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被解除指挥权后，周恩来深夜找他长谈：你我都不适合当领袖

1934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行动以失败告终，博古也在遵义会议之后被中央解除了指挥权。

毛泽东在同志们的拥护下，成为下一任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人，被“替换”的博古整日郁郁寡欢，干什么工作都提不起兴趣来。

在跟随大部队长征的途中，博古总是垂眸沉思，即使有人主动和他交谈，也总是摆出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

一天晚上，周恩来主动找他谈心，意味深长地说：“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适合做领袖或主帅。”

那么博古为什么会被解除中央指挥权，他又在第五次反围剿行动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一切还要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根深蒂固的矛盾说起。

一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首次统一战线，中国的革命事业得到空前绝后的发展。

但在1927年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发动政变，屠杀大量共产党员，致使国共合作破裂。

为了应对国民政府步步紧逼的剿共行动，共产党在赣南、闽西一带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苏区”成为国民党的首要攻击目标，在前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依靠灵活多变的战术大获全胜，狠狠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后来日军刻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堂而皇之地侵占东三省，中国陷入了空前绝后的危机。但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派出五十万精兵对共产党进行第五次剿杀。

有了前四次的失败经验，国民党一改传统的排兵布阵方法，采取新型的“堡垒”战术进攻。

这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盲目听从国际军事指挥李德的建议，改变前几次取胜的积极防御战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让本就在人数上不占优势的红军，深陷被动地位。

博古根据李德的误判做出错误指挥，国民党趁虚而入，带兵直逼中央革命根据地广昌。

在18天的广昌战役中，红军伤亡5000多人，最后还是没能抵挡住敌人的炮火，被迫将中央根据地拱手让人。

事后彭德怀元帅找李德、博古商量善后事宜，没想到李德仍在高谈阔论。他志得意满地讲述红军究竟该怎么组织火力，怎么组织短促突击，脸上不见丝毫愧疚。

彭德怀怒极攻心，大声反驳李德：“怎样组织火力？根本没有子弹，在敌人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没有一次获得成功！”房间里瞬间鸦雀无声。

等情绪略微平复后，彭德怀继续说：“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就这样被送掉了！”

听了这席话后，李德自知不占理，索性低下头来不再理论。

广昌失守让红军受到重创，国民党的攻势却没有因此停下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敌军的紧追不舍之下继续缩小，根本没有反击之力。

眼看“苏区”形势危机，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博古决定放弃原有的革命根据地，走上漫漫长征路。

那时正值夏末秋初，红军将士们在领导人的安排下开始为长征做准备，衣、食、住、行样样不能少，武器装备更要配备齐全。

同时中央派人与国民党驻赣南地区的将领陈济棠谈判，双方约定暂时停战协议，为红军长征争取最有利的条件。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后，长征才算开始，只见列队整齐的红军将士们穿着崭新的军服、背着同一色的背包，每个人斗志昂扬的挂着四个手榴弹，迈着大步向着目的地行进。

博古则穿着斜纹呢大衣，带着万年不变的黑框眼镜，雄姿英发地骑着马跟在队伍中间，似乎是对这次战略转移很有信心。

二

长征刚开始的一个月，红军连破国民党设置的三道防线，顺利攻克湘南地区。

蒋介石没想到红军还有反击之力，如果拖到共产党在湖南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再想有机会围剿就是难上加难了。

看到军报后，蒋介石立即授意何健、薛岳，分别派出五路军队围堵红军，形成前、后、左、右四面包围的夹击之势，迫使红军困在湘江一带。

在紧要关头，彭德怀提出建议，他觉得应该先派出主力军队向湘潭、宁乡、益阳等地挺进，找准机会进攻敌军，从而解除红军在长沙的被动局势。

等到红军占据优势以后，再对其他地方逐个击破，分散国民党的火力，从而建立根据地更有效地抵御攻击。

可博古并没有采纳彭德怀的意见，他和李德商讨之后，固执地按照原计划带领红三军团渡过湘江。

没曾想在西延山脉附近遭到了桂军的突然袭击，红军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突出重围。

一路走来，将士们原本齐全的粮草和武器消耗了不少，跟着红军随行的挑夫也忍受不了艰苦的作战环境，纷纷拿钱跑路，那些繁重的随军物资和武器装备都得靠他们自己扛着前进。

在整个队伍都身心俱疲的状态下，敌军趁虚而入，将红军围困在湘江渡口到文市的一个三角地带，大家进退两难。

为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截杀，朱德总司令只能让所有的将士们都抛下“累赘”，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冲出一条血路。

这场历时5天的湘江战役，牺牲了3万多名红军战士，他们前进的每一步都踏在血泊中。

湘江水被战士们的鲜血浸染，残缺的随军物品、文件资料和决战后废弃的弹壳、枪支，一片狼藉地散落在江面上，岸边的空地挤满了或伤或亡的红军战士。

博古看着眼前尸横遍野的场景，浓烈的悲伤和自责涌上心头，他曾经深信不疑的军事顾问——李德，竟然是造成红军失利的罪魁祸首。

长征这条路接下来又该怎么走？博古在心里无数遍地问自己，眼前的失败就如一团带着血腥气的迷雾，让他看不清未来的路。

不知过了多久，博古手一动就摸到了腰间的手枪，像是不由控制一般，他缓慢地把将枪口对准自己，大拇指在扳机附近徘徊。

碰巧看到这一幕的聂荣臻赶忙跑过去大声制止：“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儿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是啊，他是中央的领导人，那么多将士都在等着他接下来的指示。聂荣臻的话让博古瞬间冷静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

湘江战役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既不能反攻也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退到通道县城内息军养士。

外有国民党虎视眈眈，内有红军兵革满道，唯有及时调整长征战略才有可能反败为胜。

博古、周恩来、李德、毛泽东等人就地开了一个“飞行集会”，李德在会议上指出，红军应该直接从通道县城转向后方北上，与红二军团汇合后借力打击国民党。

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很可能会陷入敌军的包围圈，让红军再次陷入绝境。

毛泽东直接反驳了李德的观点，根据周边的实际情况指出，湘西边上的村民、寨民都有土枪土炮，他们在长期反动军阀的影响下，难免会对共产党有所不满，如果产生武装冲突对红军是不利的。

加之国民党军队已经在长期的对抗中熟悉了红军的步调，必然会在北上的途中设置埋伏，届时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如果红军从贵州黎平辗转北上就可以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冲突，国民党在此处分布的兵力最少，红军可以占据主动地位，从而实现避险求安的目的。

博古这次罕见的没有轻信李德，在仔细听完大家的讨论后，他决定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我们就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奔赴贵州黎平，放弃去湘西的计划。”

事实证明毛泽东提出的行军路线是正确的，两天后红军顺利攻破驻扎在贵州的国民党军队，之后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继续向西挺进，成功攻克了遵义。

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以来，首次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中央决定先让部队在这里好好休整一段时间。

期间周恩来向博古提议，在这里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前期战略转移中失败的经验，调整好红军以后的行军路线，让中央内部领导的意见达到高度统一。

但他没想到就是在这次会议中，中央军委的指挥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

1935年1月15日晚上，博古、毛泽东、朱德、李德、邓小平、刘少奇等人聚在一个简陋的会场里，正式召开遵义会议。

这个会议室仅靠着一盏灰暗的旧式煤油灯照明，中间摆着一张年代久远的长方形会议桌，四周随意地围着一圈靠椅和长凳，几十个人就挤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

坐在长桌中间的博古最先发言，他对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行动中的错误指挥做了深刻的检讨报告，又分析了在当时处境下，导致他判断错误的客观原因。

博古读完汇报后，并没有人向往常一样热烈地回复和响应，在严肃、紧张的氛围里，他的手掌微微有些沁汗。

过了一小会儿，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挨个儿站了起来，相继发表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的看法。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对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进行了严厉批判。

毛泽东在会议中，用前四次反围剿行动的胜利，尖锐指出正是由于李德在军事战略中的多次误判，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和长征途中牺牲巨大。

会议在一声声的批判中到达了高潮，许多人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立场，一向沉默寡言的朱德总司令也明确表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在跟着走下去！”

博古在行军途中屡次轻信李德、否决毛泽东的正确提议，本来就让许多人心生不满，朱德这句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周恩来紧跟着朱德的话，严肃说道：“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听着这些直白的批判，坐在长桌正中央的博古脸色逐渐变得难看。

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德缩在会议室的门口夹着一支烟，唉声叹气地抽着。

他尝试着站出来大声反驳，但一想到那些牺牲的红军将士，只能偃旗息鼓，默不作声地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在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后，会议一致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最终决定由毛泽东任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朱德任中央军委，博古的指挥权被撤销。

博古虽然没有对最终决策提出异议，但心里总是有一些不甘的，所有的同志都在批判他的错误，难道曾经那些呕心沥血的付出就要被指摘的一无是处吗？博古陷入沉思。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博古都处于垂头丧气的低迷状态中，不愿意主动和战友说话，得了空闲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周恩来注意到了博古的情绪变化，特意挑了一个空闲的晚上找他谈心。

当时博古正独自坐在房间里发呆，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他一打开门就看到了周恩来的笑脸。

周恩来知道他心情不好，进到房间里就安抚似的拍了拍博古的肩膀，两人像寻常朋友一般随意坐在凳子上。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你在军中威信很低，继续做总书记已经不可能了。”

没等博古回话，他接着指出博古因为前几次的错误指挥失去众人的拥护，中央领导人不可能总是听从国际的指示，没有丝毫自己的见解，到头来还是要被人家说做得不好。

博古噤声听着周恩来的话，陷入思考，看着他严肃的表情，周恩来又笑了一声调侃道：“这个书记不当也罢，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适合做领袖或主帅。”

他把自己放在和博古一样的处境下作比较，让博古一下子感到轻松许多，神情渐渐放松下来。

那天谈话的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其实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成为真正党的领袖。”

言外之意便是，毛泽东是真正适合当领袖的人，也是真正能够带领军队打胜仗的人，博古虽然不能成为领袖，但依然能够继续为党的事业发光发热。

纠结了这么长时间的博古，在周恩来的暖心安慰下，终于不再执着于自己手上的领导权，隔天就到办公室爽快地交接了事务。

后记

博古的“退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让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时期。

刘伯承将军曾写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

毛泽东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险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屡出奇招让敌军处处受限。

当时国民党军队有40多万兵力，我军仅不到对方的十分之一，差距悬殊到敌军都以为共产党必败无疑。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下，红军顺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成就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传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遵义会议拯救了一个民族的未来。