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确定国名，清华教授提议去掉2个字，毛主席：有道理

国名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所在。三千多年以来，中国的国名随着历朝历代政权的更替而变化着。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话振奋人心，一时间这句话响彻九州大地。人民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其实，在筹备开国大典时，中国的国名最初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另有称呼。

当时，一些学者为了国名的确立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除此之外，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的倡议者。

其实，新中国国名的演变是一段热血又曲折的革命史，它的由来又跟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历史的选择，更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选择。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报告中指出，当下的国体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的小资产阶级占绝大部分的民主共和国。

他们占据一定的地位，有着一定的作用。我们现阶段的革命就是要带领这么一群人取得最后的胜利，走向新的中国。

次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问世，文中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以及靠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

他在书中强调：“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自此，我党对于国家未来发展前进的道路变得日益清晰起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中共在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建国方针。

另外，这也是抗日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这对日后重建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6年，蒋介石撕毁了与中共停战的协议，掀起了内战。

面对这个措手不及的结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中共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新中国”的问题。

次年10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又一年的8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称谓。他给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复电中，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来临前，毛泽东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就国名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会议上，各党派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讨论很激烈。

那么，这场会议发生了怎样的争论，具体结果又如何呢？

1949年6月15日的这一天，共产党以及各民主人士相聚在北京。

这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其议题是讨论建国的有关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中共与毛泽东的很多文件及指示中，用的都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称呼。

在会议的过程中，有些代表认为，这个国名太长。

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张志让提出，可以把当前这个国名用简称来表示，比如：“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主国”。

这样不管从读起来还是看起来都会顺眼得多。其他多数代表都觉得，这两种称呼都可以，说的也在理，纷纷表示赞同。

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大家就当以这个意见为准了。这时，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站了出来，说了另一种的看法。

他的意思：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另外，‘人民’与‘民主’在外国人的语言中，其意思是相同的。

此外，在汉语里，这两个词也有重复的意思，因此去掉‘民主’更妥帖。

毛主席听完，点头表示赞同。由此可见，张奚若教授的倡议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国名的确定是马虎不得的，需要反复斟酌和考量各方面的因素。

当时负责拟定政府方案的是第4小组，组长是董必武。会议结束后，负责现场记录的同志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然后上交给董必武。

接下来，董必武召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就国名的问题先后开了三次会议。

在会议上，他们从国家名称、国家属性、国体等多方面展开了细致、严谨的逐一讨论。

在8月17日第三次会议上，初步确认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月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次会议中，有一个小问题，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在提交审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文件中，只见上面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赫然写着六个字“简称中华民国”，并且带着一个小括号。

就是这六个字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其实，在国名后面写上简称是考虑老一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人士。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简称这样放，到底妥不妥呢？

为了解决这个疑惑，在会议进行的第六天，也就是9月26日上午11点半，周恩来总理在六国饭店举行宴会，邀请20多位70岁左右的政协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

有代表从情感上来分析：“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低，他们在感情上习惯了中华民国这个叫法，如果一改掉，恐怕难以接受。这需要有个思想上的过渡，比如先留着这个简称，等一年后再去掉也不迟。”

也有代表从自身的亲身经历及感受，谈“我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没什么好感！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僚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丝毫没有关联。另外，大家觉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要是跟辛亥革命有不同，那国名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此之外，其他16位政协代表发言表示反对用简称。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把大家发表的意见报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做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不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自此，新中国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这样，新中国国名的确定这一重大事件最终尘埃落地。在此次会议讨论中，张奚若教授的倡议无不起着关键的作用。

那么，我们不禁疑惑，张奚若到底何许人也？为何他的提议能得到毛主席的采纳。

在开国大典上，60岁的张奚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了典礼。

当时，张奚若身穿西装，戴着眼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毛主席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他在镜头前晃了一下，把自己原先所站的台阶，留给了沈钧儒先生。

张奚若1889年10月出生于陕西，他家以前在镇上开过药铺，父亲曾经是镇上的商会会长。

18岁读书那会，心里种下了革命的种子。19岁那年，因为赶走了两位日籍的教师，被迫转学到上海读书。这一年他参加了同盟会，还娶到了杨西堂的长女杨景任。

后来，他又投入到辛亥革命中，还从日本运回了一批军械武器到陕西，因这事成为了陕西辛亥革命的大功臣。

1913年，24岁的张奚若赴美留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巧的是，胡适、陶行知、宋子文等人都是他的同学，另外他与著名的逻辑学专家金岳霖相识于这段求学时期。在他30岁的时候，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他当过几年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等官职。1929年8月，40岁的他成为了清华大学政治系的教授，自此开始了后半辈子教书育人的生涯。

虽身处混乱的时局，张奚若总能淡然处之，他内心有自己的坚守和不可触碰的原则、底线。

张奚若很有个性，一大特点是对喜欢的人非常好，大家都乐此不疲地跟他交朋友。但遇到不喜欢的人，会毫无客气地对待。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奚若来到了西南联大教书。

有一次，一位与他是老乡的副总司令看到张奚若生活极其清贫，于是派人送了米、面、毯子等物品。

张奚若坚决不收，还说了一段话：“看到我生活的不如清华园，送这些吃的用得来。现在派头大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教书人就是能清贫乐道，不稀罕这点东西。”

张奚若一生虽然著作虽不多，但是公认的政治学权威学者。他才华横溢，有过23年做教师的经历。他上课非常有特点：上课从来不带课本，也没讲稿，手上只有几页英文的卡片。

上课时，坐下来，提一提上节课的结尾，然后就会滔滔不绝地讲到下课。

另外，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说，学政治学不是为了当官，要是做不成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学者，当一个普通人好了。要是趋炎附势钻研求官是万万不可取的，学政治学要多了解社会，为正义发声，以服务社会为宗旨。

1973年7月，张奚若逝世，终年84岁。

去世时，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他对新中国国名的倡议，能受到毛主席的采纳又是情理之中。国家有这样的人才，是一大幸事。虽斯人远逝但先生风骨犹存世间，令国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