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报童无意透露看仓库老头死了，周恩来心下一惊：为何瞒我？

我要新鲜事2023-05-23 16:33:021阅

“看仓库的那个老爷爷因为疟疾去世了。”

1942年，周恩来住院期间，仍然坚持看报纸，由一个报童每天负责送过来。两人熟悉后，报童每次来送报的时候，都会主动跟周恩来攀谈几句。

负责看管仓库的老爷爷有好几个，周恩来追问，“是那个特别爱喝酒的老爷爷？”

报童点点头，很肯定地告诉他，“我没骗您。大家正忙着给老爷爷做后事。”

周恩来心下一惊，然后便不顾院方阻挠，强行出院，回到家后质问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也瞒我？”

曾追随周恩来近四十年的童小鹏回忆道，那天我在楼上听到一阵斥责声，吓得大气也不敢出，躲在楼上不敢下来，“总理从未向邓大姐发过这么大的火。”

看仓库的老爷爷到底是谁？周恩来对他的死为何反应这么大？

1974年，周总理向周秉德、周秉均等晚辈们讲起父亲时，曾评价，“他本事不大，为人善良老实，但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还掩护过我”。

这句话的确是周老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周贻能，出生于江苏淮安，后更名为周劭纲，在周家同辈的兄弟中排行老七，博学多识，才华横溢，致力于仕途，但是一生都无人赏识。

在周贻能的个人资料里，只记载了学位、官阶但是没有看到相应的官职，简单来讲，周贻能只有学历没有拿到公家的铁饭碗。

结合晚清时期的相关政策，很多人认为，周贻能的学位、官阶是买来的。

也许是为了光宗耀祖，抑或是觉得买学位、买官阶有辱文人的气节，周贻能再次参加科举。

直至考中秀才后，他才返回原籍浙江绍兴，本想在亲戚门下当个师爷，由于他本性忠厚，无法适应官场，被迫失业。

周恩来的祖父去世后，家境败落，周贻能为了养活全家人，只好再次出去工作，给人家当幕僚、私塾先生、写文书等。

生活窘困，好在家庭和睦，妻子万氏在家照顾孩子，他出门赚钱谋生。

“男主外，女主内”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两人结婚的第十年，年仅31岁的万氏病故。

当时，正在江苏高邮谋生的周贻能得知此事后，赶紧前往丈母娘家。他非常愧疚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向丈母娘承诺，把妻子万氏的灵柩带回淮安后，一定会好好安葬。

丈母娘并没有同意周贻能的请求，还提出安葬要求：棺材必须由涂七层漆的十二朵正花楠木制成、批五层麻布、百丈白绫缠足等。

这个要求对于一贫如洗的周贻能而言，是非常苛刻的。

无奈之下，周贻能只好卖了两间房来安葬妻子，钱很快就花完了，还是没达到万家提出的安葬条件，双方协商之后，把万氏的灵柩暂放在一座庙里。直至28年后，万氏才入土为安。

万氏与周贻能共生了三个儿子，周恩来是大儿子，据说为了冲喜，过继给了重病的叔叔周贻淦，二儿子周恩溥，万氏去世时三儿子周恩寿才两岁。

本就工作不稳定、薪水微薄的周贻能，在妻子去世后，更加无力养活一家人。作为家中长子，周恩来被迫早早地担负起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

在周恩来12岁那年，他被伯父周贻赓带到了东北，与父亲一起生活。

那时的周贻能在辽宁铁岭县衙里当差，与之前在绍兴当师爷时遇到的情况一样，官场黑暗腐朽，因此，没过多久，他无法适应工作环境，再次辞去了差事。

经朋友介绍，他给彭广心当幕僚，此人归隐前是道台（一般为正四品），这份工作他能做得下去，但是薪水太低，根本没办法支付周恩来的学费。

父亲没钱支持自己念书，周恩来写信给伯父周贻赓，希望能得到伯父的支持。

师承儒教的周贻赓本就重视教育，得知周恩来因为没钱上不了学的时候，他找到周贻能，提出由他供周恩来读书。

其实，那时的周贻赓也不是很有钱，在黑龙江工作，只是个科长，但是他的官场之路要比周贻能走得好。

起初在黑龙江当科长，到了1913年，周恩来从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毕业，此时的周贻赓正好被调往天津负责盐运和官银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就跟着伯父周贻赓去了天津，考进了南开大学。

周贻赓有钱支持周恩来上学，还有一个原因，他先后娶了王氏、杨氏，到了东北之后，又娶妻，但始终没有子嗣，因此，周贻赓对侄子周恩来格外关照。

周恩来虽然被伯父照顾得很好，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还在东北工作的父亲。

1916年2月2日，恰逢除夕，南方有习俗，这天晚上家人聚在一起守岁。此时的周恩来不知道父亲一个人在东北时是如何过除夕的。

看到别人都是家人团圆，而他和父亲还相隔两地，每逢佳节倍思亲，思父恋家之情也只能通过文字抒怀，在作文里写下：北地不知有是习否？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毕业，赴日本求学，与父亲之间的距离更远了。次年，他趁着学校放假的时间，回国看望父亲，此时周贻能的日子并不好过。

原本把他调往京兆尹公署任职，谁知他到了那里之后，处处被排挤，也没有保护伞，经常被同僚排挤，被上司嫌弃，不久之后就被辞退了。

周恩来与父亲在北京短暂地相聚之后，父子两人又分开了。他在日记里有专门记录，“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往南京去”，送别父亲时，“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

自那之后，周恩来常常在日记中记录父亲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东奔西走，要承受排挤、辞退等不幸遭遇，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父亲的思念。

从1890年参加科举开始，周贻能学着养活自己，到1922年，整整32年过去，周贻能终于迎来了稳定的生活。

在周贻赓的帮助下，他在齐齐哈尔烟酒事务局当办事员，工作稳定了，薪水也比之前要高了好多。

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周贻赓再次失业，先后在吉林、天津等地生活。

当他得知儿子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共地下党作斗争，于是决定前往上海。在组织的护送下，到达上海，时隔十多年后，父子两人终于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儿子长大了，不仅成了他的靠山，还能出色地带领很多同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对抗，周贻赓因有如此优秀的儿子而感到自豪。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登报缉拿李大钊、周恩来等人。

周贻能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后，意识到目前大家正面临着生死危机，于是向儿子提出帮组织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组织考虑到他身份没有暴露，又是一个老人，不太会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因此让他帮忙做一些秘密联络工作。

当时上海，正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上海并不是周贻能的久留之地，离开上海后，投奔周贻赓，周贻赓托人介绍他去河北的一个县里当收发员。

1933年，收到周贻赓去世的消息后，周贻能辞职，返回天津给哥哥治丧。治丧期间，周贻赓生前的一位朋友给周贻能推荐了一份新的工作在安徽，稳定，薪资高。

周贻能终于过上了工作稳定、收入高的生活。攒了一些钱之后，他要兑现28年前的承诺，回到淮安，安葬妻子于淮安东门外的周家祖坟。

搁在心里几十年的心愿，终于达成了。按理来说，接下来可以开始新生活了。事实上，周贻能的生活再次陷入漂泊不定的状态。

再次前往上海，他在周家及其他亲戚的资助下生活。

到了1937年，我党在汉口成了八路军办事处，周贻能才被周恩来夫妇从上海被接到武汉去生活。

著名作家老舍曾专门发文描写周恩来得知父亲到达武汉时的场景。

当时，周恩来正在主持抗战文艺座谈会。在发表演讲到最后时刻，他告诉大家一件事，“老父亲今晚十点到达汉口”，他要去接他的父亲了，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另外，他以自己和父亲的经历，告诉大家，“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之手”，鼓励大家要不惧敌人的摧毁，我们要坚强，“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不久之后，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来到武汉。

武汉会战打响后，周贻能、杨振德跟着大部队先后撤往长沙，转战桂林、贵阳等地。

周贻能和杨振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们还能够尽可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振德作为邓颖超的母亲，一直都非常支持女儿的事业，她曾借自己行医，为女儿打掩护，此时，革命队伍在转移的过程中，有人员伤亡时，她会主动承担救治工作。

周贻能负责帮忙打下手，路上遇到难民的时候，他会跟着大家一起去救助那些人，有时候还会讲故事、说笑话，缓解苦闷的生活。

到了重庆之后，周贻能年纪太大了，组织安排他看管仓库，打扫院子，他与大家相处很好。

工作上从未出现任何纰漏，但是在生活上，多少有些管不住自己，用周恩来的话来说，“过分喜欢喝酒”。

偶尔小酌一杯，倒是没什么。只是老爷子一旦高兴来，饮酒不受控制，喝醉了，需要人搀扶着回去。

周恩来告诫他，“你喝多了，对身体不好，还需要别人照顾，但是大家都有工作要做”。

周贻能在官场工作多年，他是一个非常守规矩之人，儿子提醒他因为喝酒可能会耽误别人工作时，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控制酒量。

时年已经68岁的周贻能减少喝酒，但是身体上常年累积下来的旧病爆发了。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为小肠疝气发炎，病情非常严重，住进了重庆中央医院。

住院之前，他专门去看看父亲。父亲还能很利索地打扫院子，看守仓库，对于一个老人而言，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因此，周恩来并没有太担心父亲的安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几天之后，周贻能也生病住院了，高烧不退，病情恶化，于1942年7月10日夜里离开人世。

有人去世了，家人理应要报丧。作为周贻能的儿子，周恩来有权利知道此事。

只因周恩来当时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众人知道，周恩来对父亲感情至深。

大家担心周老先生去世对周恩来刺激太大，不利于术后恢复。

为此，董必武和邓颖超还专门把南方局的同志们召集起来了，讨论一下，要不要把实情告诉周恩来，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暂时不告知。

另外，会上还讨论了老先生的安置问题。先将老先生的灵柩暂时停放在红岩的防空洞里。

为了不让周恩来看出任何破绽，童小鹏和吴克坚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汇报工作。

董必武告诉童小鹏，“如果他问起老先生的情况，你们就回答‘病有好转，请放心’。”

童小鹏后来回忆的时候，说话的语气中流露着紧张感，“总理是个非常细致的人，我和吴克坚又跟随他工作多年，他对我们太熟悉了，那几天一直在他面前演戏，我俩互相鼓励，生怕露出马脚。”

每次见总理，精神紧张，身心俱疲，有时候总理也问他们为何汗流浃背，童小鹏和吴克坚把原因归结于重庆太热了。

因为邓颖超当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经常来医院看望总理，周恩来便写封家书交给童小鹏，由他代劳转交给邓颖超。

7月6日那天，他在信中写道，“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

周恩来提到的“吃面”一事，是父亲的生日马上到了，而自己那天还在住院，没办法给父亲过生日。

周恩来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过生日只在生日当天过，他想知道父亲决定怎么过生日。

这个生日对周贻能而言非常特殊。

周恩来提到的“二十八号”，也就是周贻能68周岁生日那天，按虚岁算，就是69岁。

淮安有个习俗，“做九不做十”，简单来说就是，原本是69岁生日，但是按照习俗来，也算作70岁生日。

因此，周恩来希望邓颖超帮忙询问父亲的意见。

关于这种生死大事，大家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周恩来也是一样，他没想到父亲没能过上68周岁生日。

7月10日，周恩来与童小鹏等人谈话过程中，发现了他们有事在瞒着自己。

“董必武这两天没来看我，南方局出事了？”

董晓鹏磨叽半天才编出来一个理由，“没，没有，南方局没出事”，接着小声说道，“也许是忙其他的事情，脱不开身，我回去之后问问，过两天向您汇报。”

“其他的事情？其他什么事？”

周恩来发现童小鹏在说谎。

一旁的吴克坚出来打圆场，“有些机密事情，估计是不便往外说，我们回去问问。”

周恩来并不相信他们说的话，“局里没事。难道是我家里有事？”

他在来医院之前，有跟董必武等人说过，拜托他们帮忙照看一下家，“家里有两个老人，身体不算太好，劳你们费心”。

童小鹏扛不住周恩来的“审问”，只好“老实交代”，用之前开会讨论出来的理由，告诉总理：周老先生感冒发烧。

得知此事后，周恩来再次给邓颖超写信，关心父亲的身体，“除疟疾外，还宜注意年事已高”，还向邓颖超提到父亲“过分喜欢饮酒”，希望邓颖超能帮忙控制父亲饮酒，吃饭要注意消化与营养。

从信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非常清楚父亲的身体状况，对父亲关怀备至。

邓颖超收到信，看完之后，交给董必武等人，大家还是一致决定：周老先生去世的消息暂不告诉总理，等他出院后再说。

7月12日，童小鹏和吴克坚再次去医院看望周恩来，得知父亲的身体逐渐康复，他在信中感谢邓颖超对父亲的照顾。

童小鹏和吴克坚刚走没多久，报童进来给总理送当日的《新华日报》。两人闲聊了几句，报童说漏了嘴，周恩来这才知道父亲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赶回家中，周恩来从董必武那里得知是组织讨论后决定暂时先不告诉他关于父亲去世的消息，因此，他也没有继续再追问邓颖超。

“父亲的遗体呢？”

邓颖超告诉他还停放着，等他回来下葬，周恩来即可起身前往。

在父亲的灵柩前，眼泪夺眶而出，走上前去跪拜。跪拜结束后，揭开盖在父亲身上的白布，瞻仰父亲的遗容，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孩儿不孝！”

术后还没修养好，再加上情绪波动太大，邓颖超害怕周恩来的身体难以承受，在一旁劝慰他。

“我要为父亲守灵，陪他最后一夜。”

大家闻言，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想上前劝说。邓颖超示意不要讲，她知道父亲去世对丈夫的打击太大，父子情深，没人能阻挡得了。

7月14日，也就是周老先生去世后的第四天，周恩来夫妇、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等南方局的同志们一起为老人做了简短的悼念仪式，将周老先生的灵柩安葬于重庆小龙坎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墓里。

周老先生去世16年后，他的墓地发生了变化。

党中央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提出“退耕还田”政策。周恩来带头响应政策，派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前去重庆，平坟还耕。

曾经与周老先生一起安葬在红岩墓地的杨振德等人的十几口棺材，全部起出火化，骨灰装进罐子里，埋在原墓地旁边，栽了五棵树，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逝者的基本信息，原来的坟地全部交给沙坪坝公园使用。

1984年，童小鹏和曾经在南方局工作的老同志再次前往重庆，经重庆市有关部门同意，且征得邓颖超的同意后，将那14个骨灰罐取出，埋在红岩纪念馆的山坡上，也就是现在的“红岩公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忙于政务，没能做到年年前去父亲坟前祭拜，于是就把父亲生前的照片放在皮夹内，想念父亲的时候，常常会拿出来看看。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一个细节，照片背后有周恩来生前亲笔写下的“爹爹遗像”。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周恩来对父亲的至孝亲情。

回望周贻能的一生，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奋斗，始终保持自身廉洁，始终在寻找新生的可能性，他的这种精神也影响了周恩来。

周恩来在年轻的时候就树立崇高的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生廉洁奉公，去世时，名下仅有570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