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在云南见到张若名：多年不见，愿意回北京工作吗？

1955年的某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率领代表团出访万隆会议。

途径云南的时候,他想到自己有一个许久未见的老友张若名在云南大学工作！

随后，经过校方的安排周总理和陈老总一道来到了这位老友的家中，老友见面不免要寒暄一番。

总理问张若名：“你想回北京工作吗？”

张若名听见总理的问题后陷入一阵沉思，随后便婉拒了老友的好意！

那么，张若名是谁？总理和这位老友之间有什么奇特的经历，总理为何会亲自过问她的工作？

张若名生于1902年的河北清苑县，父亲张少文是当地一个资深的封建地主。

这样的家世背景可以说是当时普通人都梦寐以求的。殷实的家境让她可以在家庭中的经济实力的支持下衣食无忧、饱读诗书，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不用经历那个时代普通国人的苦难。

1916年，张若名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天津当时的名牌学校——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她和当时的邓颖超同为这个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

邓颖超和张若名两人性格相投，在长期的共同学习生活的过程中，两人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1919年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张若名和郭隆真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组织起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张若名担任了当时同志会评议部的部长，而邓颖超则担任了讲演队的队长。

为了配合“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年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

随后联合会决定派遣张若名、刘清扬等8个人前往北平，代表天津人民参与五四运动，对当时北洋政府即将要签订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表示抗议。

在以张若名为代表的学生团的努力下，反对《凡尔赛条约》的人们聚集起来进行了“示威游行”等一系列活动。

《凡尔赛条约》的内容激怒了当时每一个心存爱国之心的中华儿女，当时激愤的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群众声势十分浩大。

北洋政府领导人徐世昌迫于于群众压力，最终没有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9月16日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人一道创办了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

他们以觉悟社期刊为阵地发表爱国宣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希望唤醒中华人民救亡图存的意识。

这个社团的核心是所有成员保持“独身主义”的信念，所有成员必须恪守“革新、革心”的革命精神进行自我的革命，以“自觉、自决”的主旨积极传播新到来的“马克思主义”。

除此之外，觉悟社的社员是由10个男生和10个女生组成，这表达了他们希望男女平等的共同愿望。

周恩来、邓颖超、张若名等人因为共同的革命信念聚集在一起，并产生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觉悟社的成立，让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有了“主心骨”。

这一组织的存在对当时的爱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随着觉悟社的影响逐渐扩大，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先生听说以后也十分高兴，他亲自来到天津给张若名、周恩来等人讲课！

而这一爱国组织的存在自然也是旧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十分担心这些学生闹起事来会威胁自己的统治。

1919年11月15日，福建日本领事馆里的日本人意识到日益发展的五四爱国运动会严重影响日本在华的利益。

为了报复学生代表，他们派出大量的便衣警察和“日本浪人”残忍地殴打以任何形式参加运动的学生。

16日，日本人打死多名学生代表，他们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造成了著名的“福州惨案”。

不久，这一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和张若名等觉悟社成员听后义愤填膺，决定号召觉悟社成员发动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行动。

1920年1月25日，北洋政府得知学生即将进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行动后，决定取缔当时著名的“天津各界联合会”。

面对这种情况，张若名和周恩来立即召集觉悟社成员开起了紧急大会，经过紧急大会的讨论，一致同意了以周恩来、张若名等四人为学生爱国行动代表的决定。

他们要发动学生反对北洋政府的举动，他们进行示威游行并号召全体人民参与到抵抗日货的行动中来。

1920年1月，在周恩来、张若名的领导下，数千名学生游行来到省政府的大门，他们高喊口号、群情激奋。

面对他们的却是两扇紧紧关闭的铁门，任凭他们在外面怎么呼喊，门内都没有一点动静。

这时，抗议示威队伍中的一个同学突然发现铁门的下面有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的缺口。

正当这位学生想从这个缺口爬进去的时候，周恩来却立即制止了他的行动，表示由他和张若名等4人代表到里面去。

商量好以后，周恩来等4位代表爬到了里面，可是早就埋伏好的军警立即将他们逮捕了。

这些军警以为抓住了这些代表“头目”以后，学生就会停止抗议示威行动。

但没想到的是，这些学生听说代表被逮捕后不但没有停止抗议行动，他变得更加激奋，进而爆发了声势更加浩大的抗议声潮。

当里面的官老爷看到了学生还在继续闹事，他们命令军警以武力驱逐学生的抗议示威游行，由此爆发了著名的“1.29惨案”。

同日下午5点，周恩来和张若名等人被军警押到警务处关押，在送往关押的途中他们依然大声疾呼“打到卖国贼”等口号。

被抓捕到狱中的周恩来等人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们仍然关心着外面与军阀进行斗争的同学们。

此时此刻，张若名不仅没有因为自己这次苦难而意志不坚想要退缩，反而在精神上有了更大的突破，正如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的精神此刻很快乐！

狱外的学生想尽办法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营救行动，最终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于7月17日释放了周恩来、张若名等人。

张若名出狱之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清苑县，家中的父母听说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后十分生气。

父亲为了让她过上安定的生活给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他们以为只要张若名嫁过去，时间一长慢慢就会过上相夫教子太平日子，逐渐忘记那些“不健康”的思想。

接受新思想熏陶后的张若名当然不会同意草草嫁人，他以各种形式反对父亲的要求。即使她的父亲以断绝父女关系要挟，身为觉悟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张若名也没有退缩一步。

她一直和父亲据理抗争，随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到了天津。

而她的父亲张少文非常气愤，他认为闺女执迷不悟，生怕他会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在报上发文和张若名断绝父女关系。

“1.29的惨案”的发生让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人明白想通过用和平示威的手段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复兴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为了寻求新的出路，他们决定前往法国学习。

他们几经辗转，来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爆发的第一个中心巴黎公社的故乡——巴黎。

而到法国以后，张若名必须要解决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在此之前的她并没有任何法语基础。

为了方便张若名的生活，周恩来等人在法语的学习上给予了她很大的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她的法语水平大幅度提升，已经能顺畅地和当地民众进行沟通交流了。

1922年的上半年张若名、郭隆真参加了周恩来等人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秘密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

周恩来自然非常欢迎张若名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

不过，张若名来法国不仅仅是为了跟随革命的脚步，也是为了谋求学术上的更大进步。

此时的她已经和家庭断绝了关系，经济上缺乏稳定的来源。

于是，张若名只能在巴黎的云母片厂做工，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巴黎读书。

在闲暇之余，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人在中国少年共产党内一起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遇到不同看法的地方大家会一起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张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迅速提高，这也为他以后的发表相关文章奠定了基础。

随着张若名法语水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功的深厚，周恩来建议她参加共产主义研究会并担任主讲。

张若名又把自己的讲话稿整理成了文章，以化名的方式在法国《赤光》的杂志上发表，这是最早的中国女性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就这样周恩来和张若名相互扶持，双方渐生爱慕之心。对他们来说，这段时间的相处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因为他既是革命战友，又是革命恋人。

原本按照事情的发展，张若名和周总理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最后会进入婚姻的殿堂。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革命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以及坚定的追求。

但是事情的发展总是这么曲折往复，1924年对于周总理和张若名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1924年1月，里昂支部召开列宁追悼会，而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的共产党员参加。

此时周总理不再担任少共书记，而刚刚选拔上来的任卓宣盲目激进，不顾张若名同志的劝阻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

不仅如此，他还偷偷把张若名的真实身份告知了法国警方导致她的身份暴露，险些被警察当局抓住驱逐出境...

此时少共书记任卓宣为了排斥异己，以张若名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为由，对张若名进行了重重审查。

在内部和外部的重重压力下，张若名终于扛不住了。她于1924年的上半年提出退出组织的申请，希望自己逃离组织是非，专注于学业。

而张若名的这一选择导致了她与周恩来两人的分手。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周恩来都有坚定不移革命理想信念，他愿意为革命奉献终身，而他的择偶标准也受到了他的坚定理想信念的影响。

周恩来要选择的另一半一定是和自己有共同的革命信念，能够为中华的崛起而奋斗，是能够陪伴自己奋斗终身的革命战士，而张若名的选择使得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只能分手。

同年7月，周恩来奉命调回国内，张若名作为朋友来给他送行，码头上，两人其实都有无数的话想要诉说，但他们只是双双沉默，不发一言。

就要分别了，张若名目送周恩来渐渐远去的背影，随后自己也离开了码头。

这年10月，张若名在一位法国女士的资助下，顺利进入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

在学习期间，经朋友郭隆真的介绍她与未来的丈夫杨堃相识。

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从莫斯科来到里昂郊外的一个秘密咖啡厅，与张若名进行了一次会面。

当时周恩来是化妆潜伏而来，可当他摘下墨镜的时候，张若名还是一眼地认出了他。

在这里，他们从白天聊到了晚上，周总理和他讲述了当初他们创办觉悟社的同志的去向，并告知自己已经和革命战友邓颖超结成夫妻。

在谈话的最后，周恩来说：“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已经很难预料，我已经做好了为革命而牺牲一切的准备。”

张若名听到周恩来如此说，她便再次向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兼恋人保证道：自己虽然已经退出了组织，但不会泄露党的秘密。

不久，张若名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在留法勤工俭学中的第1位女博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张若名的博士论文是《纪德的态度》，在写完这篇论文之后，他将这篇文章寄给了纪德先生。

纪德先生看到了张若名对自己文化的思想内涵的解剖非常之深刻，高度评价了她的论文，而当她的导师看到这篇博士论文以后这样评价道：“她的成就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张若名不仅获得了法国里昻中法大学的博士学位，还获得了大学奖励的500法郎奖金！

1930年，张若名这篇博士论文因其高度的文学性以及极高的研究价值被法国的鲍氏兄弟出版！

与周总理见面的两年后，张若名和杨堃在里昂中法大学的礼堂正式结为夫妻。

1931年1月4日，张若名和杨堃这对博士夫妇带着雄厚的学术的积累，抱着一颗为国尽忠的赤子之心回到了祖国。

回到中国以后，张若名被中法大学文学院聘请为教授。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全面爆发。

此时张若名在北平地区居住，日本人知道他在国际上的名声，多次聘请她为日本人做事，但他们夫妇二人拥有坚定的爱国之心，绝不会为日本人办事，他们严词拒绝了日本的邀请。

张若名曾对自己的丈夫说道：我宁愿自己在家里埋头读书写作，也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蒋介石为了慰问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在北平办了一次茶会，而张若名也在受邀之列。

1948年张若名夫妇受云南大学的邀请，前往云南大学任教。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若名又在青年时期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静心钻研，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

她在云南大学创办了文艺批判教研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也成为了中国最早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

在云南大学的教学工作中，他们夫妻二人十分恩爱，丈夫也知道她和周恩来的过往！

但是杨堃心里清楚妻子的为人，因此对这段过往也毫无介意之心，并且还和周恩来以朋友相称。

1955年对新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受到亚非国家的邀请参加万隆会议，周总理正是此次代表团的团长。

本来总理是直接到香港坐专机去往印尼的，但是因为临时有事而改道云南前往东南亚再从东南亚转到印尼。

在前往东南亚的途中，代表团的专机在云南停留了一段时间。

总理趁这个机会，来到了老友的家中看望张若名夫妇！

随后，总理和陈毅元帅在云南大学负责人的带领下来到了老友的家中，一进门周总理率先开口道：我代表我们家的小超问若名姐好！

听到老友还一直牵挂着自己张若名十分感动，连忙招呼总理和一道同来的陈毅元帅。

在这里，不仅是总理和张若名进行了友好的交流。

作为诗人元帅的陈毅年轻时也在法国待过，对法国文学十分感兴趣。而此时，自己面前就有一位大师级别的人物，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不进行一番探讨呢？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从国家大事、民族振兴到家庭琐事、柴米油盐聊得十分尽兴。

在谈话的最后时刻，总理问张若名：“多年不见，你愿意回北京工作么？如果你愿意回去的话，你可以任外交部的外文秘书，主要接待讲法语的外宾，同时还可以兼任法国妇联的法语翻译，而杨先生你可以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嘛！”

听到总理的问话以后，作为丈夫的杨堃自然是愿意的，可是张若名却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热爱的文学研究工作以及教学工作。

张若名婉拒了老友的好意，随后总理也不再谈此事。

在云南任教期间，张若名先后发表的《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和《试论文学中典型性的创作过程》两篇论文广受好评。

万隆会议结束以后，总理回到北京和邓颖超谈起了自己和张若明夫妇见面的每一个细节。

邓颖超听到以后激动的问道：她怎么样了，你怎么忘记让她拍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下，他现在和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变化没有！

这就是张若名和周总理故事，他们因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在了一起，也因为革命选择了分手。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成为了多年相交的老友！也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张若名的一生开创了多个第一。在近现代的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更是开创了云南大学文艺研究的新领域！

她一生创作了多部中法文著作，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