，李仙洲接到任务，受命去往前线：在8日前占领新泰、莱芜。

21日，李仙洲接到电令：共军已对其实施包围，需马上向北突围。

“大军压境，将自己包围，自己竟毫无察觉！”

李仙洲听闻，内心大惊。

随后，李仙洲同其他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商谈解决之法。

经讨论，最终决定于23日早全军突围。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韩练成其实还有一层身份：他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中的一枚“冷箭”。

李仙洲撤退，必会经过吐丝口镇，所以华东野战军便盯上了此处，但他们需要时间。

而韩练成此番与李仙洲周旋，拖延撤退，不过是在与我党里应外合，争取时间罢了。

23日，李仙洲率兵突围，谁知韩练成却不见了，如何寻找都没有找到，就这样又拖延了一会。

李仙洲知道不能再拖下去，必须马上突围，于是下令前进，而华东野战军早已埋伏等候，牢牢把握住了李仙洲部队的逃跑通道。

李仙洲部队俨然成为瓮中之鳖，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地区，顺利歼灭李仙洲7个旅。

就这样，李仙洲被俘。

“高级人员被捉去，早晚会被杀掉的！”

在听闻李仙洲被俘后，蒋介石大怒。

但是，被俘后的李仙洲非但没有被共产党杀掉，反而在战犯管理所进行了改造，还在北京功德林遇见了许多老相识，其中，就包括黄维。

黄维又是如何被俘的？两人见面后，又发生了何事？

黄维同李仙洲一样，都是“科班出身”，先后于黄埔军校、陆军大学毕业，且喜爱研究中外兵法，与李仙洲也算是老相识。

黄维性格耿直较真，为人不喜，在军中争议声音较大。

在参加淮海战役前，他正在筹办一所军校，且将担任校长一职。

该军校是蒋介石重点部署，打算仿照西方国家，打造培养优秀军官，为此，他投入了大量心血。

然而，军校筹办不到两年，淮海战役便打响。

黄维被蒋介石紧急调往徐州，担任第12兵团总司令。

对于这位临时空降过来的总司令，许多人都对其产生质疑。

其实，黄维已经多年未曾上过战场，自二战结束后，他多少有些厌战，还曾带领家眷回到家乡，不再参与这些纷争。

只是后来蒋介石提出建立军校一事，并力邀他担任军校校长，他才离开家乡，开始筹办军校。

但是他这位总司令，上任不到三个月，便全军覆没，自己也被解放军俘虏了去。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

11月，粟裕在碾庄将黄百韬兵团包围，蒋介石下令，黄维带兵前往徐州。

计划商定，由16、6、8三个兵团，分三路于安徽宿县会师，打通津浦路徐蚌，扭转局势。

黄维奉命带兵出发，结果18日便在蒙城遭到中原野战军进攻。

23日，黄维邀功心切，带领兵团率先发起了进攻。

此次黄维的同学陈赓也驻扎在此，他了解黄维的性格，知道他沉迷书本，于是便设计，摆了一个“口袋阵”。

即放弃已占阵地，将黄维兵团引进口袋阵中，且黄维果然不出所料中计。

25日，黄维兵团被困在双堆集，蒋介石发现胡琏不在前线，便命空军用飞机将他送至黄维处。

胡琏到达后，黄维兵团士气大增，黄维根据当前局势，组织了一个名为“汽车防线”的防御战术。

他称，这个战术，会让中原野战军啃掉牙，败阵当前。

但黄维却低估了中原野战军的战斗力，在我军的连续攻击下，黄维兵团弹尽粮绝。

虽然黄维兵团内部已十分混乱，但仍在挣扎。

15日，黄维下令突围。

我军向突围方向持续追击，终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黄维也因此被俘。

被俘后，黄维被送至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后遇见了李仙洲。

黄维性格执拗，被俘后，十分不配合。

中原野战军的联络部长杨松青，曾动员他们给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要求他们签字。

信写好后，其他人都签了字，唯独黄维不签。

不仅如此，黄维认定自己已经是阶下囚，时常与管教人员搞对立。

管教人员曾回忆，在改造过程中，他总会大放厥词，对于认错悔改的战犯，也时常讥讽挖苦。

虽然人在狱中，但他依旧保持“将军风范”，走路挺直腰杆，对于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破口大骂。

不仅如此，他一直留着胡子。

按照他的说法，在国民党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

监狱规定每位战犯都要学习，并写出体会，杜聿明曾书写万余字笔记，并主动要求寄给蒋介石。

而黄维始终认为自己无罪，若非要挑错，那就是愧对跟随自己的兵。

因此，他拒绝写任何悔过书，并表示若再打一次，他绝不会输！

在战犯管理所，黄维始终不肯放弃认输，他的女儿也曾说服他，甚至妻子的自杀，都未能换来他的悔过之心。

因此，黄维便成了监狱中，拒绝改造的典型。

而李仙洲则不同，被俘后，他并未对共产党产生太大的敌意，对于战败，他始终认为一切皆为天意。

改造时，他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思想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作为李仙洲的老相识，陈毅曾告诉他：好好改造，共产党会好好对你们。

在一次被俘军官座谈会上，李仙洲曾表示，是自己无能，但是战争本身就是极大的错误，早就应该结束了。

李仙洲起初是被关在哈尔滨，后迁至北京功德林。

在功德林，他见到了昔日黄埔军校的同学，杜聿明、黄维等人。

在这种场景下相见，起初确实尴尬，但见多了也就习惯了。

李仙洲一直认为，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终将会受到制裁，所以每次吃饭，他都吃好几个馒头，把每顿饭当做最后一顿饭来吃。

只是让李仙洲没想到的是，有生之年竟能有机会走出去，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1959年9月，毛主席的《特赦令》传至功德林，一些认错态度良好且积极改造的战犯得到了特赦。

对于战犯，党中央的态度是采取人道主义，以关怀感化为主。

在他们改造期间，解放军并未因为他们是战犯而有所苛待。

甚至在他们生病时，解放军会带他们去医院，且不用佩带手铐，平时的餐食也总会有肉。

此外，还时常组织他们学习，并提出具体意见等。

但饶是如此，特赦战犯，还是在他们的意料之外。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做出指示，对于被释放的战犯，要有行动自由，还要给予一定的生活费。

毛主席对所有战犯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之所以做出释放全部战犯的决定，的确有他的思虑在。

一则，能够体现我党宽广胸怀和政策；二则，能与台湾方面修复关系，利于两岸统一。

此次特赦的战犯，需满足几个要求：需改恶从善；需关押满十年；需认错态度良好；积极接受劳动改造等。

一直到1959年第一次特赦大会召开前，李仙洲内心都十分忐忑，毕竟名额有限。

12月，第一次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召开，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宣读特赦名单。

“杜聿明、王耀武...”

一个又一个名字被念出，大家都越发地焦急，纷纷竖起耳朵听是否有自己的名字。

不久后，法官停止，随即说道：

“以上人员已改造满10年，且已改恶从善，现予以释放，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被念到名字的无一不在抱头大哭。

而一旁的李仙洲，见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心里咯噔了一下，自己等待了这么久，终究还是没能如愿。

周围也早已炸开了锅，其余未念到名字的人纷纷叫嚷：我们哪点不如他们，为何他们可以，我们不能！

但李仙洲没有参与其中，他知道，只要好好表现，就一定会被赦免。

在此后的一年里，李仙洲积极表现，配合改造。

直至1960年，第二批特赦大会召开，李仙洲竟在名单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这让他难以置信。

事后他才知道，原来，第二批名单中原本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是周总理亲自叮嘱，将自己的名字加了进去。

这是为何？

“李仙洲”

“有！”

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李仙洲泪流满面。

这年，李仙洲已经60岁，这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天，他终于被特赦。

其实，周总理与李仙洲曾为师生关系。

在黄埔军校时，周总理是政治部主任，李仙洲则是他的学生，且深受周总理影响。

周总理听闻李仙洲在改造期间一直积极配合，表现不错，便在名单中特意加上了他的名字。

李仙洲得知此事后感慨：我惭愧，未能给老师争光，反而成为了老师的敌人。

在李仙洲被释放后，周总理曾专门找他谈话。

“因为你年龄大，在黄埔第一期的学生里，我一直记得你。”

周总理回忆道。

李仙洲心中有愧，说道，学生过去不争气，以后一定好好做人，您放心。

两人又聊了一会，便作了告别。

不久后，相关部门找到他，想将他安置到全国政协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但李仙洲婉拒了。

他表示非常感谢，但自己想回到家乡去。

于是，他便被安排到了济南，出任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生活十分惬意平静。

本以为此前过往就此了结，谁料，1975年，周总理再一次召见了他。

正如前文所说，从1948年被俘后，黄维始终拒绝改造，而这一次，周总理给李仙洲安排的任务，便是劝说黄维。

1975年2月，毛主席想起有一批战犯已经被关押二十多年，随即决定特赦最后一批战犯。

李仙洲得知，黄维在改造期间牢骚不断，对我党以及解放军的成见较深，算是“顽固分子”。

不久前，华国锋正拟定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名单，黄维的名字其实并不在名单中。

但周总理综合全局考虑，认为应尽可能将“不符合标准”的人数减少，对其再次进行思想改造。

而最令他头疼的，便是“顽固分子”黄维，是以，这才将李仙州找来，让他去劝说黄维。

在见到黄维后，李仙洲以亲身经历与黄维促膝长谈，帮助黄维转变思想。

其实，黄维刚到功德林时，便患有结核病，我党医护人员并未因为他是“顽固战犯”而对他区别对待，反而四年如一日，始终坚持精心照料，而他的病情被彻底根治。

是新中国的医护人员挽救了他的生命，让他重生。

日积月累的改造，外加李仙洲的劝诫，让黄维逐渐的消除抵触情绪，思想上也发生了转变。

直至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初步拟定，周总理亲自特赦，将黄维从“不符合条件”名单中拿掉，这才结束了他长达27年的改造生涯。

不久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在北京一个大饭店设宴，招待最后一批特赦战犯，约计293人。

此次宴会，除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以及最后一批战犯外，杜聿明、李仙洲等前几批被释放的人也一同来此叙旧。

黄维见李仙洲后，笑着说：“哎呦，这谁呀，你老头子怎么这么能活啊！”

李仙洲同他开起玩笑：“我才81，早着呢！”

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1977年，黄维参加完国庆观礼后，与小女儿一同南下考察。

在路过南昌纪念馆时，看到了故人，心中感慨万千：

“那么多为人民谋幸福的人都成为了烈士，而我却得到了改造，好好的活着...”

黄维感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要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一份力量。

李仙洲也一样，在特赦后，他写了许多关于曾经的文章，记录下了历史。

从战犯到公民，看似不可实现，但党中央却做到了。

释放所有战犯，是毛主席做出的伟大决定，在当时国际上引起了较大轰动。

人们纷纷感叹，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有如此宽广的胸襟和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