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国内黑社会猖獗，毛主席使出雷霆三招后，恶势力彻底消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决定以暴力手段清党，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攫取了北伐战争的革命果实。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为了镇压百姓，消灭革命思想，蒋介石决定和帮派势力合作，让黑恶势力出面成为他破坏革命的反动工具。

这群帮会分子大都披着一个合法的外衣，和当地国民党政府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以致百姓生活无以为继。

即使在败逃台湾前夕，蒋介石仍然在考虑如何与黑社会组织互相勾结，试图利用这种地下工具来“铲除共产祸害，反共复国。”

面对这颗危害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毛主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黑运动，仅仅用了三招，就让这群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帮派分子彻底消亡。

那么，毛主席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困扰中国社会千年之久的帮会问题，背后又有怎样独特的行政智慧？

谈起横行中国的江湖黑帮，青帮自然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相传在雍正登基后，由于国库亏空，加上西北战事频繁，为了开源节流，给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雍正帝决定实行改革，兴修水利，并带动了满清漕运事业的发展，大量青壮男子为了谋生，纷纷前往河道沿岸的码头谋生。

这些码头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当地乡绅所侵占，于是选择抱团取暖，这就是青帮的雏形。

雍乾年间，青帮有一套严格的准入机制和行为规范，行事风格还遵循着部分传统儒家价值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漕运行业的没落，大量青帮人员的失业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游手好闲的流民。

原本严格的行为规范渐渐成了摆设，这些流民为了一口饭吃，要么沦为乞丐，要么铤而走险，成为危害一方的土匪和罪犯。

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租界，片面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也让大城市成为各方势力的角斗场，植根于基层的青帮借机进入到城市之中，要么依附于洋人，要么自立门户，很快就成为控制底层社会的土皇帝。

庚子之乱后，有识之士认识到腐朽的满清政权无法救中国，各路反清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这些反清团体热衷于和江湖结社合作，共同筹备反清活动和武装起义，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光复会，成员多少都有帮派背景。

参与反清运动让帮派分子尝到了政治的甜头，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成了华夏大陆的主旋律，其中上海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青帮分子最大的集散地。

当时即便是再大的军阀，也要向青帮递上拜帖，如果没有这群地下皇帝的背书，军阀也很难在上海获得相应的利益，而在一干青帮大佬中，最著名的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

这三人控制了上海的经济命脉，和政府大员建立起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北伐开始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这些靠搜刮民脂民膏的恶徒匪首，担心革命会摧毁他们来之不易的“事业”，于是开始和国民党反动派合作，绞杀革命。

蒋介石执政期间，大量黑帮分子加入国民党中，成为白色恐怖统治的底层打手，长此以往，国民党当局变成了一个官匪结合的政治团体，全国解放后，这些黑恶份子不甘心失败，试图继续为恶一方。

为了解决黑社会问题，毛主席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攻顽固势力”的基本策略。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前往帮派分子驻地，进行争取和教育工作，一些帮会首领见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对于中共的态度渐渐软化。

1949年5月初，已经起义的国民党高官杨虎在收到陈毅的命令后，前往上海去做黄金荣的工作。

当时摆在黄金荣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离开大陆，前往香港找自己的好兄弟杜月笙，二是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军入城，协助人民政权改造帮派分子。

此时黄金荣已经年过八旬，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深感自己时日无多的他不想奔波，于是答应了杨虎的劝说，最终没有在上海解放前夕出走。

但是黄金荣明白自己罪孽深重，乞求人民的原谅可以说是奢望，为了弥补自己当年犯下的滔天大罪，在国民党逃离上海前进行的大屠杀中，他动用自己的势力，掩护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

除此之外，黄金荣还派遣听命于自己的帮派份子前往上海各地，整理并保护部分基础设施，阻止国民党特务对其进行破坏。

他还整理了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党产”，制成报表交给地下党，同时将整个青帮的组织规划都交给了地下党，可以说黄金荣以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党接管上海，是他罪恶多端的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善举”。

而旧上海另一个青帮头目、有着上海皇帝外号的杜月笙，则在上海解放前夕逃窜到了香港，杜月笙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北伐时期他曾经支持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人的工作。

但在看到自己的利益受损后，他又毫不犹豫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这一边，但同时他又有极强的民族意识。

抗战时期，不少帮派选择就地投降，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也选择做了汉奸。

但杜月笙鄙夷汉奸，他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财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曾与潘汉年交好，在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对我新四军展开生化进攻时，潘汉年通过他为新四军购置了4000个防毒面具，破坏了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战计划。

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若能将他争取到我党这一边，对整个扫黑工作都将是极大的助力。

为此，潘汉年找到了留在上海的杜月笙之子，向他详细阐述了党的政策，要他带着口信前往香港，动员自己的父亲返回上海，于是杜氏之子搭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杜月笙在收到党中央的邀请后，心中纠结万分，此时的他已经罹患重病，来回奔波会给本就虚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于是他决定换一种方式，向人民纳上自己的投名状。

他托人给潘汉年捎去了一封书信，表示自己在香港绝对不会过问政事，也不会去台湾和反动派沆瀣一气从事反共活动，并在报刊上发表口令，要求自己徒子徒孙必须安分守己，服从新政府的法令，禁止伤害平民百姓，否则将以家法从事。

而杜月笙寓居香港期间，基本上履行了他的诺言。

就这样，在毛主席安排的思想攻势下，上海地区的黑恶势力被迅速瓦解，不少青帮成员在经历了思想改造之后，成功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中，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刚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时期留下了大批残余力量。他们同当地的恶霸、地痞相互勾结，形成了有别于江湖帮派之外的黑恶势力。

这群人在早年间便以打家劫舍为生，大都是割据一方的悍匪。

他们和国民党特务和残余部队合作，获得了“党国”赏赐的军衔和金条以及大量武器装备，为害一方，呈武装割据之态势，并采用土匪游击的战法，对我党部队和人民群众发动无差别袭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土匪武装达到100余万人，规模大小不一，尤以西南地区最多，达到了惊人66.5万人。刘邓大军开赴西南后，立刻在当地成立了军管会，并在西南剿匪事务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兵力。

对于这群拥有准军事能力的黑恶势力团伙，毛主席则提倡剿抚并用，对于那群自绝于人民的无可救药之人，就用人民军队的铁拳将他们尽数消灭。

而对于那些受人蒙骗的无知群众，也会尽全力去拯救他们，使得他们重回正途。

在匪患严重的贵州山区，就有一个迷途知返的标准案例。

那时在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贵州惠水县城的几条道路上，络绎不绝的人们正争先恐后地前往一个会场，去围观对女匪首陈大嫂的审讯。

陈大嫂原名程莲珍，少女时期因美貌闻名乡里，被当地一名陈姓大地主娶为二房。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和金钱，大都组建具有团练性质的私人武装，购置各型枪械，甚至建设炮楼和碉堡等防御工事。

程莲珍进了陈家大门后，跟着夫婿学会了骑马和开枪，丈夫因病而亡后，程莲珍带着私人武装躲进了深山里，成了名震乡里的女匪首，被当地人称为陈大嫂。

在解放军解放贵州后，国民党特务找到了陈大嫂，任命她为反共救国军司令，之后她便时常率领队伍侵扰村庄，甚至还不自量力地带领人马去攻打县城。

凭借自己的“光辉事迹”，陈大嫂成为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匪首，因此在她落网之后，如何处置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于一般群众而言，陈大嫂罪大恶极，理应要在刑场上吃上一发正义的子弹。

但在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群众看来，陈大嫂虽是一女流之辈，但“巾帼不让须眉”，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女豪杰。

两种不同看法相互冲突，让贵州政府在处置他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主张该杀者有之，主张怀柔者有之。

由于两种意见一时难以统一，贵州省军区便将此事呈报给了西南军区的参谋长李达。

李达获悉此事后，认为这事关当地民族团结问题，自己无法做主，于是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在向毛主席汇报西南剿匪工作时，专门提到了有关陈大嫂的问题。

毛主席听完李达的汇报后，仔细研究了关于陈大嫂的案卷和相关材料，一番推敲过后，主席给出了最终的处理方案——不能杀。

随后又补充道：“诸葛亮抓孟获都能七擒七纵，我们抓个陈大嫂，不能一擒就杀。”

李达听罢，顿时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就这样，一个本该枪决的匪首，就这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躲过一劫的陈大嫂，在接受了思想教育和政治改造后，对自己昔日犯下的罪行流露出深深的悔意。

为了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陈大嫂自告奋勇，去深山寻找还没有投降的土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苦劝这群土匪放下武器，向新生的人民政府投降，完成罪恶人生的救赎。

在陈大嫂的工作下，不少土匪离开了蜗居的洞穴，接受党和人民对其的监督和改造。

而那些拒不投降悔改的顽固分子，陈大嫂就动员他们的家属前去劝说，几番未果之后，她便扮演向导的工作，引领解放军进入这群匪徒的藏身之处，将他们一一击毙。

除了用铁拳和政治教化来消灭黑恶势力，切断黑恶势力的经济来源也是一个绝佳的办法。在旧社会，妓院是黑恶势力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娼妓制度在中国绵延数千年之久，不仅严重摧残着妇女的身心和人格，同时也为黑恶势力提供了大量资金，甚至成了国民党特务的联络窝点。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面对妓院林立，娼妓泛滥的局面，我党发起了一场破旧立新的废娼运动。

以首都北京为例，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香山后，有一天晚上，主席带着秘书进入北京城了解社会民情。

一行人路过胡同口时，只见一个妓院的老鸨正当众毒打一名出逃的妓女，那女子被打得苦苦哀求，主席看到后异常愤怒，立刻让秘书上前阻止。

施暴的老鸨不仅理直气壮，还亮出几个地下帮派首领的名字，甚至想让人对秘书逞凶。

不久，主政北京的彭真去见毛主席，谈到了娼妓制度对新社会的危害和反动性，坚定了毛主席铲除这一社会毒瘤的决心。

于是，他们命令北平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对全城的妓院展开整治活动，并整理相关经验后推广至全国。

同年9月19日，在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下，《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产生，正式拉开了废娼运动的大幕。

大量公安干警涌入北平城的妓院中，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强制措施，对恶名昭彰，伤害人命者严加惩处，对妓院非法攫取的巨额财富予以没收，在妓院工作的伙计一律遣散。

取缔妓院的行动好比一柄插在黑恶势力大动脉上的尖刀，断绝了黑社会团伙的经济来源。不少罪徒为此怨声载道。

甚至喊出要在北平城内搞武装暴动的口号，但乌合之众怎么会是公安干警的对手，一些试图行破坏之事的歹徒被全部抓捕。

这些恶徒没了饭碗，又经受了共产主义铁拳的打击，但他们不甘心失败，将翻盘的筹码压在了那些被解救的妓女身上，传播谣言，污名化我党的相关政策，唆使被解救的妓女从收容所中逃跑。

旧社会的娼妓大都出生于贫寒家庭，沦为娼妓并非自愿，虽然她们社会关系复杂，但大多数人的心智过于简单。

甚至不少人将压迫她们的老鸨和黑道分子视作可以托付一生的“亲人”，因此她们也极易受到这群恶人的蛊惑，从原本的明娼转变为暗娼。

对于黑恶势力的盘外招，毛主席决定加强舆论攻势和宣传工作，彻底改造妓女们的思想，仅有思想上的改造还不足够，必须要传授她们能够开始新生活的技能，为她们的后续生活提供长久的保障。

就在禁娼运动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的娼妓教养院中，就开设大大小小数十家棉纱厂。

教养院的干部们特意请来了专业工人，手把手教她们纺织技巧，这些工人和这群被解救的女子一起上班下班，劳动积极性很高，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靠双手吃饭的工人了。

通过实际的执行，中国共产党成功粉碎了黑恶势力对我禁娼运动的污名化阴谋，掐断了黑恶势力获得活动经费和不义之财的重要来源，在经济上彻底摧垮了他们。

没了钱财的黑社会分子，自然就如覆巢之际的鸟兽一般，只能四散奔逃。

怀柔帮派分子，剿抚江湖土匪，取缔社会毒瘤。毛主席通过这三招阳谋，彻底消灭了全国的黑恶势力。

这场建国初期的扫黑风暴，成功将盘踞在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毒瘤一扫而空，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免让人感慨第一代领导人群体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